偉大的“情人牆”
除去一般城市居民的心理特點，又除去中國南方人群的心理特點，上海人身上還能剩下什麼“隻此一家，別無分店”的素質呢？
我想來想去，想到了一點，就是文化創造能力。
凡文化都是人創造的，反過來說，凡人群必有文化創造能力，怎麼能把“文化創造能力”列為上海人特殊的素質呢？但上述定義是從廣義上說的，從狹義上說，個人與個人，人群與人群，時代與時代，文化創造能力的強弱高下自有很大的不同。這裏說的文化創造能力，是指無論從縱向還是從橫向看，都具有明顯創意的行為指向。這種創意行為指向還不是現在流行的“領潮”一詞所能概而括之的。“領潮”還有恰逢機遇的意思。“領潮”的行為固然大多具有創意，但也有並無創意，隻是從他方模仿而來，或舊翻新，卻在此時此地被視為新鮮時令貨的。而創意行為也並不都能恰逢機遇。這些行為從表麵上看，似乎與傳統沒有明顯的借鑒與繼承關係，在同時代中也往往標新立異，孤芳自賞，不為其他地區的人們所認同。倘聯係到中華民族是個背有沉重的曆史包袱的民族，是個拒斥創新，習慣於“代聖人立言”的民族，以往的許多文化史上的革新運動常常打著複古的旗號，那麼，上海人這種敢“第一個吃螃蟹”的精神是相當難能可貴的。
在我所看到的表現上海人這種文化創造能力的現象中，外灘的“情人牆”是最為典型的。
“情人牆”曾經是那樣地名聞遐邇，堪稱上海的一大景觀。記得在80年代初，我去見北京來的兩位編輯，他們問我往外灘去怎麼走。我提出陪他們到外灘去觀光，他們說白天不去，要晚上去。我說晚上江邊沒什麼燈，黑魃魃的大樓無景可看。他們說，我們不去看大樓，大樓以前我們來上海看過，我們去看人。爾後他們嬉笑著問我，聽說到了晚上，外灘防洪牆旁都被一對對男女占滿了，相互之間插不進一個拳頭去，是不是這樣？我說，這有點誇張，但也差不多。他們不禁大驚小怪地問：“那可怎麼談對象呢？”我一時被他們問得茫然起來，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從那時開始，我才知道這個在上海人看來十分自然的現象，在外地人（哪怕來自首都北京）心目中是很怪異的，足以吸引他們興致勃勃地去參觀、驗證。以後，我對此事留了心，發現並非這兩位文化人特別好奇，大多數外地人都對此有濃厚的興趣，其興趣恐怕不亞於日後人們蜂擁去看穿比基尼泳裝的健美表演。隻差沒把它編成順口溜廣為傳唱，例如可編成：“上海一大怪，處對象江邊挨個排。”直到三年前，《正大綜藝》做到上海的節目，趙忠祥還特別提到了“情人牆”，其實“情人牆”那時在上海已是曆史的餘響了。
因為有了外地朋友的視角作參照，“情人牆”的非同尋常之處才在我的意識中凸現了出來，使我要追究這一現象背後的意義。因而，我現在相信，在文化史上，“情人牆”並沒有時過境遷，它將永葆青春。我和同時代的上海人都曾做過“情人牆”上的一塊磚。今天，隻要讓我們重新置身到這樣的
情境中，便能深切體會到上海人文化創造能力之偉大。
產生“情人牆”有這樣兩條客觀原因：
第一是上海人生存空間的狹小。上海人普遍住房條件窘困，當其時也，兩代人或三代人同居一室之中習以為常。男女青年到了談戀愛的年齡，如果上對方家裏去，就必須在那些家人的目光關注下呢喃低語、眉目傳情，其尷尬可以想象。無奈何隻能到戶外去。那時的公園，除了盛夏，晚上一般都不開門。即使夜公園開放期間，黑燈瞎火的地方也經常有“文攻武衛”戰士、民兵、糾察、聯防隊員來巡邏，以保證公共場所不受精神汙染。情侶們在避人處作的一些親昵舉動，若在照來掃去的手電筒雪亮的燈柱裏曝光，引來的麻煩，也許足夠讓臉皮薄者尋死覓活，讓意誌弱者破罐子破摔。這種悲劇，在那時並非沒有發生過，盡管讓今天的妙齡青年聽起來好像天方夜譚。其時又沒有咖啡館、酒吧、舞廳、迷你影院可泡，故而情侶們大量涉足的活動場所隻有馬路，於是“蕩馬路”就成了談情說愛的代名詞。（今天這個詞也像“情人牆”一樣從曆史舞台上退隱，取而代之的是“找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