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新求變與見異思遷
我認為上海人是“以上海話為內心言語”的文化人群，一位朋友對此有不同意見。他認為情況恰恰相反，當他用言語同人交談時，習慣使用的是上海話。在一定的場合，必須使用普通話時，他或許會說得疙疙瘩瘩，出現表述的困難。但他一人獨處，閱讀、寫作、思考問題時，他聽到的內心的聲音，則是標準的普通話。所以他認為上海人是以普通話為內心言語的。
這位朋友對文化人類學素有研究，他的異議不禁使我惶恐。他說的情況的確存在。正如葉聖陶先生所說，作文就是寫話，落筆的時候，內心需要默讀，遇到不順時，要一遍一遍地讀，讀到感覺順暢了為止。我此刻一邊寫字，一邊就在默讀，而默讀的聲音，地地道道是普通話。這道關口如果繞不過去，“內心言語”的說法（盡管我認為有點“標新立異”，十分得意）就隻好放棄了，對“上海人”的定義也隻好重起爐灶。
但經過一番緊張的思考，我覺得還是闖過了這道關卡。關鍵是要對“內心言語”再作定義。並非沒有說出口來，但內心能聽到的言語就是“內心言語”。“言語”，按《辭海》中的解釋，是“指人們的語言實踐，即個人運用語言的過程或產物。索緒爾首創語言與言語相區別的學說．認為言語 (parole)是人類語言機能(langage)的個人部分，是心理物理現象，它區別於作為心理社會現象的語言(langue)，即語言機能的社會部分。爾後，言語一般被用來指稱語言的個人變體，言語中除包含社會公認的語言體係外，還體現人們運用語言的具體特征，如發音的過程、特點，表達的風格、技巧，以及偶然發生的非語言因素等。言語亦有被用來專指言語行為、言語作品或言語作品的表達形式的”。文縐縐地那麼一大套話，我的理解是，言語是有個性的，所以它適宜於表達情感。語言是無個性的，所以它可以用來作縝密的思考，作理性的表述。上海人在作思考時聽到的內心聲音是普通話，正說明普通話對上海人來說還是規範的語言而不是內心的言語。一旦他動起感情來，上海活就會從內心噴湧而出。關於這一點，我在前麵《上海人魂係上海話》一篇中已有詳述，不再贅言。
然而這位朋友的話倒提醒我，在今天看來已相當成熟的上海話，也許還隻處在初級階段。過若幹年，說不定麵貌還會有大變化。恐怕還不能像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政策，保持50年穩定不變。難說，實在是難說。
因為有種種跡象表明，上海話的地殼層已出現了裂縫，變革的岩漿正在地底下悄悄地湧動。
第一個跡象是我們的下一代——上海的第三代或第四代移民，他們的普通話已說得相當純熟，純熟到日常口語中普通話的比例已占到二分之一左右。我們這一代說普通話吐字不準，翹舌音不翹舌音，前鼻音後鼻音，“王”和“黃”等都分不大清楚，即使發音準了，四聲也常常會搞錯，所以，平時說話不大願意講普通活，恐怕出洋相，普通活就漸漸變成了內心的聲音。在他們這一代，這問題就基本上不存在了。他們可以把普通活和上海話說得一樣流利，甚至更流利。他們在學校裏無論上課下課，是回答提問還是同學間交談、打鬧，基本上說的是普通話。隻有回到家裏，應答我們大人，才用上海話，這個上海話也不純粹，裏麵會自然而然地夾進不少普通話。譬如，我兒子就願意用普通話叫我們家長為“老爸”、“老媽”，不像我們小時候叫家長為“阿爸”、“姆媽”，這倒不是學港台派頭，而是這樣說他們覺得可以同普通話接軌，更為順口些。在我們青少年時代，少數幾個操著南方口音普通話的同學，都是幹部子弟，顯得與眾不同。在他們這一代，這已習以為常。最近我到兒子就讀的中學去，在校園裏看一群群男女學生在前麵走，嘰嘰喳喳地說的都是這種普通話。恐怕平時操純粹上海話的學生夾在其中反顯得有些“老土”了。10多年後，當這一代上海人長成，占領了上海社會的各個角落、各個層麵，上海話的麵貌能不發生變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