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與擠車
股市曾一度成為上海壓倒一切的中心話題，可以說，三個以上的人湊在一起聊天，十分鍾之內不議論到股票，能夠成為一條與“人咬狗”有同等價值的新聞。
股市瘋了，股市使整個上海都瘋了！
就在股指飆升，發燒熱度達到最高點的時候，稍具思想的人其實一眼便可以看出，這一切都是海市蜃樓，轉眼便會化作泡影的。人們隻要肯想一想即可知道，現在大家熱衷交易、議論的真是股票嗎？與其說是股票，還不如說是彩票。從理論上說，股民購買股票，圖的是比銀行存款更高的利率。如果購股的平均得益率不高於銀行利息，人們就不會冒著風險把錢從銀行裏取出來。因此，在正常情況下，股民第一看重的是所持投票的股息與紅利，所以要留心研究上市公司的年度財務報表等經濟信息。股票有個價值，那就是麵值加股息與紅利。股票價格雖有漲落，並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風潮、大戶操縱等因素的影響，但歸根到底還得圍繞著股票價值上下浮動，之間的悖離不會相差十萬八千裏。用今天的股評家們教大眾的術語說，叫做“一級市場製約二級市場”。但在上證指數將近2000點的迷亂顛狂的日子裏，股市哪有什麼一級市場？市百一店發行溢價原始股票，價格將近麵值的9倍，試問哪個企業可以創造出這樣好的經濟效益？但人們依然蜂湧去哄搶，因為在二級市場上，豫園股票的最高價格曾達到麵值的100倍。當其時也，哪個去購買股票的人，不是對股息、紅利抱毫不在乎的態度？一種股票，可以讓持股者對其投資回報忽略不計，這種股票還能稱得上是股票嗎？
不是自吹，我是當時比較孤立的明眼人中的一個，這也許和我生性保守有關。但我決不明哲保身，而是積極地向周圍人宣傳我的觀點，這大概又和我好為人師有關。因為我比較善於把自己的意見組織得有板有眼，有條不紊，振振有辭，所以不同意我觀點的人大多含糊一笑，不和我正麵交鋒。也有聽不下去和我爭論幾句的，一般也多取守勢。開始，對這種奇特的現象，一些股民說，那是因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社會主義的企業是不會倒閉的，所以盡管放心大膽地買股票，篤定泰山地賺大錢。後來，說這話的人少了。上海人大多有經濟頭腦，長於計算，這筆帳一算便能算出來，若要指望股息、紅利，那麼早就蝕煞老本了。也就是說，企業經營狀況如何，早跟你手中的股票脫離了關係。企業不倒閉，照樣可以叫你蝕得跳樓。上海人樸素地認識到這條經濟原理後（那時的股評家除了泛泛地叫幾聲“股市有風險”外，並沒有從理論上給股民們以太多的指導。也許他們還沒有能完全消化、熟練運用那一套理論術語，也許他們覺得股民們不會有興趣聽那些掃興的話，也許他們的注意力更集中在技術操作上……），便改為信奉另一句話：“先買的人賺後買的人的鈔票”。這句話看起來似乎比前一種說法更接近真理，但仔細想想，其實也更危險。因為入股市的先後沒有一條絕對的時間界限，不像早些年加工資，某一檔劃到某年某月某日參加工作為止。誰也說不上哪天入股市是為領先或趕上了末班車，哪天入股市就失之太晚了。於是，又產生一種“掩耳盜鈴”的說法，認為隻要買原始股就一定能發財。但是，沒有後來者，便無所謂先行者。大家都隻想買原始股，都對二手、三手股懷有越來越大的疑懼，這就預示著原始股揭蓋（上市交易）後身價連翻幾個跟鬥的好日子將一去而不複返了。由於上海有一批購買第一次認購證的人發了大財，所以後來一張認購證最高的黑市價達到萬元以上。我當時便預言，半年一年後，溢價原始股票終將成為濕手沾上的幹麵粉；而花萬把元購進一張認購證的人，到那時患上“廣泛性焦慮症”（第一個自殺殉股市者的死後病情診斷），成為金融體製改革過程中的不必要的但又很難避免的犧牲者，應該說發生的概率會很高。我把這預言寫進文章，登在上海報刊上，向廣大做著發財好夢的股民發出警告。我這警告不能說不及時，文章刊出一兩個月後，上海股市就進入了第一個熊市，一時有許多人跑來誇我的英明，但我知道，這英明其實沒能發揮什麼作用。我在那篇文章裏還轉述了數年前發生在浙江某地農村的一個悲劇。一個文化程度肯定不高的農民，想出了一個名為使別人實質使自己迅速致富的主意，誰借給他一萬元錢，半年後他就還兩萬元。他的事業竟迅猛地發達起來，直至發達到人們從四麵八方向他所在的村莊擁來，排著長隊要將錢借給他。成疊成疊的錢，來不及點數，就用尺來量個大概。這場鬧劇最終當然以悲劇收尾，想出這個歪點子的人自然再無活理，但又有多少人陪著他傾家蕩產、命赴黃泉！我在文章中說：“今天的股市與當年的鬧劇毋庸說有質的差別，但就卷入者盲目的想穩發大財的心理而言，則又多麼驚人地相似！當年有多少上海人笑話報道中所寫的農民的愚昧，今朝，輪到上海人利令智昏，我看大家愚昧起來，毫不比前車遜色。”我對上海人有偏愛，一般寫文章護短揚長的多，這段話對我來說是已經痛心疾首，聲色俱厲了，可惜還是不能在事前起作用。哪怕熊市一來連連讚我英明的人，牛氣一升，立刻將那領教過的“英明”拋到腦後。究其原因，就是由長年累月擠公交車而形成的情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