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增補部分
可可西裏與上海的共同守望
看完《可可西裏》，我就想到，上海也許會因此掀起新一輪的“尋找男子漢”的熱潮，以後，我就一直關心著傳媒對此片的評論。可謂好評如潮，但有從環保角度說的，有從影片編導演的藝術追求角度說的，也有從英雄主義的絕唱角度說的，說的都有道理，卻好像總讓人感到有點不滿足。
缺少些什麼呢？我問。記得從影院裏出來，遇見幾位朋友，都不約而同地說，震撼，好久沒看到這樣的震撼人心的影片了。震撼，當然大大超過觸動，我覺得從報上見到的對影片的各種反應裏，似乎都太客觀了些，多的是評價與讚揚，少了點聯係與觸動。也許，在可可西裏雪線荒原守護藏羚羊的英雄好漢，太崇高了，我們隻能“高山仰之”，難以“景行行止”，所以感動之餘，不是有效仿的衝動，反慶幸自己能生活在大都市的溫柔鄉裏。
現代文明有這樣一種消化功能，對高尚行為的讚歎，產生自己能認同高尚，也即同樣高尚的幻覺，五分鍾的熱度與感動，隻是對依然故我鍍上一層亮色，英雄與崇高都在被接受的同時被消解了，或者說在被消解以後才被接受。我們現在經常能聽到這樣的話，某某英雄（勞模、先進人物、烈士、領導幹部）“也是人”，好像使他們成為英雄等人物的行為不是“人”所能做到的，而是神才做得到的。這話其實就像說“好人沒有肚臍眼”一樣，是現代人缺乏崇高情感的一種自我安慰。在這樣的話語裏，“人性”的標準其實已降得很低，已經不是文藝複興時代的有理性的處於宇宙中心地位的萬物之靈長的特性，也已不是“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或“一半是神性，一半是獸性”，不過是能強詞奪理、自圓其說的獸性而已。
當然，比起“我是婊子，但我敢說出來，其實每個女人都在出賣肉體，差別隻在怎麼賣，所以我比其他女人真實、坦率，因而也有道德”的諸如此類的宣言來，前者還是很有道德感與正義感的，而後者正實際上時髦著，被一些文化販子看好並炒作著，喧囂與躁動著。在這樣的背景聲中，《可可西裏》這樣的無伴奏男聲小組唱，能讓觀眾有五分鍾的傾聽，五分鍾的屏息靜氣，真是相當不容易了。
但導演陸川大概不會滿意這樣的效果。他把已經拍好的大量的感情戲、情節戲都剪去，我想他是要取得現場實錄式的真實感。這個從上海出去的青年，也許認為唯有真實才能打動上海人，才能使他們聯係與改變自己的生活價值觀。他當然不會期望上海人看了他的電影，紛紛跑到可可西裏去當守護藏羚羊的誌願者，但他肯定希望上海人（尤其是青年）聯係自己的生活，改變現狀的庸俗。打動是打動了，聯係則未必。是不是東部僅高出海平麵的上海與西部雪線上的可可西裏生活方式差距太大，實在聯係不上呢？我認為不是，而是現代城市人的心智能力弱化太厲害，不敢直麵可可西裏的勁風傳來的啟示。
我覺得“守望”這一姿態，對上海人就有特殊的意義。前不久，我聽一位朋友說起這麼一件事。原單位換牌子，職工都被遣散，他隔了兩年多，好不容易在網上找到一份工作，在一家物流公司當一個倉庫的小頭頭。幹了兩個月，這家公司因為生意原因要裁員，正好有客戶投訴，經理明示他去調查，借此機會將這幾個員工裁了，但他調查的結果，責任在客戶一方，幾個員工都是無辜的，他明知如實彙報經理會不高興，但還是這樣作了。果然，到三個月試工期滿，經理對他說，可以與你簽正式聘用合同，但要降一級工資。他知道經理是為了他不能忠實貫徹領導意圖而給他做規矩，盡管失業的壓力他深有體會，盡管這份工作來之不易，盡管他知道怎麼能屈能伸、與經理搞好關係，但他覺得這是對自己人格的侮辱（他就是這麼對我強調的），毅然拒絕了這個條件，離開了這家公司。員工們知道他為了給他們說公道話而要離開，都要請他吃飯、給他餞行。他說，吃飯就不必了，但上麵存著這份心，看來你們在這裏也不一定能做長，還是早打算，早點找其他出路的好；不過，萬一你們以後遇到這種事，一定不要為了保全自己，做損害別人的事。這樣做，不一定能保得了自己，而損害別人，不說因果報應，自己的良心上有愧疚，是會使人生病的，這就是因果報應。他說給我聽，眉宇間有得意之色。我覺得他的這種得意之色，很了不起，很英雄。這也是一種守望。守望藏羚羊是保護自然生態環境，守望道德是保護自然人文環境。守望藏羚羊業已成為社會主流話語，守望道德從雷鋒時代到現在，一直被許多人在心底裏認為是傻子行為，於今更烈。其實，守望藏羚羊者，都是出於守望道德這一種動機，陸川要“質感”地表現的正是這種行為的本質力量。守望道德，就不用千裏迢迢跑到雪山上去，同時也不能以上海的物質條件太好，來為自己的精神萎靡作辯解。而從另一個角度說，在溫柔鄉裏要保持骨骼的堅挺，也許比在深山荒漠中更難。上海是英雄的一個關口，能從這裏闖出來的英雄，一定是大寫的“人”。
200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