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看待“上海話”熱
交流是件好事。前一階段，我看到報刊上討論保護上海話的問題，上海市教委也將此列為一項計劃，就撰文對此發表意見。我的意見是，方言是活在人們口頭的語言，因此是不需要保護的。而方言是在不斷更新的活的語言，因此，任何要將方言標準化（必然凝固化）的保護措施，與方言特性是相違背的，所以至少是拔苗助長式的，或水中撈月式的。今天的上海青少年日常不能說“標準”的上海話，並非值得憂慮的現象，很可能是上海話的發展趨勢。方言朝什麼趨勢變化，或者拒絕變化、很少變化，是使用這一方言的人群的自然選擇，隻能預測，誰也無力改編。
我本來覺得，我的觀點是我對上海話比較深入的思考、研究的結果，邏輯性也很強，是站得住腳的。在參加上海師範大學召開的上海首爾文化比較研究的國際研討會期間，我與力倡保護上海話的學者（如上海大學的錢乃榮先生）有了麵對麵交流的機會，弄清楚我們的立場、意見其實有更多的共同之處。促使他們提出這一問題的，是他們在調查中發現，有些中小學語文教師，把學生作文中出現的上海話詞彙批為錯誤，聯係到上海今天的中小學生說不好上海話，他們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所以發出呼籲，發起討論。因為今天的上海孩子說不好上海話的現象比較突出，容易引起上海人的關注與共鳴，因而討論自然而然地凸現了這個問題。盡管我仍然認為討論的緣起與問題的提出在邏輯上有偏轉，所要討論的問題，在我看來其實不是保護上海方言的問題，更不是上海話發音、構成標準化的問題，其實是上海話進入現代漢語書麵語、方言進入雅言的合法性、必要性問題。如果問題是這樣提出的，那麼我與錢乃榮先生等主保派的立場、觀點可以說是完全一致的。可見我們在實質上是沒有分歧的，在熱愛上海話、把上海話擺在很高的文化地位這一點上，我們是共同的。對這個話題我也是有興趣的。所以我覺得交流很重要。
現在我來談談對上海話進入現代漢語書麵語、方言進入雅言的合法性、必要性問題的看法。
其實，方言進入雅言，在語言學裏可能是個不言自明的問題。“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方言就是雅言這“方塘”的“源頭活水”，以壓製甚至消滅方言來保護母語（雅言）的純潔性，不啻是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簡直是堵塞源頭，自取涸竭。別的不說，就說朱熹的這首詩裏，“渠”就是一個方言詞，宋代方言尚且能大模大樣地登入詩的殿堂，到提倡白話文八十多年後的今天，方言詞彙卻被攔在中小學生作文的門外，這是哪家的理？
具體來說上海話，我在寫於1993年的《話說上海人》（1995年在此文的基礎上擴展為《上海人》一書）一文中提出，上海話很可能是南宋成型的杭州話以後，在中國大地上唯一形成的新方言。造方言難於造長城，不是誰下決心、下命令可以辦到的。一種新方言的產生，標誌著一種新的文化形態的誕生，上海話的產生標誌著現代城市文化在中國誕生。所以，可以說上海人對近現代中國文化的貢獻，首先當推上海話；而中國近現代首屈一指的文化成果，可能也是上海話。現代漢語（當代雅言）的成型，上海話實際上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不是上海話有沒有資格進入現代漢語書麵語的問題。我這麼說，第一是因為當初創立現代漢語（白話）的原則，第一是采自活的口語，其次才取仍在普遍使用的成語與文言詞彙，再次是取過去的書麵語（因無可替代）與外來語（因一時難以傳神地翻譯）。上海話自然在首選之列，而且因其最能反映時代新現象、新文化而在首選的首選。基與此，後來被封為語言大師的四位作家中，風格在上海成熟的作家就占了二位：茅盾、巴金。而他們的風格一直被視為現代漢語的標準問題，猶如書法中的楷書。出現這一現象絕非偶然。而要說他們的作品拒絕上海話進入，或者說他們的作品不受上海話的影響，他們的語言風格不反映、不表現上海話的語言美，這是難以令人置信的。如果拉上魯迅，上海話在現代漢語中的地位就更重了。就是與上海關係並不太深的毛澤東，也在他的著作中使用上海話裏的詞彙，如“癟三”。由“癟三”，我想到了“垃圾”。《現代漢語詞典》、《辭海》等表音為lā jī，上海話讀作lǎ xì。這次我到台灣去，才知道他們讀作lē sè。我覺得lē sè的讀音應該是“垃圾”的本音，因為上海話裏有個詞讀作 lè sè diāo xī，寫出來應該是“垃圾吊死”（意為吊死在垃圾這棵樹上，即吝嗇）。我回來查了一下《漢語大字典》，古字書《龍龕手鑒》注明，“垃”，郎合反，讀lē。所以，很可能上海話把“垃圾”錯讀為lǎ xī，傳到北方又訛為lā jī，所以在《現代漢語字典》、《辭海》上的“垃圾”標準讀音，很可能是以訛傳訛的結果。但真是如此，倒也可見上海話對現代漢語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