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革命前夜，山雨欲來
回首往昔，兩次鴉片戰爭之後而有洋務運動，甲午中日戰爭之後而有戊戌變法，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之後而有新政改革，清政府在多次戰爭的殘酷打擊下，似乎形成了一種條件反射。但前兩次改革都失敗了，怎樣避免新政改革重蹈覆轍，已成了時人心中最為關注的問題。
第一節苟延殘喘——清末新政
國難當頭思變法
歲在庚子，當人類進入20世紀，經過兩次工業革命的西方世界，已經率先進入了電汽化時代。工業革命的發展，徹底改變了農耕社會的生產方式，它與資產階級革命一起，在生產力及生產關係兩條線，共同影響並改變了整個西方世界，將世界帶入了近代化的浪潮中。
兩次產業革命讓英國一躍而成世界霸主，大英帝國的國旗飄蕩在地球的每一個角落，而這時的德國和意大利實現了統一。美國進行西部開發，領土得到迅速擴大，並且國內經濟愈見生機與活力，其勢直追英國。而我們的近鄰日本，通過明治維新開始崛起，經過20多年的努力，完成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各領域的改革。在19世紀下半葉，日本抓住了曆史的機遇，登上了近代化的列車，步入了世界強國的行列。
此時的中國，康雍乾盛世早已是明日黃花，太平天國的硝煙未冷，中法戰爭、中日戰爭的轟轟炮聲猶在耳邊。而新世紀給大清王朝的第一份“大禮”便是戰爭，而且是大戰。這年夏天，由英、美、德、意、日、法、俄、奧組成的八國侵華聯軍，用猛烈的炮火轟開了北京城門，慈禧太後隻得帶著光緒帝和一幹親信仆臣，倉皇逃至西安。這個拖著沉重身軀進入新世紀的王朝，現在已經沒有心力展望未來，內外交困，生死存亡係於一瞬，如何救亡圖存，才是掌權人麵臨的最嚴峻的問題。
自從京城被攻陷後，地方的紳民和督撫大臣、駐外使臣都紛紛上疏，請行新政。“有擬東南士民與政府書，意行新政”。駐日公使李盛鐸致電張之洞稱，希望“請降懿旨，采用西政西律”。張之洞於是與劉坤一、袁世凱、盛宣懷等人聯銜會奏籲請“於和局大定之後，即行宣示整頓內政切實辦法，使各國鹹知我有發憤自強之望，力除積弊之心”。
不久，北京談判終於有了結果。在李鴻章的多方斡旋之下，議和之局終於達成。西方列強提出巨額賠款和一係列不平等條約的同時，也敦促清政府實行新政改革。
新低，國內外的革命力量風起雲湧，再不采取措施，大清的氣數將盡矣。在各方勢力的促動之下，慈禧太後動搖了。但她還顧慮著那一幫子本與自己一樣堅決反對變法的王公大臣，要是他們反對，該怎麼辦？她試探著征求他們的意見，出乎她的意料，為首的軍機大臣榮祿和戶部尚書鹿傳霖都對新政改革表示“讚成”。他們也很清楚，眼下的危局已容不得反對，覆巢之下，豈有完卵？
各方意見達成一致，慈禧太後終於下定決心，於1901年1月29日，以光緒帝的名義發布上諭，祭起了新政改革的大旗。
上諭中稱，“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倘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轍，空言塞責，省事偷安，憲典具存，朕不能宥”。句句切中肯綮，無論最終切實推行與否，但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變革就此拉開序幕。
坎坷的第一步
慈禧而讓人疑惑的是，就在不到三年前，慈禧太後才當了一回扼殺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發起的維新變法的劊子手，此刻怎麼會搖身一變，而為新政的搖旗呐喊者了呢？為了掩飾這種尷尬，慈禧太後在上諭中強調，“變法自變法，康有為謀逆自謀逆”，不但將兩者的關係撇得一清二楚，甚至還對維新派反咬一口。
在這非常時期宣布變法，本就足以讓人懷疑這不過是一場政治秀，況且戊戌政變的陰影依然讓人們的心頭拔涼拔涼的，事關身家性命，人們不得不小心揣摩聖意，以至於在上諭規定的兩個月答複期限內，竟沒有一個地方督撫大臣奏複。
慈禧太後預想的華麗轉身並沒有贏得滿堂喝彩，不免惱羞成怒，再次發布上諭，強硬要求“迅速條議具奏，勿再延逾觀望”。
但朝廷的威信已經不複當年了，慈禧太後怒歸怒，迫於形勢，她不得不同時進一步表達改革的誠意，諭令設立督辦政務處，作為未來新政的領導機構，並派慶親王奕劻、李鴻章、榮祿、崑岡、王文韶、鹿傳霖等為政務大臣，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後加入）“遙為參預”。
這個豪華陣容看上去很好很強大，實則大部分都是耄耋老翁，離天命不遠矣。從1901年至1903年，隨著李鴻章、劉坤一、榮祿這三位最重要的能臣相繼去世，實權一下子落到了奕劻、張之洞和袁世凱的手上。而張之洞此時也年近天命，氣血已衰，奕劻又倚重於袁世凱，實際上到了後來隻是袁世凱一人獨大而已。
督辦政務處的設立，稍稍消除了地方督撫大臣的疑慮。沒過幾天，時任山東巡撫的袁世凱率先上奏，提出了自己關於新政改革的具體建議。既然已經有人做了出頭鳥，其他人也就不能再沉默下去，閩浙總督許應騤、浙江巡撫餘聯沅、兩廣總督陶模等各省督撫都相繼上奏，勉強發表一下意見。
但有兩個人並不急於表態，他們是地方督撫中聲望最高的兩江總督劉坤一和湖廣總督張之洞。兩人作為督撫中僅有的兩位“參預”政務大臣，朝廷之重和聲望之隆並非浪得虛名的，又怎麼能人雲亦雲，隻求苟安？
於是，兩人一合計，決定江、鄂兩地聯銜會奏。主稿者張之洞審時度勢，一方麵派耳目窺測上麵的意思，一方麵與各省督撫互通聲氣，力求不偏不倚，免得傷了和氣。在此基礎上，張之洞再“薈萃眾說，斷以己意，日撰一條，月餘始就”。
這樣又折騰了近三個月，兩人才於7月中下旬上奏，這就是著名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這個折子包括三折一片，第一折關於“興學育才”，提出了教育改革的四項措施；第二折關於“整頓中法”，提出了政治改革的12條建議；第三折關於軍事和經濟改革，主張通過向西方學習，從而達到國家富強的目的；最後一附片主張“專籌巨款”，以解決舉辦新政的經費問題。
正所謂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在眾多敷衍塞責的上奏中，劉坤一和張之洞精心策劃的奏折就像一泓清泉，讓身處濁流有水喝不得的朝廷大為欣慰，慈禧太後親自發布懿旨，責令“即當按照所陳，隨時設法摘要舉辦”。
關於如何新政改革的問題，經曆了8個多月的爭論後終於有了一個總結性的發言，劉坤一和張之洞為新政改革開了個好頭，從此《江楚會奏變法三折》作為前期新政改革的總綱領，為新政改革的切實推行指明了路向。
李鴻章
新政變法是個什麼玩意兒
1901年的夏天似乎特別漫長，此時已是入秋時節，但炎熱依然讓人心情躁動。是年9月7日，奕劻、李鴻章全權代表清政府，同11國在北京正式簽訂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賠款45億兩白銀，相當於當時每個中國人1兩。
一年前發生的巨禍由大清王朝的統治者一手釀成，而今日的屈辱由四萬萬國人共同承受，萬世的罵名由李鴻章一人背負。這位為大清王朝竭盡心血的老臣終於憂憤成疾，於當年11月離世。
稍稍讓人欣慰的是，各項新政事宜總算開展了。從1901年到1905年，大清王朝的新政改革全麵開花，上自中央，下到地方，遍及官製、軍事、經濟、法製、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麵。大清王朝似乎真的立意圖強了，它擺出了一個很漂亮的姿態。
自古政治改革先從行政改革入手，這幾乎成了一條規律，大清王朝的新政改革也不例外。從1901年7月到1906年全麵的官製改革之前，清政府陸續設立了外務部、商部、巡警部、學部、練兵處和財政處等幾個新機構；並整頓吏治、“力除冗濫”，裁撤、歸並了一些舊衙門，以配合行政機構的革故鼎新。
軍隊是國家的壁壘，大清王朝受製於西方各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軍製和武器的落後。庚子事變中，八國聯軍隻有臨時糾集起來的兩萬人，德國大部還是在北京城被攻陷後才趕到。但就是這麼一支雜牌軍竟如入無人之境，將十數萬清軍和義和團打得落花流水，讓國人臉上無光。
親身經曆了庚子事變的王朝統治者更是深刻地認識到革新軍事的迫切性，因此在1901年9月即發布了建立常備軍的諭旨；1903年設立練兵處，作為全國練兵的統籌機構。這為袁世凱練就北洋集團提供了土壤，對晚清乃至民國的曆史影響舉重若輕。此後編練新軍，革新軍製，開啟了軍事現代化。
與此同時，“興學育才”也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其中以科舉製度的廢除影響最大。1905年9月，光緒帝詔準袁世凱、張之洞奏請停止科舉、興辦學堂的折子，諭令“立停科舉以廣學校”，在中國曆史上延續了1300多年的科舉製度宣告結束。同時，興辦學堂、派遣留學生的舉措，也促成了一個新式知識分子群體，鑄造了大量新政人才和革命誌士。
振興商務、獎勵實業，變革法製、改良獄政，隨後社會生活領域內的各項改革也次第展開。
一切都是百廢待興的欣欣景象，讓陰霾的王朝上空隱隱透出希望的光暈，一個明朗的未來似乎正在醞釀。
回首往昔，兩次鴉片戰爭之後而有洋務運動，甲午中日戰爭之後而有戊戌變法，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之後而有新政改革，清政府在多次戰爭的殘酷打擊下，似乎形成了一種條件反射。但前兩次改革都失敗了，怎樣避免新政改革重蹈覆轍，已成了時人心中最為關注的問題。
新政改革燃起了國人富民強國的希望，隨著時間的推移，自強心切的國人漸漸反感於清政府漸進式的改良，西方列國也不滿於清政府在一些細枝末節上修修改改，從根本上變革體製的呼聲越來越高。
“舊瓶裝新酒”的體製內變革，終究挽救不了千瘡百孔、危機四伏的晚清中國，麵對革命運動的蓬勃發展和立憲思潮的勃興，清政府不得已迎合立憲派以對付革命，把新政推向了預備立憲階段。 第二節養虎為患——北洋軍係
落後就要挨打
1904年9月12日，練兵處會同兵部上奏《新式陸軍章程》，得到了清廷的正式奏準。自此，袁世凱作為練兵會辦，正式編練全國新軍。
然而，這並不是大清王朝第一次改革軍製，但以往曆次的改革在內亂外侵中均不堪一擊，如今的改革該怎麼才能打破這近似宿命的魔咒？王朝的統治者不得不對以往的軍製作出深刻的反思。
回首200多年前清軍初入關，區區十數萬的八旗兵創造了征服大片土地的奇跡，那是何等的意氣風發！
清朝建立後，采取“以漢治漢”的策略，沿用明朝的衛所軍事製度，各省自籌糧餉，自組防軍，形成清朝兵製裏的綠營。直到嘉慶、道光以前，綠營與八旗都是大清主要的舊式軍隊。然而，世襲的兵製和“將不專兵”的製度讓軍隊的戰鬥力迅速下降。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過慣了太平日子的清軍全線潰敗。1851年太平天國運動風起雲湧，清軍更是被打得落花流水。
接連的失利，讓清廷慌了手腳，為免情況進一步惡化，清廷隻得放手讓漢族官僚在各地督辦團練，以對付太平軍。於是，曾國藩編練的湘軍及其門生李鴻章編練的淮軍橫空出世，成為鹹豐、同治年間的主力軍。湘淮軍講究地域和血緣關係，層層隸屬，兵為將有，其製正與綠營、八旗相反，故凝聚力和戰鬥力都很強，但也儼然成了“曾家軍”、“李家軍”。
平定了太平軍、撚軍和其他一些起義後，清廷忌憚漢人地方武裝坐大，將湘淮等軍整編後分駐各地，成為防軍，綠營也被改編為練軍，與八旗兵一起，構成同治、光緒年間的主要軍事力量。
此時洋務運動方興未艾，軍隊的武器裝備改進了不少。但“同光中興”的短暫平和之光耀花了統治者的眼，竟是好了傷疤忘了痛，並沒有用心改革軍事。這時期稍有的成績，就隻有洋務派創立的北洋水師。
可惜好景不長，這支北洋水師並沒能如清廷所願，成為海上的銅牆鐵壁。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北洋艦隊在黃海和威海衛之役中全軍覆沒，日本軍隊長驅直入，輕易占領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迫得清廷割地賠款，顏麵盡掃。
昔日逐鹿中原，今日節節敗退，王朝的統治者五味雜陳。甲午一戰，國人如夢初醒，大清王朝軍事的落後，不僅僅因為武器裝備，更重要的是軍事製度。由此，采用西法編練新軍被王朝的統治者提上了議事日程。
但經曆慘烈的甲午一戰，熟悉西方軍製的將領幾乎全部以身殉國。還有誰堪重用呢？清廷隻得將目光瞄準了德國軍官漢納根，派其與朝廷大員胡燏棻共同主持編練新軍。然而，非常時期的清廷已是驚弓之鳥，再加上戈登的教訓，清廷對漢納根猜忌重重，最終逼走了漢納根，隻剩下文人胡燏棻獨撐大局。
胡燏棻摒棄了以往清朝舊軍的練軍習慣，“一切操練章程，均按照西法辦理”，倒也編練得有模有樣。清廷於是決定擴大新軍規模。1895年，胡燏棻移駐距天津東南70裏處的小站練兵，所練新軍號稱定武軍。
次年，張之洞也開始招兵買馬，在武昌（後移吳淞）一帶編練自強軍。不久，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由劉坤一續辦自強軍。然而劉坤一並不熱衷於編練新軍，所以後來自強軍並沒有大的擴充。
1895年末，胡燏棻被調去督辦津盧鐵路，接替他的便是袁世凱。到1901年，自強軍也劃歸袁世凱節製，後被編為北洋軍第四鎮。
袁世凱何許人也，為何獨得清廷的青睞？
00亂世出梟雄
袁世凱，字慰庭，號容庵，河南項城人，出生於世代官宦之家。叔祖父袁甲三和堂叔袁保恒為進士出身，堂叔袁保齡和叔父袁保慶為舉人出身。一門兩代四貴人，袁氏可謂門第顯赫。袁保慶無後，其兄袁保中於是將四子袁世凱過繼給袁保慶。
袁世凱曾先後兩次參加科舉考試，但都名落孫山，憤而將所作詩文付諸一炬，聲言：“大丈夫當效命疆場，安內攘外，烏能齷齪久困筆硯間自娛光陰耶？”1881年，22歲的袁世凱前往山東登州，投靠嗣父袁保慶生前的拜把兄弟、淮軍統領吳長慶，並得到吳長慶的重用，被委充慶軍營務處會辦。
隨後，朝鮮政局動蕩，相繼發生“壬午兵變”、“甲申政變”，袁世凱隨吳長慶入朝鎮壓。在朝鮮幫辦軍務期間，袁世凱辦事精悍果敢，應變機巧，成為吳長慶的左右臂膀，並得到直隸總督李鴻章的賞識，從此得到清廷的注目。
由於在慶軍中的幹練聲名，以及曾幫助過朝鮮李王朝編練“新軍”，袁世凱被視為通曉西法的練兵人才。在胡燏棻被調任後，即由劉坤一、張之洞、李鴻藻、榮祿等推薦，接統小站新軍。
在接任前，袁世凱也為接手新軍積極準備，曾呈上《為練新建陸軍上督辦稟》，提出“必須參用泰西軍製，始可照西法操練”。這得到了朝臣的讚賞，李鴻藻高度評價袁世凱“家世將才，嫻於兵略，如令特練一軍，必能矯中國綠防各營之弊”。光緒帝隨即批示“溫處道袁世凱既經王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創辦”。
1895年12月8日，袁世凱正式開練新軍，編製增至7000人，並改其名為“新建陸軍”。
小站練兵，成為袁世凱發跡的起點，也揭開了清軍編製近代化的序幕。
國中之“國”
十數年的韜光養晦，一朝得以吐氣揚眉，袁世凱笑看著江山如此多嬌，開始了他縱橫捭闔的人生。
袁世凱初到小站，即開始大刀闊斧的改革，先設立督練處，下再設參謀、執法和督操三個營務處和中軍、文案等職。同時設立糧餉、軍械、洋務、轉運、軍醫等局和教習處等機構，作為軍隊的後勤保障體係。他按照德國陸軍的建製編練新建陸軍，重金聘請沙爾等德國教習訓練軍隊，並統一使用標準化的槍械，力圖把新建陸軍打造成一支模範軍。
袁世凱深知人才的重要性，他在練兵的同時，辦起了炮隊、步隊、馬隊和德文四所隨營武備學堂，挑選粗通文字的士兵入學，聘請德國退役軍官擔任教習，為晚清乃至民國培養了大量軍事人才。
他還先後聘請拜把兄弟徐世昌做參謀、在朝鮮認識的唐紹儀做文案；接著，又從武備學堂畢業生中物色馮國璋任步兵營統帶，王士珍任工程營總辦，段祺瑞任炮隊管帶兼炮兵學堂監督，此三人就是後來著名的“北洋三傑”。至於原定武軍的各級軍官和湘淮勇營的舊軍人，他也任人唯才，聚集了曹錕、盧永祥、段芝貴、張勳、薑桂題、田中玉等一批人為他賣命。
袁世凱在舞台上表演得有聲有色、可圈可點，遠遠看著的王朝統治者心裏開始不舒服了。昔日慈禧的這種努力，就是為了將流向地方的軍事大權收歸中央所有，袁世凱畢竟是漢人，萬一擁兵自大，朝廷的一切努力豈不盡付東流？
因此，在袁世凱小站練兵的同時，慈禧派出滿人蔭昌，著令其從旗人子弟中挑選精壯青年，入讀天津武備學堂，以作日後的將校人才。慈禧安的什麼心，袁世凱和旁人自是一清二楚。慈禧滿以為棋高一著，卻不知袁世凱早把湘淮軍“兵為將有”的傳統繼承了個十足。
漢人練兵，滿人選將，即便如此，慈禧還是不放心，又派了兵部尚書榮祿前去小站查看，一旦有異，立即痛下殺手。
不料榮祿來到小站，即被新建陸軍的威武之容深深震撼。榮祿大喜，遂將袁世凱引為心腹，大加重用。袁世凱對朝廷的疑心心知肚明，榮祿的手下留情讓他感恩戴德，便拜在榮祿門下。
1898年戊戌政變後，袁世凱為表忠心，向榮祿獻計把京畿地區五大軍合編為“武衛軍”，並主動表示將本人所創的新建陸軍編為武衛右軍。榮祿由此對袁世凱深加翼護，後向朝廷奏請並獲準。
是年末，武衛軍統歸榮祿節製，共轄前、後、左、中、右五軍，榮祿直轄武衛中軍，袁世凱、馬玉昆、聶士成、董福祥分別統轄右、前、左、後軍。
袁世凱的投其所好，讓大清王朝的統治者找到了“中央集權”的美妙感覺，也免去了袁世凱可能被清廷進一步猜忌的危險。
次年，山東義和團鬧得沸沸揚揚，榮祿保薦袁世凱為山東巡撫，帶領武衛右軍前去“快刀斬亂麻”。這一去看似遠離了權力中心，袁世凱卻是有意無意間因禍得福，保存了自己的實力。
來到山東，袁世凱采取強硬手段對付義和團，迫得義和團轉移到天津、直隸一帶。清廷一時頭腦發熱，竟然引義和團入北京，局勢全麵失控，釀成庚子大禍，慈禧與一幹親貴慌忙西竄。
袁世凱靜觀局勢，按兵不動，反倒讓山東這義和團的老家風平浪靜。其餘武衛四軍卻沒那麼幸運了，全被八國聯軍打得七零八落，從此一蹶不振。
庚子事變之後，回到北京的慈禧隻得依靠袁世凱那唯一沒有受損的武衛右軍，以維持京城的護衛和治安。
而庚子事變中，張之洞等人策劃的“東南互保”讓慈禧大受刺激，一怒之下，於1901年下詔把張之洞的自強軍開往山東，劃歸袁世凱節製。戰爭的殘酷不但沒有損害到袁世凱，反而讓他擴充了軍容，真乃一大奇跡。
1901年李鴻章離世後，清廷任命袁世凱代為行權，作為練兵大臣，參預新政。其後正式授命袁世凱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作為政壇的一顆新星，中外都把目光投向了袁世凱。
袁世凱占盡天時地利人和，終於可以甩手大幹一場了。接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後，他立即對武衛右軍進行改革，將軍權集中於參謀、教練、兵備三處，並任段祺瑞為參謀處總辦，馮國璋為教練處總辦，王士珍為兵備處總辦，王英楷為總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