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他又上奏創辦北洋常備軍，並擬出《北洋常備軍營製餉章》，效仿德國常備軍製度，將軍隊分為常備軍、續備軍和後備軍，改募兵製為征兵製，進一步擴大軍隊規模，編製已與現代軍事製度類似。
1903年3月，袁世凱上奏《陸軍訓練簡易章程》，請求設立練兵處。11月，朝廷奏準。但此前不久榮祿病逝，改由慶親王奕劻總理練兵事務大臣，袁世凱為會辦大臣，鐵良為襄辦大臣。
這個組合雖是兩滿一漢，實則唱主角的都是袁世凱的小站嫡係，大權掌握在袁世凱的部下徐世昌（總提調）、段祺瑞（軍令司正使）、馮國璋（軍學司正使）、王士珍（軍政司正使）等人手中。
萬事俱備，袁世凱躊躇滿誌，他在給徐世昌的信中說：“所謂自強者，非湊餉百十萬，募兵數千人之謂也。必須放手經營，籌餉數千萬，練兵數十萬，然後可語自保。”
1904年，日俄在東北打得難解難分，對於袁世凱而言卻是一股東風，他借口要增強防禦，乘機要求清廷增加軍餉。清廷立刻召準。袁世凱終於得以四處征募士兵，把北洋六鎮創建完畢。
北洋陸軍第一鎮由旗兵組成，一貫懶散，被稱為“京旗常備軍”，由鐵良充任京旗練兵翼長，所以不為袁世凱所掌握。然而其餘五鎮，則為北洋軍的基本力量，且從上到下，均牢牢掌握在袁世凱手裏。
袁世凱又令段祺瑞督理北洋武備學堂和速成學校，培養出大批效忠於他們的軍官。凡以後新建鎮、協長官，或各鎮、協軍官有缺，都由此處培訓、抽調。因此，全國各地新軍軍官都出自北洋六鎮及其隨營學堂，而六鎮軍官又出自袁世凱的小站嫡係或新建陸軍或武衛右軍。故從籌建之初到辛亥革命前，清末新軍都為袁世凱的北洋新軍或北洋常備軍（參見《民國軍事史》）。
同時，他還設置巡警學堂，創建中國最早成體係的警察部隊，壟斷電報、輪船、礦山、食鹽、幣權等眾多財權，在朝廷安插心腹、眼線等。
袁世凱一步一步地為他的“王國”添磚加瓦，一個盤根錯節的北洋軍事政治集團由此宣告成型。
王朝的統治者開始憂慮了，若北洋軍一方坐大，打破了製衡，那麼後果不堪設想。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在袁世凱編練北洋軍時，清廷也在不斷督促各省督撫編練新軍，其中以湖廣總督張之洞編練的新軍最為突出。因此清廷以北洋軍和湖北新軍為主，以便南北相互牽製。
同時，清廷以1906年的官製改革為契機，開始削奪袁世凱的軍權。
但北洋軍的私人性已經成型，猶如南山跑馬，隻聽命於袁世凱的哨聲，清廷即使搶過了韁繩，又豈可輕易馴服得了？ 第三節迷夢破碎——預備立憲
五大臣出洋取經
1904年，就在清政府新政改革遇到瓶頸之時，突然闖進了兩個強盜——日本與俄國。這兩個強盜為了爭奪在中國東北地區和朝鮮的利益，在中國東北大打出手。腐敗的清政府竟躲在角落裏，宣布嚴守“局外中立”的鴕鳥政策，讓每一個國人都感到深深的莫名恥辱。
日俄之戰次年就有了勝負之分，結局是“蕞爾島國”的日本將龐大凶橫的沙俄掀翻在地。一時之間，輿論大嘩，時論“鹹以專製與立憲分兩國之勝負”，立憲思潮陡然高漲，時論宣稱“上自勳戚大臣，下逮校舍學子，靡不曰立憲立憲，一倡百和，異口同聲”。
朝中的一些開明大臣如孫寶琦、張之洞、袁世凱、周馥等也紛紛上奏，請行立憲，並建議派遣官員出國考察各國憲政，為立憲作準備。
群情洶湧之下，慈禧太後動搖了。於是在1905年，慈禧太後召見端方，問：“新政都在施行，該辦的都辦了吧？”端方回答：“還有一事，尚未立憲。”老太後麵無表情：“立憲又能如何？”端方對曰：“則皇上可世襲罔替。”老太後終於笑了。
於是，1905年7月，清廷發布上諭，稱新政“數年以來，規模雖具而實效未彰。總由承辦人員向無講求，未能洞達原委”，故特派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等（稍後補派商部右丞紹英隨同）“隨帶人員，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
9月24日，五大臣準備從北京正陽門車站啟程出洋，各界人士紛紛前來送行。突然，“轟”的一聲，把站台上的大夥都震懵了，原來列車上發生了炸彈襲擊事件。載澤和徐世昌略受輕傷，紹英傷勢稍重，戴鴻慈和端方則安然躲過一劫，而製造襲擊事件的革命誌士吳樾則當場身亡，為堅持革命反對立憲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未出國門先挨炸，清廷慌了神，一邊設立巡警部加強戒備，一邊諭令設立考察政治館以應對立憲時局。但箭在弦上，國人已經等不及了。迫於輿論壓力，出洋考察終於在12月成行。出洋五大臣最後確定端方、戴鴻慈為一路，載澤、尚其亨、李盛鐸為一路。
端方一行正式考察了美、德、奧、俄、意五國，尤以美、德、俄為重。載澤一行則正式考察了日、英、法、比四國，尤以日、英、法三國為重。列國的見聞讓五大臣大開眼界，也深受觸動。取經回來後，載澤上奏稱，日本“以立憲之精神，實行其中央集權之主義，施諸中國，由屬相宜”。經過一番分析思量，清廷最終確定師法日本，仿照日本明治維新實行預備立憲。載澤接著又上密折，稱立憲有三利：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漸輕，三曰內亂可弭。慈禧聽後，大為動容。
其他出洋考察大臣也連連奏請立憲，還有不少官員也以立憲上奏，以促成朝廷下定立憲的決心。
但也有人不爽了，宣稱立憲有損君主權利、人民程度不夠、有損滿人利益等等。畢竟立憲涉及權力重新分配，有人得利就有人吃虧，誰願意吃虧？
然而民心不可違，且三大好處也讓清廷似乎有所心動，但反對的意見也不能不考慮，清廷夾在中間，不好辦呐。為表示慎重和公正，清廷決定召開一次廷臣會議，對立憲問題作最後決策。
你方唱罷我登場
1906年8月27日，一場充滿火藥味的會議開始了。這次會議由醇親王載灃主持，軍機大臣、政務處大臣、大學士和北洋大臣都來參加了，陣容十分豪華。
在這次會議上，以慶親王奕劻、張百熙、徐世昌、袁世凱為一派，主張速行立憲；以孫家鼐、榮慶、鐵良為一派，百般刁難，意在緩行；醇親王載灃和瞿鴻則當和事佬，試圖折中調和。
兩派針尖對麥芒，爭得麵紅耳赤，誰也不肯相讓。最後，醇親王載灃作總結性發言，他說：“立憲之事，既如是繁重，而程度之能及與否，又在難必之數，則不能不多留時日，為預備之地矣。”
兩派爭論的焦點畢竟不是立憲與否，而是立憲速行與緩行的問題，結果，大家勉強中和意見，同意實行預備立憲。第二天，載灃立刻進宮彙報會議情況。慈禧聽後也很為難，但作為一個老油條，這點小事還難不倒她。老太後使出了簡單而有效的絕招——耍太極。
1906年9月1日，朝廷發布上諭，宣稱應“仿行憲政”，“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但又說“目前規製未備，民智未開若操切從事，塗飾空文，何以對國民而昭大信？”所以首先要“廓清積弊”，就“必從官製入手”，“而又廣興教育，清理財政，整飭武備，普設巡警，使紳民明悉國政，以預備立憲基礎”。既沒有否定立憲，也沒有肯定立憲，含含糊糊地打發了兩派。但不管怎樣，仿行憲政也總算讓袁世凱等人看到了希望。
既然提到了官製改革，清廷倒是很快就有了行動。第二天，清廷正式宣布進行官製改革，並派慶親王奕劻、孫家鼐、瞿鴻為總司核定大臣，載澤、榮慶、鐵良、徐世昌、袁世凱等人為官製編纂大臣，端方、張之洞、岑春煊等隨同參議。
官製改革其實是對日本明治維新兩次卓有成效的官製改革的刻意仿效，希望也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官製編製館設立後，立即開始起草中央官製改革草案，大致以戴鴻慈、端方出洋考察回來後擬定的《請改定全國官製以為立憲預備折》為藍本。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裁撤軍機處，實行責任內閣製。
這一下就捅了馬蜂窩。要知道自明朝朱元璋廢宰相製度而設立六部，就是為了分散相權，避免皇權被侵奪。清雍正在這基礎上設立軍機處，則又繞過六部而直接下達指令，這樣就進一步加強了皇權專製。裁撤軍機處，實行責任內閣製不就是要在製度上限製皇權嗎？清廷第一個就不會答應。
袁世凱曾在戊戌政變中得罪了光緒帝，館中人員又多是袁世凱的親信，此時來限製皇權，不免是司馬昭之心了。在鐵良等親貴看來，奕劻和袁世凱此舉不過就是排除異己，想獨攬內閣總理的大權。載灃這一次明顯站到了鐵良一邊，據傳一怒之下還掏出手槍聲言要擊斃袁世凱。
方案中的另一舉措是改設九部，原有機構則裁撤合並，那得有多少官員要丟掉飯碗？頓時朝廷上下一片謾罵、彈劾之聲。
袁世凱等人的態度也強硬得很，聲言“當以死力爭”，小修小改後就於11月2日頂風上奏。上奏當天，袁世凱還巴巴地跑去“以備召詢”，但一點反應也沒有，隻得怏怏然返回天津督署。
不料，新官製上諭幾天後就公布了，各部院的設置基本上采用奕劻、袁世凱等人的奏折，但卻沒有采用責任內閣製，仍保留六部和軍機處。袁世凱等人大失所望，責任內閣製就此宣布胎死腹中。
但這一結局有個人“功不可沒”。誰也沒有料到，在立憲問題上一向以“和事佬”形象出現的瞿鴻曾暗中去見了慈禧，將皇權和責任內閣製的利害關係稍一暗示，慈禧頓然驚醒，大手一揮，責任內閣製就被抹去了。
這下，幾班人馬的梁子就結大了，奕劻、袁世凱等人棋輸一著，從此與瞿鴻勢成水火，彼此恨不得將對方置之死地而後快。
從來，改革就不是一帆風順的，因為改革要打破舊體製，實行新體製，這必然會觸到現行體製下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為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雙方自然免不了一番惡鬥。很快，改革派奕劻、袁世凱與保守派瞿鴻、岑春煊就上演了晚清著名的“丁未政潮”。
雙方使盡了陰招損招，怎麼順手就怎麼來，怎麼有效就怎麼搞，最終改革派奕、袁扳回一局，扳倒了保守派瞿、岑，在這次交鋒中取得了完勝。但此次政潮進一步暴露了清廷內部窩鬥之激烈，如此環境下進行新政改革，讓人不得不擔心到底能取得幾分成效。
原來隻是個假象
“丁未政潮”之後，奕、袁勢力獨大，慈禧不得不深以為慮。就在瞿鴻被“開缺回籍”後兩天，即諭令醇親王載灃入值軍機處，為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以牽製奕劻。接著，又將袁世凱調入軍機處，明升暗降地解去了他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之職。同時授予湖廣總督張之洞軍機大臣之職，希圖牽製袁世凱。
兩相製衡，慈禧又得以安坐高位。
不過，袁、張雖然有矛盾，但同為改革派，兩人在立憲問題上卻是英雄識英雄，政見出奇一致，反倒使立憲各項事宜得以順利進行。到1908年8月，《欽定憲法大綱》《議院法要領》《選舉法要領》《九年籌備立憲清單》相繼頒布，年底，又開始籌辦谘議局。立憲事宜一步一個腳印，未來似乎正在招手。
但人算不如天算！
1908年的冬天來得很快，才11月份已然寒意侵骨了。皇城的上空慘白慘白的，似乎預示著有什麼不好的事要發生。突然，涵元殿傳出悲慟之聲，皇上駕崩了！次日，儀鸞殿的悲慟之聲更高一浪，太後駕崩了！
1908年11月14、15日，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後相繼去世，至此，大清王朝風雲突變。未滿三歲的溥儀當了娃娃皇帝，即宣統皇帝，生父載灃成為攝政王總攬朝政大權。
載灃此前並沒有多少勢力，經曆的風浪也少，自然沒有慈禧的鐵血手腕。要說他在世人麵前的最初亮相，就是代表清廷出使德國，為庚子事變中德國公使被殺一事向德國賠罪。這算不得什麼光榮史，反而是尷尬事了。但德國一行，載灃倒是對德國軍事之盛深感於懷，日後主政也受到了這種軍權思想的影響。
上任伊始，眼看著以袁世凱為首的一班漢族官員權傾朝野，載灃的一眾黨羽開始慫恿載灃先下手為強，載灃又何嚐不想？此前慈禧太後雖然明升暗降解除了袁世凱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軍政大權，但是北洋軍中遍布袁的黨羽，他們“隻知有宮保，而不知有朝廷”，自己這個攝政王還不隻是個虛名？
載灃終於要出手了，他先找來奕劻商議，打起了同為皇族的感情牌，企圖離間奕劻倒戈。誰知奕劻隻管跪倒不語。奕、袁利益盤根錯節，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奕劻雖沒什麼立場，但凡是關涉自身利益的倒從來不含糊。載灃的如意算盤落空，隻得又去尋求張之洞的支持。張之洞卻說大局未定，貿然誅殺大臣，這不是讓其他官員心寒嗎，把他開缺回籍就行了。載灃還是不甘心，三問那桐、世續等大臣，但都遭到了反對。
見眾人反對，載灃也就猶豫了，他畢竟是個軟性子的人，最後隻以“足疾”為由將袁世凱踢回了老家，從而將之逐出了朝廷。但正所謂樹倒猢猻散，袁世凱的多名親信也被一個一個地開去。
載灃隨即緊抓軍權，自任全國海陸軍大元帥，任其胞弟載洵為海軍大臣，載濤為軍諮府大臣，同時在各部院的要職上安插皇族親貴，形成了一個以自己為核心的皇族親貴集團。但這一班終究是紈絝子弟，隻顧眼前爭權爭利，內耗不已，大清王朝不過自壞長城而已。
袁世凱被開缺回籍後，張之洞不久因病去世了，端方也被借故罷了職，隻剩下奕劻孤掌難鳴，而他向來沒有堅定的改革、立憲立場，隻是“叫袁拿金錢喂飽了的人，完全聽袁支配”，所以至此，奕、袁等人基本上已經靠邊站。
至此，王朝的政局可謂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雖然預備立憲仍在按部就班地進行，但國人明顯已經失去了耐心，因這一日一變的政局已耗盡了國人的信心，難不保哪天再來個朝令夕改，那麼新政改革的一切都將付諸東流，因此在這麼不靠譜的政治環境下，盡快在兩三年內召開國會才是正途。於是，立憲派先後連續多次發動國會請願運動，一時群情激昂。
但第一、第二次請願運動都失敗了。立憲派屢敗屢戰，第三次請願活動終於迫得清廷讓步，發布上諭應允“縮改於宣統五年（1913年）實行開設議院”，將預備立憲的期限由9年改為5年。一見清廷有所鬆動，立憲派再接再厲，發起了第四次請願運動，意在速開國會。
再這麼鬧騰下去，朝廷的威信何在？清廷終於惱羞成怒了，於是發布上諭遣散情願代表，還出動了軍警進行鎮壓。滿腔的強國富民熱情得到的卻是兜頭一盆冷水，到最後還遭到鎮壓，讓立憲派人士寒了心。
恰值此時，根據修訂後的清單規定，1911年必須頒布內閣官製，設立內閣。於是，清廷在5月8日允準了《內閣官製》和《內閣辦事暫行章程》，並任命了責任內閣的國務大臣：總理大臣奕劻，協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外務大臣梁敦彥，民政大臣善耆，支度大臣載澤，學務大臣唐景崇，陸軍大臣蔭昌，海軍大臣載洵，司法大臣紹昌，農工商大臣溥倫，郵傳大臣盛宣懷，理藩大臣壽耆。這13人中，漢族僅4人，滿族9人，其中皇族就有7人，分明就是“皇族內閣”。舉國上下頓時一片嘩然。
對清廷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做法，立憲派不但心寒，甚而出離憤怒了，很多人就此與清廷徹底決裂，逐漸走向清廷的對立麵——革命。
從1901年宣布新政改革，到1911年的“皇族內閣”，清廷的新政改革整整走過了十年。十年中似乎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又似乎什麼都沒有變，一切不過是輪回了一次，最後又回到了原點。至此，國人才看清楚，十年新政改革不過是清廷轉移矛盾的一個障眼法，這個舊政權壓根就沒想過要退出曆史舞台，一切所謂的改革不過是它為苟延殘喘而營造的假象而已。
冥冥之中，看不見的命運之手已然覆上了那支槍，隻等著曆史時刻的那一扣響。 第四節燎原之火——革命運動
思想就是“孫行者”
立憲派和王公大臣們在國會問題上鬧得不亦樂乎，當他們回過神來時，驚恐地發現外麵突然冒出了很多持槍的革命黨。他們冷冷地端起了槍，毫不猶豫地對準了古老的大清王朝。為了這一天，他們已經等得太久了……
從甲午戰爭中國戰敗開始，革命的星火即已燃起，及至戊戌政變、庚子事變，積壓已久革命已是席卷國內外。革命形勢漸如滔滔江河，一日千裏，在19、20世紀之交，與改良運動並駕齊驅，甚而後來居上，成為時代的旗幟。
時局的危急讓革命思想紮了根，而輿論的宣傳則使革命思想深入人心，所謂“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時”，在這強大的革命輿論造勢中有三個人不得不提，分別是章太炎、鄒容、陳天華。
且說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梁流亡海外，博得了世人的普遍同情，康有為乘機爭取輿論，重新彈起保皇的老調調，大肆宣傳中國隻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印度亡國就是由於各省自立，諸如此類。
此時的章太炎正滿腦子排滿革命思想無處宣泄，康有為這兒往槍口上一撞，章太炎終於發威了，立刻以筆代刀，寫下洋洋灑灑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一文，將康有為的調調逐條駁斥得體無完膚。此文一出，革命黨人隻覺大快人心，立刻印成小冊子，廣為傳誦。
章太炎
章太炎也正是鬥誌激昂，康有為那青出於藍的弟子、風頭正勁的梁啟超成了他下一個目標。很快，兩人就對幹上了。但這次章太炎可不是一個人，而是以《民報》為陣地，聚集了陳天華、汪精衛、胡漢民、宋教仁、廖仲愷、馮自由、陶成章等一大批能手。而梁啟超占據著《新民叢報》陣地，又是當旗手又是當士兵，竟是孤身奮戰。
兩派的思想大論戰正式拉開戰線，論戰範圍波及海內外，雙方對陣的報刊還有檀香山的《自由新報》和《新中國報》，新加坡的《中興日報》和《南洋總彙報》，曼穀的《華暹新報》與《啟南新報》，等等。爭論的焦點仍然圍繞是要革命排滿還是要保皇立憲，並沒有突破前期章太炎和康有為的論戰範疇，但影響已是不可同日而語。
眨眼半年已過，保皇派鬥士梁啟超以寡敵眾，竟是不分勝負。但革命黨采取的是持久戰術，梁啟超武功再高，也開始有點招架不住了，趕緊拉來在兩派間都相當吃得開的徐佛蘇調和罷戰。《民報》風頭正勁，哪裏肯罷休，火力是有增無減。梁啟超又提議，兩派聯手，由保皇派提要求，革命黨武力後援，胡蘿卜加大棒，軟的不行就來硬的。誰知革命黨不屑一顧，仍是輪番猛打。
終於，1097年7月梁啟超獨力支撐的《新民叢報》宣布停刊，《民報》繼續攻擊，直到1908年10被封禁，這場思想大論戰才宣告結束。雖然最終雙方還是誰也說服不了誰，但革命黨借助梁的輿論地位，成功地達到了廣泛宣傳革命的目的。
在章太炎與康、梁爭得如火如荼時，1903年，鄒容的《革命軍》初稿草成，經章太炎潤色並作序後，即由大同書局出版。他在《革命軍》中以熱情澎湃的語言喊出了“中華共和國萬歲”的口號，立即風行海內外，追隨者接踵而來。章士釗隨即以“愛讀《革命軍》者”的名義在“第一排滿，第二排康”的《蘇報》上發表了充滿鼓動性的推介文章，引起很大的轟動。
但很快就招來了清廷的嫉恨。清政府查禁了《蘇報》，並勾結洋人租界將章太炎、鄒容等人逮捕下獄。最終章太炎被判監禁三年，鄒容被判監禁兩年，期滿即逐出租界。不幸的是，鄒容於1905年4月3日病逝獄中，年僅20歲。
革命宣傳的另一鬥士陳天華，早年也曾留學日本，曾參加過抗俄義勇隊，回國後與黃興、宋教仁等人籌劃華興會的長沙起義，事敗後再次流亡日本，隨後即參與籌建同盟會。他以通俗易懂的語言寫下了《猛回頭》《警世鍾》等一係列文章，積極宣傳反帝愛國和排滿革命，在軍、學兩界廣為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