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12月，日本政府發布《取締清、韓留學生規則》，陳天華決心以死激勵國人。一周後即在東京大森海灣投海自盡，年僅30歲。
在這個激情的年代，革命宣傳人才輩出，前赴後繼，章士釗、蔡元培、吳稚暉、陳獨秀、劉師培、趙聲等等仁人誌士也都紛紛為革命奔走呼號。而這個時期的革命先行者當首推孫中山，此時他已是名滿天下，革命誌士紛紛團結在周圍，將革命進行到底。
終於找到了組織
孫中山，名文，字逸仙，1866年11月12日生於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市）翠亨村世代耕讀之家。曾入讀廣州博濟醫院和香港西醫書院學醫，其間結識了鄭士良、陳少白等人，言必稱革命，開始了革命思想的啟蒙。
1892年孫中山從香港西醫學院畢業後，到澳門、廣州等地開始了懸壺濟世的生活。其間，所見所聞的不堪讓他更堅定了“改良祖國”的政治抱負，不久即決計放棄醫人生涯，投身“醫國”事業。
孫中山從此絕了改良的念頭，開始走上革命的道路。1894年秋，孫中山再到檀香山，組織成立了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提出了“驅除韃虜，恢複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的革命綱領。
孫中山
此時，甲午中日戰爭已經打響，孫中山輾轉香港，成立了香港興中會，隨後策劃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發動廣州起義，擬在當年（1895年）重陽節起事。但起事前夕會內孫（中山）、楊（衢雲）兩派勢力卻發生了會長之爭，孫中山以大局為重表示謙退，隨後到廣州部署起義工作。起義當天，楊衢雲一路和汕頭一路都沒及時趕到，在香港購買的軍火也沒有運抵，孫中山隻得無奈遣散已經集結的各路隊伍，第一次起義未曾發動即宣告流產。
清廷偵知廣州密謀起事之舉，立刻破壞了廣州興中會會所，逮捕並殺害了陸皓東等人，他們是為革命流血犧牲的第一批烈士。孫中山也遭到了清廷的通緝和港督的驅逐，於是東渡日本橫濱。在日本，孫中山發現自己的事跡已被廣為傳誦，於是他憑著知名度很快成立了興中會橫濱分會。
1896年9月孫中山到達英國倫敦，卻在倫敦街頭被清朝駐英公使館人員拘禁。孫中山在使館英籍管家郝維太太和雇工柯爾的幫助下，向香港西醫書院的老師康德黎和孟生求救。在兩位老師的多方活動下，清使館迫於強大的輿論壓力和英國外交部的強硬態度，隻得釋放了孫中山。
孫中山乘機就倫敦被難事件在英國報刊上廣發感謝信，接著又出版了英文版的《倫敦被難記》，向西方世界廣泛宣揚中國革命，由此逐漸成為世界知名的革命家。
隨後，他返回廣東，策劃了第二次反清武裝起義——惠州起義，但由於所借用的菲律賓獨立軍的軍械全是從日本訂購的廢品，後續軍火接濟計劃落空，起義軍很快被清廷鎮壓下去，起義最終失敗。
此後，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一度陷入低穀。他後來輾轉歐洲，受留歐學生的啟發，逐漸把革命勢力主要依靠會黨轉向學界、會黨並重。
為充分發展學界轉向革命，孫中山於是轉去了中國留學生最多的日本。當時，中國留學生雲集東京，黃興是此中領袖人物。黃興，原名軫，號克強，1874年10月25日生於湖南省善化縣（今長沙縣）。1902年以湖北官費赴日，曾參加抗俄義勇隊和軍國民教育會，回國後在胡元倓創辦的新式學堂明德學堂任教。隨後與劉揆一、章士釗、宋教仁等人成立華興會，黃興自任會長，宋教仁、劉揆一為副會長。相繼加入的會員有楊毓麟、陳天華、劉道一、李書城等人。華興會成立後，於次年11月策劃了長沙起義，因事機敗露，起義未曾發動即宣告失敗，會中骨幹人員相繼流亡日本。
黃興
當時比較主要的革命團體還有以浙派革命誌士為主的光複會，會員有陶成章、章太炎、蔡元培、徐錫麟、秋瑾、柳亞子、黃炎培、陳伯平、馬宗漢等人。另外還有中和堂、共愛會、三合會、強國會、嶽王會等大大小小幾十個革命團體。這些革命團體的成員很多都曾是留日學生，或與黃興策劃的長沙起義曾有聯係。
因此，孫中山到日本後，即在日本誌士宮崎寅藏的介紹下會晤了黃興，接著又見到了宋教仁、陳天華等人，共同商討組織革命大團體。同時還會晤了國內各省的留日學生李書城、汪精衛、吳春陽等人，為組織統一的革命團體達成共識。
1905年7月30日，籌備會議在東京赤阪區檜町三番地黑龍會本部內田良平宅內召開，正式定名“中國同盟會”。8月20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赤阪區靈南阪阪本珍彌宅舉行正式成立大會，確立“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宣言為同盟會宗旨，選舉孫中山為總理，其下按三權分立的原則設執行、評議、司法三部。執行部分庶務、內務、外務、書記、會計、調查六科，以黃興為庶務總幹事，職權僅次於總理，馬君武、陳天華為書記，朱炳麟為內務，廖仲愷為外務，鄧家彥為司法部判事長，張繼、何天瀚為判事，宋教仁為檢事，汪精衛為評議部議長，議員有田桐、曹亞伯、馮自由、胡漢民、熊克武等人。
同盟會成立後，在黃興的提議下，宋教仁、田桐等人主辦的《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被改組為《民報》，孫中山在《民報》第一號上第一次把同盟會的十六字宣言綱領概括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這就是後來著名的“三民主義”。
同盟會的成立，讓此前一直在蝸行摸索著艱難前進的革命黨人看到了無限的希望，一個新的紀元正等著革命的仁人誌士去開創。正如孫中山日後追憶說：“自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後，予以希望則為之開一新紀元……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
屢戰屢敗，屢敗屢戰
武裝反清的機會很快就來了。
1906年春夏，長江流域洪澇凶荒，湖南、江西等地餓殍遍野，反清情緒空前高漲。同盟會員劉道一、蔡紹南立刻從日本回到湖南聯絡會黨和新軍，籌劃在萍、瀏、醴各縣進行武裝起義。
1906年12月4日，萍瀏醴起義正式爆發。遠在日本的孫中山、黃興先後派人到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江西等省運動軍隊，以圖響應。但已經來不及了，在清軍的瘋狂鎮壓下，起義堅持到次年1月即宣告失敗。隨後，清廷開始在各省嚴厲排查革命黨人。
禍不單行，就在這緊要關頭，同盟會內部也起了爭執。1907年2月，在國旗圖式的問題上，孫中山主張沿用興中會的青天白日旗，以紀念流血犧牲的革命誌士，黃興則堅持用華興會的井字旗，以表平均地權之意，雙方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孫中山甚至厲聲說：你要毀了它，就先毀了我！黃興立刻跳起腳來，“發誓脫同盟會籍”。一旁的宋教仁看不過眼了，認為孫中山“素日不能開誠布公、虛心坦懷以待人，作事近於專製跋扈”，也決定向孫中山提出辭職。最後，黃興為顧全大局作出讓步，此後便是一直退讓下去。但宋教仁、章太炎等人則始終心存芥蒂。這場暗含領導權之爭的爭執，讓同盟會高層之間的矛盾開始爆發。
屋漏偏逢連夜雨，3月清廷獲知萍瀏醴起義為同盟會所為，即要求日本政府引渡或驅逐孫中山。孫中山接受了日本政府贈送的5000元和日商鈴木久五郎的一萬元，隨即被禮送出境。走之前，孫中山自作主張留下2000元作為《民報》的經費，也沒與同盟會本部商議，即帶著胡漢民、汪精衛和剩餘款項走了。
章太炎得知孫中山還接受了日本政府贈送的5000元款項，立刻跳腳大罵：“中山得日賄，去時引黨員宴會，以為一去不返之保證！”他還憤怒地撕下《民報》社的中山像，批上“賣民報之孫文應即撤去”幾字。這還氣不過，他以為孫中山還在香港，就把照片連同批語一起寄到了香港。經章太炎這一鬧，同盟會內部立刻炸開了鍋，拍桌摔凳子罵成一團。
而此時孫中山和黃興等人正遠在西南邊境地區策劃武裝起義。但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先後策動的潮州黃岡起義和惠州七女湖起義均告失敗。
消息傳到東京，進一步推高了同盟會內部的反孫聲浪。雖然經過黃興、劉揆一的努力調解，這次反孫風潮得以暫時平息，但孫中山從此不太情願過問同盟會本部事務。這樣一來，同盟會組織更趨渙散。長江流域的一些同盟會員張百祥、焦達峰等人幹脆聯係流亡到日本的各地會黨頭目成立了一個外圍組織共進會，高舉反滿旗幟。
就在同盟會內部鬧得不可開交時，徐錫麟、秋瑾等內地光複會成員發動的安慶起義和皖浙起義也相繼失敗。但孫中山、黃興等人並沒有氣餒，繼續在西南邊境組織武裝起義。從1907年9月到次年5月，先後組織了廣東欽州防城起義、廣西鎮南關起義、兩廣欽廉上思起義和雲南河口起義，但都相繼宣告失敗。六次西南邊境武裝起義全部以失敗告終，同盟會內部對孫中山的不滿情緒空前高漲。
河口起義失敗後，退守越南的起義軍被越南法國殖民當局遣送到新加坡，孫中山為安置這些起義軍而焦頭爛額。恰值此時，陶成章帶著經費難以為繼的《民報》股票前往南洋募捐籌款，並要求孫中山撥款3000元及幫助籌款5萬元。孫中山已是自顧不暇，隻得向陶成章攤牌。陶成章大失所望，又要求孫中山作函介紹他到各阜籌款，孫中山同意。
但時值南洋經濟危機，大地華僑應募的多，實交款的少。陶成章懷疑是孫中山從中作梗，一怒之下草擬了一份《孫文罪狀傳單》，肆意攻擊孫中山，再次掀起倒孫風潮。孫中山、黃興等人予以反擊，雙方關係極度惡化。最後倒孫不成，陶成章幹脆另立山頭，重新打出光複會的大旗，並以暗殺為革命手段。
共進會獨樹一幟，光複會另立門戶，同盟會內部由思想紛爭演變為組織分裂。遠在新加坡的孫中山鞭長莫及，於是自己著手改組同盟會，在新加坡建立了同盟會南陽支部，更改以前的十六字誓詞為“廢滅韃虜清朝，創立中華民國，實行三民主義”，並將盟書內的“中國同盟會會員”改為“中華革命黨黨員”。孫中山的擅自作為，實際上也是對同盟會組織的一種分裂行為。
盡管同盟會內部風波不斷，但革命黨人仍在堅持武裝反清革命。西南邊境依靠會黨的曆次起義失敗後，革命黨人開始逐漸轉向策動新軍起義。在革命黨人的策動下，安慶新軍馬炮營和廣州新軍先後舉行反清武裝起義，但因為清軍早有防備，兩次新軍起義先後宣告失敗。
起義相繼失敗後，悲觀的情緒一度彌漫革命黨人內部。這時，孫中山發來電報稱準備向美國財團籌借巨款，提議再次在廣東籌備起義。迷惘中的革命黨人備受鼓舞，當即分頭行動，開始籌備起義的各項工作。
這次起義準備得相當充分，先是在香港成立了起義的統一領導機構統籌部，接著籌措款項157萬多元，購買槍支800多杆、子彈數萬發，並組織了選鋒隊（敢死隊），聯絡了軍界和會黨、長江流域各省革命黨人等。1911年4月8日的發難會議上還確定了兵分十路的進攻計劃。萬事俱備，起義軍定於4月13日發動起義。
不料，革命黨人吳鏡從香港運炸彈往廣州時被清兵查獲被捕，同盟會員溫生才又刺殺了廣州將軍孚琦，廣州的氣氛立時緊張起來。而捐款和槍械又尚未到齊，黃興隻得將起義時間推遲至4月27日。但革命黨內部卻就起義時間問題發生了分歧，黃興猶豫之後決心拚死一搏，並調整了作戰計劃，將原計劃十路進攻縮減為四路。
27日下午5點半，黃興親自率領選鋒隊百餘人進攻總督衙門，誰知兩廣總督張鳴岐早有準備，聞風逃到了李準的水師行台。黃興等人立刻撤出，卻遭遇李準和張鳴岐的衛隊。雙方展開激戰，革命黨人死傷多人，黃興的右手也被打斷兩指。革命黨人突圍之後兵分三路行事，可惜計劃中的其他三路人馬和巡防營及新軍沒有起來響應起義。黃興率領百餘名選鋒隊員孤軍奮戰，最終寡不敵眾而敗。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
這次起義犧牲的革命黨人有姓名可考者共86人，其中72人的遺骸被黨人潘達微收葬於廣州東郊白雲山麓的黃花崗，即著名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黃花崗起義是同盟會成立後規模最大的一次起義，其失敗讓同盟會遭受了重大損失，孫中山不無痛憤地說：“吾黨菁華，付之一炬！”
隨後，革命再度陷入低潮。失敗的情緒彌漫在革命黨人之中，譚人鳳等人因接連的失敗，對孫中山的不滿終於爆發，他聯絡會中其他成員成立了同盟會中部總會，譚人鳳任總務會議長。隨後更改了原同盟會的宗旨，事實上也不再承認原同盟會總理孫中山的領袖地位，成了一個從同盟會分離出來的新的革命團體。
同盟會的這一路磕磕碰碰與曆次武裝起義相互作用，一同艱難推進著中國的革命曆程。革命黨人屢戰屢敗，屢敗屢戰，頑強的精神已將革命的火種播遍神州大地。然而，這個並不十分成熟的革命政黨也為日後無法領導這場革命取得徹底勝利埋下了隱患。
“暗殺時代”
一係列武裝起義都相繼失敗了，困頓中的革命黨人中逐漸激蕩起一股極端的思潮，認為“實行暗殺，以誅除一二人道之賊，使大多數人之迷夢驚醒，使一般之據強權者寒心”，主張采用暗殺和暴動的激烈方式，以“起革命之風潮”，而使“革命之動機勃發”。
這種思潮很容易就與中國古代的遊俠思想結合起來了，使得個人英雄主義更是上升為民族大義，一時之間，諸多革命黨人如陶成章、胡漢民、章太炎、汪精衛、陳天華、秋瑾等人對暗殺手段備加推崇。革命實幹家黃興也說：“革命與暗殺二者相輔而行，其收效至豐且速。”重整後的光複會更是一直專注於暗殺活動。
其實，當20世紀的曙光初露時，有一個人已經走在了暗殺行動的前麵，他就是史堅如。
史堅如，名久緯，字經如（後改為堅如），1879年生於廣東番禺（今屬廣州）殷實之家。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後，他曾憤怒聲言：“大廈覆矣，誰屍其咎？某血性男子，乃肯戴民賊以取亡？乎，吾將行吾誌矣。”後來他在香港加入了興中會，旋即東渡日本，會晤孫中山後，即奉命回國參與革命活動。
1900年10月3日，鄭士良在惠州發動起義，史堅如“屢謀響應，皆不得當”。此時局勢已十分凶險，史堅如於是決定用暗殺手段幹掉廣東巡撫兼署兩廣總督德壽，以亂敵策應。他組織人挖了一條地道到德壽住處地下，然後放進去200多磅炸藥，準備把德壽家來個一鍋端。可惜，因為藥引受潮，已集合到開往香港輪船上的史堅如等人並沒有聽到料想中的爆炸聲。史堅如當即決定自行潛回，再次引爆炸藥。
1900年10月28日的夜晚，廣州城一片寂靜，德壽也如往常一般睡下了。突然，“轟”的一聲巨響，德壽被巨大的爆炸力掀翻在地，官邸的後牆和幾間房屋也被炸得瓦礫紛飛。不過由於德壽的居室離爆炸中心有一段距離，他並沒受什麼傷，驚魂稍定後即嚴令搜捕肇事者。
再說史堅如點燃藥引後，就立即離開了。但鑒於前一次教訓，他並未走遠，而是避到西關華人傳教士毛文明家中，靜待消息。但是，最後傳來的消息讓人氣餒。史堅如很是懷疑，第二天一早即冒險乘轎到現場查看，果然見到德壽正氣急敗壞地飭令其手下克日破案。史堅如不甘心，決定購買炸藥再圖行刺。但是在登船之際，如狼似虎的捕快撲了上來。
被捕的史堅如在南海縣衙裏受盡酷刑，但這位麵容清秀的昔日公子哥兒傲睨自若，並未供出任何革命黨人。在即將行刑前，獄吏問他還有何話要說。史堅如答：“悔矣，恨矣！”獄吏大奇，忙問：“悔什麼，恨什麼？”史堅如朗聲說：“悔甚！恨甚！悔德壽未死，恨我自己先行……”
自史堅如之後，暗殺漸成風潮。《蘇報》《新世紀》《民報》等報刊紛紛跟進，曰鼓吹，曰密交，曰暗殺。軍國民教育會、光複會、嶽王會、同盟會等會黨的眾多革命黨人都加入了暗殺的行列。
在這種暗殺氛圍下，1904年發生了“甲辰三暗殺案”（易本羲謀刺鐵良於南京下關、王漢謀刺鐵良於河南彰德、萬福華槍擊王之春於上海英租界），1905年又發生了吳樾刺殺出洋五大臣案。
吳樾曾在《民報》上發表《暗殺時代》一文稱：“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他在北上行刺前，曾與趙聲、陳獨秀密計於蕪湖科學圖書社小樓上。吳樾與趙聲互爭北上任務，各不相讓。吳樾問：“舍一生拚與艱難締造，孰為易？”趙聲回答：“自然是前者易，而後者難。”吳樾於是說：“然則，我為易，留其難以待君。”然後慷慨北上。
結果，五大臣沒被炸死，誌士吳樾卻是舍身成仁。但當時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人心所向，所以對於吳樾之舉，時人批評的多，讚成的少。
然而，隨著革命形勢的推進，國人的態度也出現了很大轉變，以暗殺達革命之目的之舉有增無減。就在兩年之後的1907年，徐錫麟成功刺殺了安徽巡撫恩銘；1910年，汪精衛謀刺攝政王載灃；同年，彭家珍炸死了宗社黨魁良弼；1911年，溫生才刺殺了廣州將軍孚琦；等等。付諸行動的暗殺，前前後後共有50多起。成功的雖不多，但影響深遠，革命的火種得到了廣泛播種。
這些暗殺之事，尤以汪精衛謀刺攝政王載灃一案最為出人意表。汪精衛，原名兆銘，字季新，1893年5月4日出生於廣東三水。早年以官費生的身份留學日本，其後積極加入同盟會，隨孫中山在後方做組織工作，是同盟會中一得力幹將。
汪精衛
自從同盟會成立之後內不斷，武裝起義連續失敗則外憂更甚，革命活動一時陷入低穀。目睹此情勢，汪精衛決心拚死一搏，以“使灰心者複歸於熱，懷疑者複歸於信”。他不顧大家的反對，找來誌同道合的黃複生、喻培倫、陳璧君等七人，毅然北上謀刺攝政王載灃。
當時，載灃上朝要經過什刹海旁邊的甘水橋，汪精衛等人於是決定在甘水橋下埋炸藥，等載灃一行經過時，即用電線引爆，把載灃這個準皇帝送上西天。但就在他們埋炸藥時，卻不巧招來了巡警，汪精衛等人隻得緊急撤回作為掩護所的守真照相館，謀刺行動就此暴露。清廷很快順藤摸瓜找到了守真照相館，並逮捕了留守的汪精衛、黃複生。
謀殺的對象是攝政王載灃，暗殺的主謀是同盟會的高幹汪精衛，這可不得了！如此驚天大案，朝廷立刻派了內務部尚書、肅親王善耆親審此案。不料，汪精衛和黃複生都爭相說自己是主謀，都把責任往自己身上攬。如此義舉，就連主審官善耆也不禁大讚“義士”。
本來，犯下如此“大逆之罪”，汪精衛料定自己必死無疑，反而從容自若，在獄中慷慨賦詩。“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一句豪氣萬千，善耆誦讀之後也大生愛才之心。判決很快就下來了，結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汪精衛、黃複生隻被判了終生監禁。此時剛好是清廷預備立憲的關鍵時刻，憑著此舉，載灃、善耆等人也顯擺了朝廷的寬大仁慈，真可謂皆大歡喜。
汪精衛等人隻被關押了約一年時間，就在次年的開放黨禁中被釋放了出來，從此大紅大紫，不想日後竟投靠了日本，讓人扼腕不已。日後的大漢奸汪精衛也有曾經年少英雄時，世事弄人，讓人不禁設想，如果傳奇就此打住……但是，曆史沒有如果。
無論如何，與其奴隸以生，不如不奴隸而死！在這個“暗殺時代”的革命黨人正是秉持著這樣的信念慷慨赴死，希圖締造一個中國崛起的傳奇，當然，他們本身就是一個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