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武昌起義第一槍
槍聲一響，熊秉坤振臂高呼，帶領著工程營的革命士兵抄起槍械衝出營棚。工程營的代理管帶阮榮發聽聞槍聲，立刻帶著隊官黃坤榮、司務長張文濤前來堵截，並開槍威脅。革命士兵立刻予以反擊，相繼擊斃了阮、黃、張三名軍官。其他軍官見狀，都紛紛逃竄。
第一節保路運動掀風潮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民
轉眼之間，已是十年往事如煙。十年，一切都似乎已滄海桑田，一切又似乎還原地踏步。廟堂之上，立憲派和王公親貴繼續“雞同鴨講”；江湖之遠，革命黨人屢戰屢敗，屢敗屢戰。麵對這種拉鋸陣勢，滿懷強國夢想的國人憂心如焚。但列強對這種“窩裏鬥”可不感興趣，它們甚至幸災樂禍地等著兩敗俱傷時坐收漁利。不過，這幫強盜似乎一刻也等不及了，而是直接伸手來搶了。他們這一次的重點目標就是——中國的鐵路權。
這是一場蓄謀已久的陰謀。1858年，退役軍官斯不萊就向英國外交大臣馬爾斯伯利建議，修一條從緬甸仰光經中國景洪到思茅的鐵路，以作為開拓中國市場的手段。到1864年，斯蒂文森更是雄心勃勃地為英國怡和洋行規劃了在中國的鐵路網，企圖將廣州、上海、漢口、天津四個重要商埠與自己的殖民地緬甸連成一片。
侵略的路線圖一經形成，英強盜立刻甩手幹開了，到1876年就建成了上海至江灣段的滬淞鐵路。這是中國曆史上的第一條鐵路，諷刺的是，這條鐵路卻是英帝國無視中國主權，私自修建的。不過彼時英強盜還摸不準清王朝的底細，一度試探著討好當局，將這條鐵路的火車頭分別命名為“天朝號”和“先鋒號”。
眼看著英強盜完成了侵略中國鐵路的三部曲，其他強盜眼紅得不行，都虎視眈眈地準備一擁而上。不久甲午中日戰爭爆發，號稱“天朝上國”的大清王朝被小小的島國日本打得滿地找牙，外強中幹的老底就這樣被人揭開了。這下，強盜們就老實不客氣了，哄地一下全撲了上來。被打怕了的清廷乖得不行，甚至笑臉招呼這幫在自己的地盤上又摔又搶的強盜。
1895年，法國開始了強修滇越鐵路的先聲；英國也不甘示弱，索取了由緬甸修鐵路入雲南境內的權利；沙俄則通過《中俄密約》攫取了東青鐵路（中東鐵路）的建築、管理權。
《辛醜條約》簽訂後，列強們展開了更加激烈的競爭，並且用直接投資或貸款給清廷，由外國監督等方法來掠奪中國鐵路的修築權和經營權。比利時勾結俄國、法國，奪取了盧漢鐵路（盧溝橋—漢口，後稱京漢鐵路）的修築權；俄、法、比聯合獲得汴洛（開封—洛陽）及京漢支路等線的鐵路權；美國奪取了粵漢鐵路的投資權；作為戰勝國的日本氣焰更加囂張，不僅包攬了福建、浙江、江西三省的鐵路權，還奪得了南滿漢鐵路、安奉鐵路、新奉鐵路、吉長鐵路的修築權，把中國東北南部與其殖民地朝鮮用鐵路聯成一體。
鐵路從某種戰略意義上來說，就是一國的經濟命脈，控製了鐵路權，就等於控製了國家的經濟命脈。麵對列強們如此赤裸裸的掠奪，一再隱忍的國人終於爆發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得革命風氣之先的湖南、湖北、廣東三省人民首先開始了收回路權的鬥爭。
1898、1900年，清廷由盛宣懷經手與美國合興公司相繼簽訂合約，規定由合興公司承造粵漢鐵路，期限五年。不想合興公司隻是個空殼子，築路工程進展堪比老牛拉車。但麵對這麼一大塊肥肉，合興公司不甘心被噎死但也不肯放棄，於是私自把部分股票售給了比利時。而比利時又與法、俄沆瀣一氣，這樣一來，就造成了粵漢鐵路被多國控製的事實。
麵對列強的囂張掠奪，湘、鄂、粵三省紳民群起力爭，紛紛上書當道，要求廢約自辦。大買辦盛宣懷一看形勢不對，立刻耍起了兩麵派手段，表麵上致電駐美公使要求廢約，暗中又充當合興公司的代言人，提出“中美合辦”的主張。但他未免小看了國人的智慧，三省人民嚴正表示，堅決廢約，沒有第二種解決辦法。海外的留學生和各地報刊也紛紛作輿論聲援。
清廷害怕廢約運動鬧得過火，趕緊派了兩廣總督張之洞前去交涉，用675萬美元的巨款贖回了粵漢鐵路自辦。
贖路自辦的先例一開，各地人民大受鼓舞，很快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收回路權鬥爭高潮。直隸、山東、江蘇三省人民展開了收回津鎮鐵路的鬥爭，江浙兩省人民開展了收回蘇杭甬路路權的鬥爭，四川、雲南、山西、安徽、福建等省的保路運動也紛紛展開。一時之間，拒借外債、自行築路蔚然成風。
迫於輿論的壓力，同時也考慮到“合股官辦”的模式存在種種路權喪失的弊端，清廷也就逐漸傾向於鼓勵民間籌資、國人自辦鐵路的方式。於是1905年起，官辦鐵路開始改為“官商合辦”，過了兩年，終於完全改為商辦。
在學界和工商界的鼓吹下，民眾自辦鐵路的熱情空前高漲，廣東潮汕鐵路公司、湖南全省支路總公司、川漢鐵路有限公司等各地的商辦鐵路公司如雨後春筍，紛然林立。其中四川省的紳民表現得尤為積極。
早在1903年，在四川紳民的強烈呼籲下，四川總督錫良即上疏朝廷，要求自辦川漢鐵路。所奏最終得到了朝廷的允準。川民大受鼓舞，在總督錫良的帶領下，紛紛出錢出力，積極認購股票。
川漢鐵路集資和股款的來源主要有認購之股、抽租之股、官本之股、公利之股，其中抽租之股為大宗，涉及到四川全省中小地主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樣一來，川漢鐵路的修築就把四川省幾乎所有人的利益都捆綁在了一起，牽一發而動全身。
其他幾省為了集資，也采取了大致相同的手法。修鐵路事宜已關涉到全民利益。
山雨欲來風滿樓
但是，利益和腐敗似乎就是一對孿生兄弟，既然修築鐵路滾起了巨大的利益雪球，腐敗也就相伴滋生了。鐵路公司的職員侵蝕挪用公款之事屢屢發生。四川自1903年成立鐵路公司後，幾年下來鐵路修築未見起色，但支出卻已上千萬元，賬目堆積如山，無法清算。其他的自辦鐵路也是象征性地敲敲打打，通車的夢想要實現恐怕得等到猴年馬月。
而通過借助外資修築的京漢鐵路、滬寧鐵路等已經陸續竣工，與毫無起色的商辦鐵路形成鮮明對比。1908年，清廷諭令郵傳部派員勘察商辦各路工程，結果自然大失所望。上諭中稱：“近年各省官辦鐵路，皆能克期竣工，成效昭著。而紳商集股，請設各公司，奏辦有年，多無起色，坐失大利，尤礙交通。”於是，清廷打起了收歸官辦的主意。
而列強此前看著煮熟的鴨子生生飛走，早就急紅了眼，這時一見機會來，立刻煽風點火，說清廷把路權下放各省，實在是“政府一大錯誤”，同時威逼利誘清廷再次借債築路。列強的險惡用心，路人皆知。但清廷眼見商辦鐵路行不通，而自身又國庫虧空，兩相權衡之下，隻好無奈地再次走回借債築路的老路。
1909年，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張之洞與英、法、德三國銀行團簽訂了湘、鄂境內粵漢鐵路和鄂境川漢鐵路借款草合同，並分別聘請英德兩國人為粵漢、川漢鐵路的總工程師。美國也不甘落後，立刻加入分一杯羹，這樣就組成了一個四國銀行團。接著，四國銀行團又緊鑼密鼓地敦促清廷訂立正式的借款合同。
這遭到了民眾的強烈反對。於是，清廷在1911年5月8日成立了“皇族內閣”後，次日又拋出了鐵路幹線國有政策，上諭稱（商辦鐵路）“竭萬民之膏脂，或以虛糜，或以侵蝕。恐曠時愈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貽誤何堪設想！用特明白曉諭，昭示天下，幹路均歸國有，定為政策”，並將宣統三年以前各省分設公司集股商辦的鐵路一律收歸國有。就這樣，一道諭旨就讓各省商辦鐵路的努力盡付東流。
按說清廷若有能力承辦倒也沒什麼問題，但是戰爭接連失利後的巨額賠款和開辦新政的大量支出，已讓清廷不堪負累，除了大借外債別無他法。所以在1911年5月20日，清廷經由盛宣懷與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正式簽訂了《粵漢、川漢鐵路借款合同》，並以兩湖厘金、鹽稅等項收入作擔保。這等於通過鐵路國有政策，替列強變相搶過去了人民手中的路權。
消息傳出，群情激憤，湖南、湖北、廣東等省都相繼出現了大規模的集會、請願等活動，並一針見血地指出：“鐵路國有，必須政府自有築路能力。今大借外債，絕非國有；借曰國有，直為各國所有，自棄其人民以與各國。亂命斷難盲從。”
但由於清廷的高壓政策，以及保路會內部的分化，各地保路運動漸趨消沉。廣東的保路運動雖然得以持續進行，但也沒有掀起多少波瀾。
可惜，清廷沒有能高興多久，短暫的平靜過後一場更大的風浪迅速反噬了過來。四川的保路運動風雲突變，直接將大清王朝推向了萬劫不複之地。
天下未亂蜀先亂
鐵路國有政策傳到四川，川人群情激憤。1911年5月16日，川漢鐵路董事局致電郵傳部，要求清廷順應民意，維持川漢鐵路商辦成案。接著，又聯合四川諮議局、川漢鐵路公司呈請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代為上奏，幻想清廷收回成命。
不料，清廷諭旨不但嚴厲申斥了王人文，還趁勢指斥川路公司私飽中囊，殃民誤國，川諮議局有經手劣紳“請托”之嫌，是在惺惺作態，強詞奪理。這樣一來，全川從官到商到民，無疑全被清廷狠狠地刮了一記耳光，頓時人心憤激難平。
誰知清廷得寸進尺，6月1日，端方、盛宣懷聯銜致電王人文，悍然宣稱清廷“欲舉現存已用之款，一律填給股票”，如果四川省一定要籌還路款，那麼朝廷必定在借外債，也必定以四川省的財政作為抵押。最後，郵傳部隻肯退還四川路股剩下的700餘萬兩。不但是奪路，還要奪款！
隨後，清廷向四國銀行團借款的合同內容傳到四川，清廷借款賣路的真相大白。要知道這川漢鐵路不但關聯紳商們的利益，還關係著萬千川民的利益，這下清廷就犯了眾怒了。紳商們立刻把問題拿到民眾中去，希望煽動民眾情緒，逼迫清廷讓步。
1911年6月17日，川路公司股東、諮議局議員、各團體代表聯合成立了四川保路同誌會，以立憲派領袖蒲殿俊、羅綸為正、副會長，開始發動民眾進行保路運動。在保路同誌會的宣傳鼓動下，不到半個月，同誌會會員就超過了10萬人。
四川保路運動宣傳單
起先，立憲派對清廷還抱有幻想，打算“文明爭路”。他們先是聯名請王人文代為奏參盛宣懷喪權辱國，不料清廷竟將王人文革職，並派了有“屠戶”之名的趙爾豐接任四川總督。同誌會還不死心，再派代表劉聲進京請願，結果又被押解回籍。直到此時，同誌會才曉得無望了。
但清廷絲毫也不給人留餘地，在盛宣懷和端方的策劃下，清廷很快就派人強行接收了川漢鐵路宜昌至萬縣段工程。消息一出，民眾憤怒不已。保路同誌會乘機發動民眾罷市、罷課，成都街頭頓時百業停頓。
為了保證運動的合法性，同誌會連夜印發光緒皇帝牌位，兩邊寫上“庶政公諸輿論，川路仍歸商辦”等等語錄，讓各街居民供在門口，頂禮膜拜。又在街道中心搭台設案，供光緒牌位，懸掛“文官下轎，武官下馬”的牌子，並在這裏日夜頌揚皇帝，聲討當今賊臣。
這樣一來，巡警不敢幹涉，趙爾豐也束手無策，隻得上報朝廷。端方聽後氣得暴跳如雷，怒罵川人“無法無紀，造此怪像，尚複成何世界！”但罵是沒用的，成都的罷市、罷課運動已經波及千裏之外的府縣鄉鎮，同時還發生了搗毀巡警署、自治局、經征局、教堂等暴力事件，局勢進一步失控。
1911年9月1日，川漢鐵路公司股東大會決議抗糧抗捐。清廷大為震怒，次日即連下兩道諭旨，在要求趙爾豐切實鎮壓的同時，特派端方帶兵入川查辦。危局一觸即發，川人立刻派發了一份《川人自保之商榷書》，呼籲川人自保路權。不料，趙爾豐竟然指鹿為馬，將所謂的“自保”汙蔑為“謀叛”，趁勢揮起了屠刀。
9月7日，趙爾豐下令逮捕了保路運動的領袖蒲殿俊、羅綸等人，並查封了保路同誌會、川路公司和各種鼓吹保路報刊，還殺氣騰騰地威脅說，若聚眾入署，格殺勿論。趙爾豐本來打算來一個殺雞儆猴，想著那幫愚民群龍無首，也就成了一盤散沙，不足為慮。但他樂觀過了頭，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和那幾個同誌會領袖的作用。
蒲、羅等人被捕的消息傳出，上千的民眾竟扶老攜幼，不約而同地捧著光緒皇帝的靈牌，潮水般擁到督署請願，強烈要求釋放蒲、羅等人。後堂的趙爾豐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發狠，做了一個足以致命的決定——開槍！
一時間槍聲大作，手無寸鐵的民眾紛紛倒在血泊中，當場死亡32人。殺紅了眼的趙爾豐又令馬隊出擊衝散民眾，死傷者更是不可勝數。城外聞訊前來請願的民眾也被慘殺數十人。“成都血案”頓時震驚全國。
血案之後，趙爾豐嚴令全城戒嚴，封鎖交通、郵電，成都黑雲壓城。利用這個時機，在成都的同盟會員立刻裁木為書，寫上“趙爾豐先捕蒲、羅諸公，後剿四川各地，同誌速起自救”等字，包上油紙後投入錦江。木塊順江而流，形成聲勢浩大的“水電報”，將消息傳遍了川西南。
各地同誌會聞訊，紛紛揭竿而起。同盟會員、華陽哥老會首領秦載賡次日便率眾攻到了成都城下。雙流、溫江、新津、崇慶等地的同誌軍也紛紛向成都進發。數日之內，雲集成都城下的同誌軍就達到了一二十萬之眾。趙爾豐坐困城中，既要防內又要防外，顧此失彼，心力交瘁。
此時清軍內部也開始軍心不穩，一些新軍開始醞釀成立軍界同誌會，陸軍小學的學生也紛紛離校返鄉參加同誌軍。萬一兵變，那可真是甕中捉鱉了，趙爾豐被嚇得立刻把新軍調出了成都，專派巡防軍守城，同時通電清廷求援。
此時，清廷也不敢再指望趙爾豐了，急令湘、鄂、粵、黔、滇、陝六省派兵入川，同時催促端方從湖北啟程西上，還特意起用早前被開缺的岑春煊入川會同趙爾豐辦理剿撫事宜。眼見四川局勢吃緊，端方和岑春煊心裏也打起了鼓，都不願去趟這趟渾水，援軍延拓不前。
被困的趙爾豐焦頭爛額，不得已隻好釋放了蒲、羅等人，還假惺惺地哀訴開槍殺人之事是迫不得已，是盛宣懷、端方逼他這麼做的，希望代為調解。其實蒲、羅等過慣了太平日子的士紳也被起義局勢嚇得不輕，立刻發布《哀告全川叔伯兄弟》一文，懇求大家放下武器，和氣商談。
但箭在弦上，任誰說也是白搭。1911年9月25日，同盟會員吳玉章等人率先宣布榮縣獨立，廣安、重慶等地也相繼宣布獨立。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正式打響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槍。隨後，盛宣懷被清廷即行革職，端方在入川途中被殺，趙爾豐被成都軍政府正法。革命形勢一日千裏，王朝的末日終於來臨。 第二節新軍崛起成驚雷
起義的先鋒隊
就在保路風潮席卷湘鄂川粵時，武漢地區的革命黨人認為起義的時機即將到來，紛紛圖謀起義大計，大肆鼓吹革命。
1911年7月，革命黨人詹大悲、何海鳴主辦的《大江報》發表了《亡中國者和平也》和《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兩篇時評，鼓吹“中國情勢，事事皆現死機，處處皆成死境”，“此時非有極大之震動，激烈之改革，喚醒四萬萬人之沉夢，亡國奴之官銜，行將人人歡戴而不自知耳”，“故大亂者實今日救中國之妙藥也”。
一石激起千層浪，在這個敏感時期這兩篇極具鼓動性的“亂文”引起了當局的極大恐慌，湖廣總督瑞澂立刻派人查封了《大江報》，並把詹、何等人逮捕下獄。而《大江報》又是湖北新軍文學社的機關報，這也引起了清廷對湖北新軍中革命黨的防範。
恰值不久後，四川保路鬥爭瀕臨失控的邊緣。9月，清廷一方麵急令端方率領第31、32標部分湖北新軍入川鎮壓川民的保路鬥爭，一方麵又令湖廣總督瑞澂調撥第29、41標，馬隊第8標等部分湖北新軍開往宜昌、沙市、嶽州、襄陽等地。清廷此舉打的是一石二鳥的如意算盤，這樣調遣，不但可以鎮壓四川保路鬥爭，而且可以分散湖北新軍的革命力量。
不料，革命黨人認為武漢地區積蓄已久的革命力量雖然被分散，但清廷如此調遣，也使得清廷在武漢地區的兵力薄弱，正是起義發難的有利時機。革命黨人當即決定，文學社與共進會聯合，共同發難。
這文學社和共進會又是怎麼回事呢？
共進會是一些同盟會員“另起爐灶”成立的一個外圍組織。當年孫中山、黃興等人專事西南起義而又屢屢失敗，接著又一心轉向南洋發展會黨。對此，長江流域的同盟會員如劉公、焦達峰、孫武等人大為不滿，認為孫中山等人不重視長江流域的起義，於是1907年8月在日本東京組織成立了共進會，準備在長江流域伺機起義。
共進會成立後，推舉張百祥為會長，下設九部，采用紅黑兩色的九角十八星旗為旗幟，雖采用同盟會的綱領，但其中又以“平均人權”代替了原綱領的“平均地權”。共進會雖然自稱為同盟會的“行動隊”，但是已明顯與同盟會有分道揚鑣的跡象。
1909年，孫武回到湖北活動，與黃申薌等人組織成立了湖北共進會。焦達峰也回到湖南設立了湖南共進會，江西鄧文翬也在反清小團體易知社的基礎上秘密發展起了江西共進會。共進會各分會相繼成立後，開始致力於聯絡會黨工作。但是他們很快發現，會黨大多紀律散漫，難成大事，於是把工作重點轉向了運動新軍。
巧合的是，孫武與孫文之名相似，一文一武，因此，孫武被軍界誤傳為孫文之弟，很多新軍慕名加入了共進會，新軍中的共進會會員很快就發展到1500多人。
1911年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後，兩湖的革命黨人決心擔負起首義的重任。因此在5月3日，湖北共進會骨幹分子孫武、劉公等人與湖南共進會領導焦達峰等人在武昌召開會議，決議“中國革命以兩湖為主動”，並認文學社為“友黨”，準備謀求通力合作。就這樣，武漢地區兩大革命團體的聯合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張之洞“種瓜得豆”
而文學社則是一個從新軍中發展起來的革命團體，名字雖然聽上去文縐縐的，但它卻是一個完全以士兵為主體的軍中組織。
新軍作為清廷在軍製改革中編練起來的新式軍隊，本是以維護清廷的統治為宗旨，不料此時竟和朝廷對著幹，這真是一個天大的諷刺。王朝的統治者做夢也沒有想到，昔日精心打磨的利器，如今竟然刺向了自己的心髒。為什麼？
這一切都與湖廣總督張之洞的湖北新政分不開。甲午戰爭之後，清廷正式下令編練新軍。在1895年小站練兵開始後，時署兩江總督的張之洞也在南洋組建了自強軍，模仿德國軍製進行編練。但不久張之洞即回任湖廣總督，南洋自強軍改由兩江總督劉坤一接辦。
次年，張之洞回任湖廣總督後，仍然繼續編練新軍的工作。他向朝廷奏請將南洋自強軍中已經練成的原南洋護軍前營500人調赴湖北，作為湖北練兵的模範，然後以這500人為班底，編成湖北護軍。
張之洞接著他又裁減綠營與勇營等舊式軍隊，將舊軍餉項移作編練新軍。又令湖北原有的武愷軍、武防軍、武建軍等舊式軍隊改習洋操，使其編練成為新軍。這些以護軍為核心的湖北新軍就成為日後張之洞整編湖北常備軍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