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透露道，鮮花戰爭中我截獲的那批國際刑警協會的機密文件，已經被帝國安全局證明具有重要價值。他沉浸在自己關懷後輩的幻想裏，眼鏡片反著光，遮蓋了他期待我為此表示高興的眼神。
那到底是個什麼機構？柏林保安大隊？專管抓小偷？我很想問問他把我調離警衛旗的真正原因。那是元首的衛隊，雖然它的平民色彩使它並不倚重學識，但一群年輕人在同樣的激情下彙聚一堂，兄弟般的情誼足以讓人付出青春。我多麼不想離開它！
“我還能上前線嗎？”我用最大的克製使自己不至顯得在冒犯上級。
但是第二天我仍然隻得摘下象征精銳部隊的LSSAH肩章，去負責“帝國的安全”。你能違抗的東西最終繞個圈子，回來絆你一腳。你所遇到、撞破或繞開的那些障礙，最終描繪出國家的輪廓。
1946年9月1日
【編者注】
曆史學家評價古人功過時，總以為古人也像他們這些後來人那樣能夠洞悉全局。這缺乏常識的想法何以到處發酵？因為隻要承認塚中人並非全知，對功過的評價就變得無比複雜，超出了書生們的才具。
何況社會是在恒河沙數的人類個體中運轉的，正如北大西洋的颶風可能發端於南美洲一隻蝴蝶的翅膀，該不該追究這隻蝴蝶的責任呢。
作為一個戰後大學擴招的潮流中在擁擠的宿舍和占不到位子的圖書館之間擺渡的“知識分子”，我的老師每每教導我，要和我的每個阿姨的兒子一起去向那些退伍軍人、寡婦孤兒、破產工商業主傳播正義。要捂上他們的耳朵，好讓這些真正經曆過戰爭和極權的人們聽從我們這些當時還在學步的小家夥，還有我們來自西方淨土的老師的宣講：
鮮花戰爭是一場假象。在這之前納粹刺殺了奧地利總理陶爾斐斯，對其他內閣成員發出恐嚇，並對與奧地利結盟的意大利等國家實行收買政策，使其倒向德國。這些不可至於陽光下的陰謀才是奧地利失去領土獨立的原因，國防軍入駐的光輝事跡隻是掩蓋了這些真正原因，才呈現出奧地利自願加入德國的假象。
這是課本的內容，不過我能夠保證，刺殺和恐嚇都真有其事。但事實的一部分是否能替代另一部分的事實？
我更情願去思考那個時代某些以德語為母語的人對外族的態度，以加蘭先生的利奧波德城槍擊案為例。“世界上任何種群的孩子都有明亮光潔的雙眼，任何民族的家庭也都一般無二的溫馨。”這句話出自一個隸屬於種族主義的黨衛隊的人筆下，令人毛骨悚然。
是魔鬼，還是魔鬼的替身？從紐倫堡的法學家到聯邦德國的大學教授，人們在各自的領域思考大屠殺何以實現。有人訴諸體製，有人訴諸現代性，也有人在曆史的故紙堆裏發掘欲加之罪，死者已經長眠二十年，定論卻遙遙無期。
事情總是一些人在做，而另一些人默許。當加蘭先生持槍在猶太教堂門前片刻停留時，他仍然尊重著他們的異教信仰，但下一刻這種潛意識裏的尊重就被關於國家的宏大話語淹沒，死亡也無法打破這樣的冷漠。
後來的一次交談中我問道，“如果當時被射殺的是德意誌人？”
“你見過車禍現場嗎？”他說，“那麼你會明白，橫死的陌生人也足以讓你發自肺腑地難受。”
“但也許不會讓你痛哭？”
“你為民主德國死於饑荒的人哭過嗎，他們可也是德國人。”
和一個比我年長一輩，又親身陷入過世界的複雜性的人辯論是不明智的。但我還有另一個辦法。我把一餅磁帶放進錄音機，一段小語種的新聞播報勻速播放出來。它的聲調在句末總是滑行向上，句子很長而單詞緊湊，每念一句都要深吸一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