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政界的公眾人物必然不介意自己的言行被後人褒貶，但是在一對一的交談時未申明來意，這仍然是欺騙。我看著他不發一言，直到他露出懺悔的神情。
“但您還是要寫您的書。記住欺騙與品行無關，它隻是懦夫的座右銘。”
這是今年8月間的事了。又過了一個月，吉爾伯特寄給我一封信。
加蘭中校，
也許您已經通過別的途徑知道，紐倫堡審判接近尾聲，接下來我會回到美國，投入學術研究當中。
接受您的批評。我是在彼此並未溝通的情況下，以我個人的左翼立場去審視納粹政要的。但如果僅從學術角度考察這個令幾千萬人卷入災難的政體，未免有失責任。它不單涉及抽象概念的博弈，極權已經造成一代人的創傷。
這是我在戰爭末期投身行伍的原因。我相信出於另一種同樣真摯的原因，您在大學畢業後投身黨衛隊，在這一點上我們之間的諒解無需多言。
我在麵對政界大鱷時不敢說出自己的真實目的，這是懦弱的，這也是因為我和他們的關注如此不同：國家與國家的意義、國體與國體的合法性、民族與民族自由、過去的既成事實與未來的無限可能，我關注的是後者。
因此我仍將利用這些談話，從心理學角度分析納粹黨和30－40年代德國的政治倫理。這對一些人是不敬的，但我也將盡己之責，為包括您在內的另一些人守口如瓶。
因為您的真誠戰勝了我過往的愚頑。感謝我們短暫的、純私人的交談，它打破了我思維裏的民族壁壘，現在我開始關注更廣闊的世界。德國隻是曆史的一麵鏡子，照見所有人的良知。
誠摯希望上蒼能給予您更多憐憫。如果能為您的自由盡綿薄之意，將是我最大的告慰。
您真誠的，
古斯塔夫?吉爾伯特
信是戈登遜帶來的，他坐在我麵前觀察我讀信時的神色變化。我想他看出了在一年多的牢獄生涯和不公正的法庭審判之後，我變得更易被友善所慰借。“您在微笑。”他遠比吉爾伯特善於隱藏自己的目的。
我沒有回應。
“您性格裏的堅硬是否得自對友善的拒絕？”他讓翻譯把這句話變成德語。
是來自對莫名友善的戒心。
心理醫生會慰借你心靈上的缺失，心理學家則隻是解剖它。戈登遜讓我想起了奧斯威辛的醫生，他們用人類活體做試驗。我問他每周探訪多少人。
他溫和地笑著，“不多不少。履行醫生的職責之餘我也願意當一名普通的聽眾。說真的，承受了這麼多的偏見之後，像您這樣緘默的人在我的造訪對象裏不太多。”
他感到愉悅，盡管傾身向前做出一副誠懇的樣子，但美式英語跟隨情緒的聲調起伏出賣了他。
有多少人對戈登遜袒露心曲，或試圖借著這位心理學家的筆記，留下一些法庭上百口莫辯的衷腸？但這不是他的目的。他雲深霧繞，避讓你提出的每個問題。
“我們一直在繞圈子，”我對他說，“兩個狙擊手互相以對方為目標，什麼時候才能分出勝負？”
他笑著點點頭，“您還是戒心太重，我是中立的，我沒有槍，隻有瞄準器。”
為偷窺狂幹杯。
但一個人不能既坐在我麵前，又假裝成樹洞，任由我自說自話，他得穿上迷彩服，再綁上一點樹枝才行。我這樣說，他接腔道，您看來也沒有自居教導主任而把其他人當成小學生的習慣，能夠在那些手捧小筆記本的人麵前滔滔不絕。
“我的臆病不太嚴重，在您看來，剛剛夠患上一點輕微的民族主義狂熱。”我指出他心理醫生的身份，“而您，則從未給您的任何一個病人開過藥方。——是什麼導致了這樣的冷漠，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