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拋開這些涉獵旁多的話題，僅僅去看作者本人——沉思總是比敘事要切近心靈，何況對於一個習慣抽象思維的人而言，沉思是最初的語言。沒有比之更直接通往他內心的道路，他在想什麼，有著怎樣的人生觀，對既往的事件是何看法？乖謬的是，也沒有比之更具體的闡發。我們僅能在抽象層麵讀出他的心緒一二，卻無從知曉他是否知行如一。
☆、測不準與回歸方程
“曆史是不容假設的。”
他靠在窗台上，冬日的散射光在他肩膀上勾勒出模糊的輪廓。加百列和路西華在這個世紀一同到來，“承認”與“存在”是一對兄弟，而“價值”與“虛無”結盟。
我從夢中驚醒，仍然記得夢裏那條循環往複的道路。每出現一次謬誤，我都返回原點，走上另一條分岔。但每一次重新走過，它都生出新的岔道。
它甚至不能算是道路，而是無窮無盡的可能性。連概率論都失效了，因為它本身也在運動，不斷地變生出新的世界。
“那麼，什麼是可以假設的呢？”
我躺在窄小的床上，繼續設想這番辯白。我習慣於思考通過更改實驗條件、操作步驟的方式以達到準確的實驗結果：如果我沒有在1936年加入警衛旗、在1938年調任安全局、在1939年涉足軍方叛國者的案件、在1942年介入東線軍事情報，或僅僅是在1945年不曾自投羅網，以為曆史終將公正地為我定罪，從而亦不否認我片麵的英名。人生會變得如何？
最終這些“如果”都在同一個時間點上歸於一路：如果我沒有出生在1915年某個寬容而過分抽象的社民黨人的家裏。
這不是決定論，恰恰相反，這是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一次次修正錯誤，以期重頭再來。把碳單質放進高溫當中，它可能形成金剛石，也可能是石墨。我曾以為若做出另一種選擇，結果會全然不同。但世界遠不是條件可控而固定的實驗環境，它把主客體混為一談，內在與外在實為一物，它是無數的人類個體本身。你在修訂自我時，已經讓你所觸及的世界麵目全非。
“曆史是不容假設的”，這句話隻不過是人擇原理的一種蹩腳表達罷了。
如今是1946年末，這一年裏我經曆了許多事情。曆史學家隻關心世界大事，就像隻關注宏觀世界的古典物理學家那樣，這會讓他們錯失真理。人們會怎樣講述1946年？濃墨重彩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籍籍無名的第二年。然而正是在這一年，許多人黯然離世，時代從來不終結於勝利者的鳴金收兵，而是敗者的死亡。
一個無名之輩也將隨之被時代葬送，在他的檔案和卷宗尚存於世之時，曆史並不打算記住它。但曆史卻吊詭地要剝奪他的生命，由此可證，勝利者單方書寫的曆史純然是謬論。
回溯這一年發生的一切，記憶卻跳到了1945年。二月措森軍部的轟炸，三月總參成員的形同陌路，四月達姆斯塔特人煙稠密的戰俘營，五月的去留定奪。那是破滅的時代，1946年則在記憶中被抹去了，我無法記住任何邏輯線索斷裂、毫無意義的瑣碎事件，它們是這個世界的縮影，虛無一物。
我曾做過多少努力？我想起幼時在沙灘上堆房子。沒有一座沙砌的房子不會被水波衝毀，但人們在童年時眼見此景，心裏卻帶著歡愉。為何我現在悲傷不已？也許悲哀隻是來自努力的落空，而不是熵增的世界本身。
這無非是一種錙銖必較。考慮到人終將死去，計較於20歲時的勞而無功實為小器的心理作祟。時間會讓所有的塔化成沙，絞刑隻不過是催化劑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