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囚室的窗口能夠看到操場一角聳立的絞刑架。它貼著牆根建造以便取得更穩固的依托，幾乎與屋頂平齊的高度足夠吊死任何體型的歐羅巴人，堪稱一絕。由於絞刑架立在戶外，雨天是不行刑的。隻在晴好的日子裏，死神勤懇地收割他的果實。獄卒們點著名字，絞刑師忙著檢查刑具的各項設備，即將死去的囚徒將手指劃在胸`前，一切井然有序。
這些景象已經在蘭斯貝格上演了小半年，重複而無奇，每次我都避免去看，隻是閉眼去聽。
聽哪，踏板打開的豁然聲、絞索墜落時和搖晃的屍體劃過的風聲、收緊時的摩攃聲、死囚走上絞架時的腳步——有的堅定，有的深淺不一，有的步調紊亂，有的是被架上去的。聽覺變得格外靈敏，以便在條件反射的幹嘔時我能自信地說，這再正常不過。
人們關注行刑現場，這不僅是一種社會化的行為。本能驅使我們關心一些切近生命的命題：生與死、欲望與終結，死刑隻不過是這些本能或形而上學的命題的具象化。人類是生存在本我與超我之間的，無可避免地被現實撕得粉碎，而一旦拒絕如此，便隻剩下暴行，以及思想的暴行。
我曾經生活在暴行中，也製造過暴行。無論打著什麼旗號，狂熱的理想與理想的製度化都與暴行無異，堅信理想必然實現的人則等同於暴徒。我曾躬行於此，如今深為愴痛，因為我已身係囚牢，暴行卻轉手他人，依然如故。
我也曾對抗過暴行。所有用自我的身份，而不是統治者賦予你的身份生活的人都對抗過暴行，今天他們則在末日審判下喪生。真實的人生再一次臣服於曆史的敘述，極權的政體已被移除，語言的極權從未終結。
暴行總是披著人性的外衣。此刻我聽見的聲音是正義的歌謠，罪人之死賦予其劊子手一枚騎士勳章，邪惡的滅亡昭示著仁愛的新生。邏輯多麼陳舊，十三年前納粹既如此終結魏瑪，於是正義的對立麵成了另一種正義。
這是絞刑架第幾次在運轉？達豪審判進展神速，紐倫堡閉庭前的半年這裏已經行刑多人，從集中營的管理者到黨衛軍精銳部隊的少年，他們多半佩戴校官、尉官軍銜，隻在黨代會上見過元首，有人直到死前都不明白帝國的高級罪惡，有人因為窮途末路而為虎作倀。終於有一回，下屬比上司走得早，在第三帝國的決策層是否有罪尚未定論時，跑腿和雜役先行承擔了責罰。
戰場上最先死去的是戰車旁的步卒，大蕭條的危機最先轉嫁給下層民眾，正義女神也欺負小人物，青史隻留存名人的事跡，醜行和蒼生皆成塵泥。
1946年10月21日
【編者注】
比較之前幾篇文章，這篇風格迥異的文章更為抽象，也更為沉鬱。蘭斯貝格監獄自1946年夏天以來一直執行絞刑，是什麼使作者心境在此刻變化？9月30日紐倫堡法庭宣判，10月16日對執行絞刑，本文寫於10月21日，這些日期是否有關聯，已經死無對證了。
也許作者對自己的判決曾心懷改判的希望，直到紐倫堡將納粹領導層的罪愆定案，並宣布黨衛隊、帝國安全局為犯罪組織。今日我們會嘲諷他的徒勞，視之為賊心不死，但在曆史尚未成為曆史，而未來尚未前來的時刻，誰能擁有卡珊德拉的預言。
這或許也是本篇的題目由來。他的兩項身份都被紐倫堡宣判為犯罪組織，末日審判的氛圍曾否繚繞在他肩頭，而他曾否指名質問宣判方的犯罪性？過於尖銳的話題是很難引起討論的，這些隻能喚醒仇恨的聲音選擇了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