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的意義
１向權力挑戰
杜威說，任何思想家隻消開始思維時，都多多少少把穩定的世界推入危險之中。
魯迅的反抗哲學，就顯麵而言，首先是對抗權力的；較之一般的異端思想，顯然具有更為危險的顛覆性質。所以，在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統治時代，他理所當然地淪為流亡者。而文字，相應地，也就不能不成為禦用文人狺狺而吠的對象。
魯迅的講演《文藝與政治的歧途》，從根本的意義上，討論了文藝與政治的矛盾對立關係。他說：“我每每覺到文藝和政治時時在衝突之中，文藝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兩者之間，倒有不安於現狀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維持現狀，自然和不安於現狀的文藝處在不同的方向”；“政治想維係現狀使它統一，文藝催促社會進化使它漸漸分離；文藝雖使社會分裂，但是社會這樣才進步起來。”所謂革命，在他看來即是不安於現在，不滿意於現狀。如何促使社會分裂和進步，也就是說，如何避免在“統一”的名義下剝奪個體，實行“不攖人心之治”，是餘下的全部問題。
２向知識者挑戰
魯迅曾經慨歎道：“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這種民族性格的養成，除了大一統的國家製度覆蓋下的各種迫害之外，與數千年思想文化傳統的教化浸淫也大有關係，尤其是知識階級。
儒家和道家本來是先秦諸子百家爭鳴中的兩家，後來宗教化了。它們分別代表社會和人體內部的動靜兩麵，涵蓋麵很廣。佛教施入華土以後，很快就被同化了過去。作為官方的宗教，儒教具有濃厚的重人意識，所謂“惟人萬物之靈”，“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國以人為本”等等，把人的地位抬得很高，所以創始人孔子的學說被稱為“仁學”。但是，這裏的“人”並非單個的人，具有個人權利與尊嚴的人；而是係統中，秩序中的人，在巨大的關係網絡中失去主體性的人，它講求“天人合一”，以及各種的“和”，使原來僅有的一點進步性，都在合乎中庸的闡釋中互相抵消和自我抵消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都因此缺乏一種必要的對抗的張力。儒家的整個時間觀念是屬於過去的，樂天的，複古的，守成的，其實是倒退的。在儒家思想體係內部，有一條天然的暗道通往老莊。道教與道家雖非同一個概念，但是，都同為老莊思想的放大，在骨子裏頭有著很一致的東西。老莊思想的要害是崇天忘人，無愛，無憂，無為。在黑暗政治麵前，反求諸己，采取苟活主義的態度：“不譴是非”，“不辯生死”，向往無所住心的逍遙。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又叫“儒生”，是儒教的信徒。所謂“學而優則仕”，他們是依附龐大的官僚機構而生存的，通過科舉道路，成為權力者的新的補充。由於官僚機器本身的傾軋與排擠，畢竟有大量的儒生汰留在官場之外，於是有了隱士。湯恩培稱中國為“隱士王國”。其實，隱士並非完全地皈依老莊，而是儒道合流。魯迅說：“中國的隱士和官僚是最接近的。”出仕或歸隱，完全視窮達如何而定，可以說是古典的機會主義者。所以說，中國文人“無特操”，沒有獨立的信仰和人格，不是依附，就是逃避。但無論是官僚，奴才和隱士，都是一例地憎惡反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