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主義—表現主義
１文學與哲學的一致性
魯迅的哲學，是通過滿布形象與意象的文學語言來表達的。文學不是哲學之外的無礙的附屬物，它是哲學的形式，也是哲學的內容。哲學與文學，亦此亦彼，難舍難分，共同構成魯迅作為一個特異個體的存在。
存在就是絕望的反抗。魯迅是主張“藝術為人生”的。既然人生是黑暗的，苦痛的，因而也是掙紮和抗爭的，那麼，文學也必須擔負反抗的使命。在一次講演中，魯迅批評“為藝術而藝術”派說：“這一派在五四運動時代，確是革命的，因為當時是向‘文以載道’說進攻的，但是現在卻連反抗性都沒有了。不但沒有反抗性，而且壓製新文學的發生。對社會不敢批評，也不能反抗，若反抗，便說對不起藝術。故也變成幫忙柏勒思（Plus）幫閑。”他十分重視反抗性，甚至把它看作文學批評的基本標準。從文學的視角看，魯迅個體作為結構性生成，可以有三大層麵： 其一是《野草》和舊體詩，還有部分書信，裸呈著一個深沉的、隱秘的、曖昧的、矛盾的、騷動不寧的靈魂。其二是小說，在這一層麵中，感情和思緒追尋著絕望所由產生的根源，抒情方式轉化為敘述方式，主體與客體，生命現象與社會現象，虛幻與真實得以同時顯現。三是被稱作“雜感”的文字，它們經由情感的長期的鑄煉與磨礪而被賦予明朗、鋒銳的性質，直奔鬥爭的目標。雜感是人格的顯麵，它們以引人矚目的評論性、獨斷性、反抗性，成為世所共認的時代風骨的象征。
２反對“文以載道”與“為藝術而藝術”
魯迅反對“文以載道”，及至後來的“文學即宣傳”一說，實質上仍是“文以載道”的遺傳，要害是脫離文學本體。“為藝術而藝術”論相反，極力使文學遺棄社會而返回自身，但也同樣受到他的淩厲的攻擊。無論非藝術與純藝術，在他看來，都遠離了個人直接經驗的實在，遠離了生存。
朱光潛推崇“靜穆”，魯迅譏為“撫慰勞人的聖藥”，分析說：“徘徊於有無生滅之間的文人，對於人生，既憚擾攘，又怕離去，懶於求生，又不樂死，實有太板，寂絕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淒涼，所以又必須有一種撫慰。”靜穆是古典的，全無挑戰反抗之意，卻有“死似的鎮靜”。林語堂提倡幽默，所要是明人的名士氣，外加英國的紳士風度，努力“從血泊裏尋出閑適來”，一樣是客廳裏的美學。魯迅所以力主諷刺而非幽默者，要而言之，乃因為諷刺多出一份反抗的熱情；它針對的對象，是危及生存的極其有害的事物。
３現實主義： 有限性，當下性，真實性
魯迅是一個清醒的現實主義者。《論睜了眼看》，可以說是他的一篇現實主義文學宣言。宣言說：“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隻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自己不覺得。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麵，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凶猛的闖將！”
現實主義，首先是指一種文學精神。它要求作家對於社會的恒常狀態，以及長久醞釀而成的重大事件，不能采取回避的態度。作為哲學範疇，它重視的是世間事物的有限性，當下性和真實性。魯迅在北京的一次講演中，專門談說兩種感想，其中之一是：“我們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人們大抵住在有限的人世和無限的宇宙這樣兩個相反的世界中，各以自己為是；但他覺得，天文學家的聲音雖然遠大，卻不免空虛。所以，他不讚成文學去關心遠而至於宇宙哲學，靈魂滅否的“不要緊”的問題。生存的有限性，迫使人們關注當下的現實。上世紀３０年代，《東方雜誌》開設“新年的夢想”專欄，刊出的說夢的文章五花八門： 夢“大家有飯吃”者有人，夢“無階級社會”者有人，夢“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夢見建設這樣社會以前的階級鬥爭，白色恐怖，轟炸，虐殺，電刑……魯迅著文說：“倘不夢見這些，好社會是不會來的，無論怎麼寫得光明，終究是一個夢，空頭的夢，說了出來，也無非教人都進這空頭的夢境裏麵去。”逝世前，在有名的《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中，仍一再強調“全部作品中的真實的生活”，而反對在作品後麵添上去的光明的口號和矯作的尾巴。真實性是現實主義的靈魂。他多次提醒說：“幻滅之來，多不在假中見真，而在真中見假。”中國的文人不但歌頌升平，還粉飾黑暗；而人們卻又偏偏喜歡喜鵲，憎惡梟鳴。這是他深感激憤和悲哀的。
現實主義作為一種寫作範式，魯迅所取是場景描寫和細節描寫的真實。他的關於“看客”的描寫是有名的。無論是《明天》式的麻木，《孔乙己》式的嘲謔，《藥》式的附和，《阿Ｑ正傳》式的熱鬧，以及《示眾》式的簡直無端的擾攘，都使人感覺著無法擺脫的近身的恐怖。看客的場麵，是人類生存境遇的形象的描述，表明了如馬克思的“社會關係的總和”，海德格爾的“人在世界之中”的本質意義。在魯迅的小說中，許多細節描寫也是極其出色的。人們會清楚地記得： 孔乙己是站著喝酒出現，而坐著蒲包消失的；這個多餘的人為“竊書”辯護，總結回字的四種寫法，給孩子分茴香豆吃而至於最後說“多乎哉？不多也”之類的話，都刻劃得十分生動逼真。阿Ｑ無疑是一個“可笑的死囚”。且看他臨刑前抓住了筆畫花押，是如何地使盡了平生的力畫圓圈。“他生怕被人笑話，立誌要畫得圓，但這可惡的筆不但很沉重，並且不聽話，剛剛一抖一抖的幾乎要合縫，卻又向外一聳，畫成瓜子模樣了。”當此“大團圓”的結局，竟因自己畫得不圓而羞愧，是何等酸楚的笑話！祥林嫂無意博取人們的同情，甚或當周圍已經製造了一片冷冽的空氣時，仍直著眼睛，無數次向大家講述自己日夜不忘的關於阿毛的故事。為了贖一世的罪名，她花錢到土地廟捐了門檻，但結果，仍然沒有領到拿祭品的資格。接連的打擊使她身心俱損，書中三次外貌描寫，深刻地顯示出了這一損害的次第變化。三次描寫都著重畫眼睛，乃至最後，柔順的眼睛連淚痕也沒有了，作為“一個活物”的惟一象征，卻有著與木刻似的神色很不相稱的釘子似的光芒！這是懷疑的光芒！當她追問人死之後有沒有魂靈時，她的悲慘的形象，便永遠留在讀者的心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