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絕望的反抗
１走向“邊緣”
現在，我們可以回到魯迅這裏來了。
魯迅的生命曆程橫跨兩個世紀。他的社會—文學活動，主要在２０世紀初葉；而他的哲學，在１９世紀末，也即青年時代便已大體形成。
作為留學生的魯迅，重要的事情在於吸收哲學知識和各方麵的思想營養；但是，哲學中的生命本體的成分，卻早經遺傳，以及更早一個階段的生活經驗所奠定了。對他來說，個人經驗是遠比別人的材料更為重要的。其中，祖父下獄事件是一個帶有決定性意義的事件。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一事件，足夠影響了他的整個一生。
在他１３歲的那年，做京官的祖父周介孚以科場行賄罪，被皇帝欽判為“斬監侯”——一種緩期執行的死刑。為了逃避株連，他不得不服從家人的布置，在鄉下過了一段不算很短的流亡生涯。事情所以值得重視，首先因為它牽涉到了整個製度、官場，直至最高統治者；在這裏，也就不難找到他畢生向權力挑戰的最初始的動機了。鄉間生活的體驗，使他對周圍人群分作“上等人”和“下等人”兩大層次的階級現象有所覺悟，即使後來他變換著使用了諸如“資產者”、“無產者”一類概念，對中國社會的二元對立結構的認識，基本上沒有大的改變。以“下”為本位的道德原則，也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得以確立的。淪為“乞食者”，他固然可以領受到窮苦的農人的同情，但同時又不能不感受到“看客”的涼薄，這樣，對於下層社會，無形中造就了一種矛盾的、尷尬的心理。所謂“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便是從此發展開去的一條線索。如果說，所有這一切，都是困於境遇的強迫性思考，那麼事件的另一種反應，則促使他返回到生存本身。祖父的生命是隨時可以宣告結束的，然而卻又無法確知這個可怕的時刻的到來；至於株連，那結果的悲慘，更是想象所不能及的。他過早地被拋入到了無止境的恐懼、懷疑、憂煩、焦慮等等不安的情緒之中。他培養起了對周圍世界的不信任態度。生命如此地值得珍惜，可是卻又如此卑賤，如此脆弱，完全地無從把握。他被逼入一條狹窄的，然而又極為深邃的巷道，逼入生命的懸念以及對它的無限的追問之中。追問是沒有回應的。無從訴說。他不得不退回內心。這種“內向的凝視”，是克爾凱郭爾式的；而心的反抗，從戲曲《無常》、《女吊》等文化觸媒中發見的複仇的意誌，又分明閃爍著尼采式的鋒芒。
魯迅關於生命存在的最先體驗，在相隔多年以後，通過幻燈事件、婚姻事件和《新生》事件的聯合反射而獲得進一步的強化。當時，無論個人或民族，都被置於一種“邊緣處境”；“新神思宗”存在主義，作為危機哲學被他“拿來”是必然的事情。但是，被侮辱被損害者的共同命運，又不能不使他同時傾慕於泛愛的托爾斯泰學說。這樣，兩種完全相悖的哲學，也即“托尼思想”，便以貌近傳統的“中庸”，其實是反決定論的一種方式，統一於生命本體。他把自己的生命本體論表述為：“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還有一個補充說明，就是：“我之所謂生存，並不是苟活；所謂溫飽，並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把“生存”同“溫飽”聯係起來，確立了魯迅哲學的平民性品格。這裏的“發展”，可以看作自由觀的一種表達；他確認：任何自由，是必須建立在滿足溫飽的現實的基礎之上的。這一基於現代中國人的生存條件，而對生命價值所作的規限與要求，既不同於以保存生命，其實是保全性命也即保全肉體為要義的中國古代道家學說，與立足於追求個人絕對自由的西方存在主義也有很大的距離。
２境遇：牆與荒原
生存條件構成人的境遇。魯迅的哲學，首先是從境遇問題開始的。
第一個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便以奇詭的隱喻結構，對人的境遇作了提綱挈領式的說明。
誠然，生命是寶貴的，可是一旦進入“社會場”，就成了被漠視被迫害的對象。人的命運變得無從選擇：一方麵被吃，一方麵吃人。如果說《兔和貓》、《鴨的喜劇》兩個寓言體小說鏈條式地揭示出弱肉強食的生命現象，那麼《狂人日記》則把強與弱，吃與被吃都集中到同一個人的身上，然後作螺旋式的展開。在狂人眼中，吃與被吃有各種人，各種花樣；而自己，則因為二十年前踹了一腳“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這與周圍活著的人全然無關，竟也成了被吃的因由。吃人是有理論根據的，而且這理論，同吃人的曆史一樣古遠。傳統不斷地生成現實，反過來，現實又不斷地彌合傳統。於是，“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師生仇敵和各不相識的人，都結成一夥，互相勸勉，互相牽掣”，“大家連絡，布滿了羅網”。整部曆史，就是這樣一部血淋淋的曆史，充滿著暴力、陰謀、疑慮、驚懼，以及各種變態。最可怕的是，狂人發現自己在“未必無意之中”也曾吃過妹子的幾片肉！生活在一個“時時吃人的地方”，從而帶上吃人的履曆，這是萬不可免的，不管自身如何清醒，乃至感覺著吃人的“慚愧”。
——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
其實，狂人一開頭便訴說著小孩子如何地向他瞪眼了。他明白：“這是他們娘老子教的！”在生命生成的初始階段，就埋下了被戕害的禍根。這樣，最後的莊嚴的呼喊——“救救孩子”——聽來也就變得十分地空虛無力了。後來寫作的另一個小說《長明燈》，結尾敘述小孩把瘋子——另一個並非思想著而且行動著的狂人——放火的宣言隨口編派成歌，兒戲般地到處傳唱，正是對《狂人日記》關於人類未來的籌劃所作的呼應。
說到個人的處境，魯迅常常以“碰壁”為喻。牆，在他的哲學用語中，一者表明人是永遠的孤身，不相關懷，不相溝通，如《故鄉》中的“厚障壁”；二者表明某種被圍困的狀態，但又不見形影，如《“碰壁”之後》說的“鬼打牆”，也即所謂“無物之陣”；三者是沒有出路的絕望的表示，如《〈呐喊〉自序》的著名的象征物：“鐵屋子”。關於人的境遇的另一種隱喻是屬於“荒原”的。由此衍生出的意象群，如“高丘”、“曠野”、“沙漠”等等，其實都一例地表達如他所說的“無從措手”、“無從把握”的失助感，如果說，牆使人從敵意的對象中反觀自己，那麼荒原則使人從空無的平麵中直接感知此在。
總之，人的境遇是險惡的。對此承認與否，是薩特說的“自由選擇”的開始；它關涉整個人生態度，確定了作為不同命運角色的最基本的特質。
３自欺：境遇的逃避
否認境遇的“惡”，這叫自欺。自欺是對境遇的逃避。在魯迅的哲學文本中，自欺有著三種主要的表現，即：遺忘，轉移和超脫。
遺忘有兩種，一種是普遍的健忘。魯迅多次說過中國是最健忘的民族。在紀念辛亥革命而寫的《頭發的故事》中，所說便是“忘卻”問題。三一八慘案後寫作的係列文字，也曾不隻一次地涉及造物主為“人類中的怯弱者”、“庸人”作的設想：“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用時間來衝淡苦痛和血痕。”關於柔石等共產青年之死，他有名文，題目就叫《為了忘卻的記念》。中國是有所謂“特別國情”的，忘卻正是“祖傳的寶貝”之一。魯迅痛感中國人不問世事，缺乏理性，因此無法深刻感知“情境壓力”，一切模模糊糊。
還有另一種遺忘，弗洛伊德叫“有動機的遺忘”。古人謂之“坐忘”，“渾沌”，“糊塗”，魯迅則把自己所經驗者叫“麻痹”。《春末閑談》說一種細腰蜂，作為施行麻痹術的好手，其工作就是“在知覺神經中樞，加以完全的麻醉”。這種遺忘是更為可怕的，因為它是思想中樞的自行破壞。
關於自欺的最著名的例子，莫如阿Ｑ式的“精神勝利法”。所謂精神上的勝利，當然是事實上的失敗，隻是不願承認而已。《阿Ｑ正傳》中有兩章專記阿Ｑ這種“優勝”的行狀，譬如自己窮落了，就說“先前闊”或者“兒子闊”；頭上的癩瘡疤是必須諱“光”諱“亮”甚至諱“燈”“燭”的，他還有另外的報複取笑者的話，就是“你還不配”；被人打了，就以“總算被兒子打了”自慰，或者承認是“打蟲豸”，以博取自輕自賤的“第一個”；失敗之餘，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就“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別一個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別個一般”；挨了假洋鬼子的哭喪棒，就遷怒於靜修庵裏的尼姑，等等。中國多隱士，除去“終南捷徑”不說，如果意在現實的逃避，那麼所作的便是地理環境的遷移。《采薇》寫的求隱而不得的伯夷叔齊，就是這方麵的例子。而阿Ｑ始終沒有逃出未莊以及那裏的“一群鳥男女”，他的逃避隻能是“逃名”。自大和卑怯是逃名的動機，逃避強者而製造弱者，逃避失敗而製造勝利。這種假想中的對象的轉移，其結果，一樣是模糊境遇。
再就是所謂超脫，實質上是超現世，超時代。魯迅在１９２８年與“革命文學家”者流的論辯，歸結到哲學意義上，正是如何麵對生存境遇問題所表現出來的歧異。如果說，遺忘和複古是從過去的維度抹殺現在，那麼超脫則從未來的維度遺棄現在。境遇具有時間的規限性。它意味著，無論過去和未來，都必須通過現在來顯示生存。魯迅指出：“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懷念‘過去’，就是希望‘將來’，而對於‘現在’這一個題目，都繳了白卷。”他確認：“現在的地上，應該是執著現在，執著地上的人們居住的。”他特別強調現實性，所以，才討厭“真理”而反覆使用“真實”一詞；使用頻率較高的，還有“正視”、“暴露”之類，形成一個詞義群，相當於存在哲學家說的“去蔽”，堅定地指向一個“在場”。
但是，在魯迅那裏，奴才與奴隸是有著嚴格的區別的：奴才是“萬劫不複”的，而奴隸則潛在著反抗的可能，奴隸根性是可以改造的。在文化性格上，兩者具有一個共同的顯著的特征：奴性。所謂奴性，即尼采所稱的“奴隸道德”，是對於情境壓力的遵從或依從。不逃避境遇，必須正視境遇，絕望於境遇。倘沒有了絕望，改造也者，不過偉大的空話而已。
４絕望
魯迅對現存的世界是絕望的。
絕望乃包括對人類現狀的險惡性的全部接受，以及對其本來意義上的非人性的根本拒絕。它以固有的誠實和勇氣，表明個體存在對於處境的一種積極參與的態度，而與各式的失敗主義無緣。
關於魯迅的絕望與虛無的哲學，在《兩地書》、《呐喊》、《彷徨》，尤其《野草》表現為多。他說：“希望是附麗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希望往往被他當成為非存在非實有的東西，是“自己手製的偶像”而被徹底打掉了，於是“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隻能作“絕望的抗戰”。
在《明天》中，單四嫂子祈願做夢而竟無夢。《藥》裏的夏瑜，為了他人的生存而捐棄生存，結果鮮血被做成“血饅頭”。《風波》描述革命後靜如止水的生活，所謂風波，不過偶爾的一攪動，隨即平複如故。阿Ｑ糊糊塗塗地造反不成，終於被拉去槍斃了；在連成一氣的眼睛的包圍中，他說的“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便成了極其辛酸的自我譏嘲。《孤獨者》的連殳愛人，反而為人所共棄。《傷逝》尋找的是幸福，所得卻是墓碑和無已的悔恨。《在酒樓上》寫一種人生，也無非如蜂子或蠅子般地飛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上。魯迅大抵是通過如此種種帶有悖論性質的故事和語言，去表現人間的絕望和恐怖的。《影的告別》說道：“我不想跟隨。”然而，獨立的存在是不可能的，無論在天堂，地獄，還是將來的黃金世界。不是為黑暗所吞並，就是在光明中消失，結果縱使不願彷徨於明暗之間也終至於彷徨於明暗之間。“我能獻你甚麼呢？無已，則仍是黑暗和虛空而已。”冰穀裏的“死火”，即陷於進退失據的兩難處境：走出冰穀就得燒完，留下又將凍滅。書頁夾著的“臘葉”，隻能在極短時中相對，不管顏色如何斑斕，也都無從存留。《複仇》裏四麵都是敵意，一如《求乞者》四麵都是灰土，《頹敗線的顫動》四麵都是荒野一樣。他的作品，也寫“血的遊戲”，但更多的是寫“無血的大戮”，寫普遍存在的“幾乎無事的悲劇”。《希望》說本想用希望的盾，抗拒空虛中的暗夜的襲來；但是，當肉薄這暗夜時，麵前又竟至於並且沒有真的暗夜了。《墓碣文》陽麵是：“……於浩歌狂熱之際中寒；於天上看見深淵。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於無所希望中得救……”陰麵則是：“……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創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後，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陳舊，本味又何由知？……”這是《狂人日記》的“吃人”之後的“吃自己”，這種吃法，是比“吃別人”和“別人吃”更為殘酷的。境遇具有強度滲透性，無內無外，無始無終，所以，結尾有一句偈語雲：“待我成塵時，你將見我的微笑！”
存在即絕望，絕望仍存在。在這裏，絕望就是存在的勇氣，是對於自我肯定的力量的體驗，是相對於“奴隸道德”的“主人道德”。克爾凱郭爾把絕望分為兩種，一是因不願做他自己而絕望；二是因要做他自己而絕望。魯迅的絕望，明顯是“願做自己的絕望”。這是一種特別的絕望。所以，克爾凱郭爾才說，“隻有達到絕望的恐懼，才會發展人的最高力量”；雅斯貝斯才說：“誰以最大的悲觀態度看待人的將來，誰倒是真正把改善人類前途的關鍵掌握在手裏了”；連阿道爾諾也說，“除了絕望能拯救我們外就毫無希望了”。
在揭示人的存在的有限性、虛無性、荒誕性方麵，許多存在哲學家有著十分天才的表述，如克爾凱郭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卡夫卡、海德格爾、加繆、薩特等人的著作。在他們中間，體驗失敗的方式很不相同，或者表示忍從，或者表示無奈，或者到上帝那裏尋找撫慰，或者敵視愚眾而一味高蹈，自然也有從觀念到實踐堅持作不懈的鬥爭者。情況表明，絕大多數的智者都在絕望麵前裹足不前了。絕望是整個人格的一種表現。人要成為堅強不是容易的事情，誰也無法超出自身的存在。
存在主義者的終點，卻成了魯迅的起點。他有一個寓言劇《過客》，通過對白，集中表達了對於絕望與虛無的富於個人特色的選擇。
劇中，過客如此描述所處的境遇：“回到那裏去，就沒一處沒有名目，沒一處沒有地主，沒一處沒有驅逐和牢籠，沒一處沒有皮麵的笑容，沒一處沒有眶外的眼淚。”於是拒絕，棄去，尋找出路，可是前去的地方竟是墳——真是無可逃於天地之間！存在注定是作一個“過客”，既不知道從哪裏來，也不知道到哪裏去，隻能不息地艱難地走在“似路非路”的路上。
路，是哲學家魯迅經常使用的幾個重要的意象—概念之一。
卡夫卡隻有天堂，沒有道路；魯迅則隻有道路，沒有天堂。卡夫卡說：“我們謂之路者，乃躊躇而已”；魯迅則說：“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路可以代表根源，方向，界限，但更多的文本是用來象征過程的，內涵了環境與行為的現實性。既然走成了過客的惟一選擇，路便從此纏繞他終生，一如纏繞拉奧孔的大毒蛇。加繆的《西西弗斯神話》，所寫的被罰推石頭上山的西西弗斯的境遇與此頗為相似。西西弗斯尚有下坡時候的鬆弛，而過客走在沒有坡度的布滿瓦礫和荊棘的道路之上，是毫無間歇的餘裕的。自然，沒有間歇是自討的苦，因為沒有神的降罰，不像西西弗斯，
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奧地利作家。生於布拉格猶太中產階級家庭。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審判》、《城堡》、《美國》，短篇小說《變形記》、《在流放地》、《地洞》等。他的小說多描寫社會的異化現象，人的孤獨、焦慮、不安全感和挫敗感，預示一種極權主義。作為魯迅的同時代人，作品中那種陰冷的、恐怖的、帶有神秘氣息的表現主義，與魯迅的《狂人日記》及《野草》中一些篇章有相似之處。
老是有一塊大石頭壓著他。石頭是一種實存，而召喚過客前行的聲音卻是虛幻之物，其實是自己內心的聲音；也就是說，他的走純然出於“內心的自主”。何況，西西弗斯還有諸神的讚賞與片刻的歡愉，正如他的影子唐璜、演員和征服者一樣；過客從記得的時候起，就隻是一個人，承擔著全部的重負。過客說：“我隻得走。……我憎惡他們，我不回轉去！……我不願看見他們心底的眼淚，不要他們為我的悲哀！……況且還有聲音常在前麵催促我，叫喚我，使我息不下。可恨的是我的腳早經走破了，有許多傷，流了許多血。因此，我的血不夠了，我要喝些血。但血在哪裏呢？可是我也不願意喝無論誰的血。我隻得喝些水，來補充我的血。一路上總有水，我倒也並不感到什麼不足……”渴望苦難，奔赴苦難，原出於絕望的驅使，出於存在的沉思性焦慮，出於自贖的責任，如薩特在《詞語》中所說的“深層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