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仍然走在我們前麵
２１世紀的第一個年頭，正值魯迅誕辰１２０周年；時間的完整性，恰好給曆來喜歡做紀念的古國人民以一個隆重紀念的契機。６５年前，一麵繡有“民族魂”字樣的旗幡，覆蓋了魯迅的軀體，從此，他被稱作“民族英雄”和“文化旗手”而受到公開的頌揚；與此同時，必然地受到別一種勢力的貶損與攻擊。
魯迅在景雲裏寓所中。（１９３３年攝）
關於紀念，魯迅一方麵抱虛無的態度，在他的遺囑裏，即清楚地寫道：“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麵，並不曾抹殺紀念的意義，看《墳》的後記可以知道。事實上，對於許多革命的先驅者和故去的朋友，他都留下了不少紀念的文字，從中發掘各各生存的價值，他們對於活著的人們的貢獻。他特別看重的，始終是死者的精神。至於對魯迅個人的紀念，也當本著同樣的態度，才不致使之淪為無聊的即興表演。如果不能彰顯一個人的精神特質，不能在他的精神與不斷展開的時代之間找到新的契合點，也就是說，如果他的精神不能轉化成為民主化、現代化的資源，那麼紀念將變得多餘，而他的生命的意義，也將隨同生命一起走向終結。
有一類曆史人物，當他們的事業和聲名建立起來以後，一直處於平穩的狀態，作家藝術家尤其如此。還有一類，大抵是政治家和思想家，生前便受到質疑，挑戰，圍攻，甚至因此致死，蓋棺猶未論定，與世沉浮，大起大落，始終毀譽不一。魯迅屬於這一類。這類人物處在社會的劇變時期，而且，他們作為或一階段、階層、集團的代表，積極介入現實鬥爭，致使他們的名字，最後成為不同的價值觀念的象征性符號。當我們重新講說他們的時候，其實意味著在理想的衝突中進行抉擇，意味著在另一度時空裏，表明與他們一致或相異的立場，意味著與他們同行或者訣別。曆史是一種綿延。無論有人如何自命超脫，隻要重新講說他們，便無從回避現時代氣流的衝擊。
２１世紀是嶄新的世紀，但是畢竟沾帶了舊世紀的泥汙和血跡。此時，魯迅——一個充分西方化的東方人——向我們走來。由於紀念日的提示，我們得以集中緬想他，凝視他，沉思他的生命，以及文本中的一切。
紀念魯迅，要求我們繼承他的精神遺產中的最基本的東西。在他那裏，革命精神是最突出，最感人的。這種精神，在文化人中間尤其罕見，難怪時人稱他為“白象”。然而，無論是當年鼓吹革命的“才子加流氓”式人物，還是今天“告別革命”的超級學者，都把革命描繪得十分可怕。魯迅卻認為，“革命並不是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他有“大革命”與“小革命”之說，大革命是指無法避免使用暴力的鬥爭，小革命指的是漸進的改革或改良，兩者在本質上是一致的。他主張盡力減少不必要的犧牲，但當人民起而鬥爭時，他是讚成的，擁護的，決不會因為產生“汙穢和血”，轉而維護舊秩序。他指出，革命不會“止於至善”，改革是天天進行的。他是天生的改革派，整個一生，都在致力於社會的改進。他一再指出，中國人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阻礙這三事者，無論是誰，我們都要反抗他，撲滅他！”生存是第一位的，但是他又特別指出，所謂“生存”並不是苟活。他痛恨苟活，強調沒有發展的生存不是我們所需要的生存，所以說：“我以為人類為向上，即發展起見，應該活動，活動而有若幹失錯，也不要緊。惟獨半生半死的苟活，是全盤失錯的。因為他掛了生活的招牌，其實卻引人到死路上去！”
社會改革是通盤的改革，以人民為主體的改革。魯迅十分關注作為曆史主體的人民的命運，說要看“地底下”，就是看底層階級。他是“民魂”的發揚者，但是，又反對一意地討好大眾，做“大眾的新幫閑”，相反認為改革的主體同樣需要改革。他在有名的《習慣和改革》中指出：“體質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對於極小的一點改革，也無不加以阻撓，表麵上好像恐怕於自己不便，其實是恐怕於自己不利，但所設的口實，卻往往見得極其公正而且堂皇。”針對報章上“反改革”的論調，他痛感國民的保守，說“大約國民如此是決不會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所以，他一直致力於“思想革命”，即“國民性”的改造。應當說，這是極富於戰略眼光的。
“放”還是“收”？這是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魯迅是主張全麵開放的，他說：“‘收起來’卻是管牢監的禁卒哥哥的專門。”又說，“社會不改良，‘收起來’便無用。”所謂改革，並非關起門來改革，換湯不換藥的改革，魯迅就曾經說曆史上王安石變法是半開玩笑式的改革。改革既是現時代的改革，就必然具有不同於過去的標準，這個標準就是“現代性”。什麼叫現代性？簡單一點說，現代性就是世界性。現代性需要我們“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這就是魯迅的有名的“拿來主義”。他說：“總之，我們要拿來。我們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那麼，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會成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這人沉著，勇猛，有辨識，不自私。”接著，他特別強調說：“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這裏的“自”，即自家的傳統，意思是說，中國的傳統文化本身開不出“現代化”的方子。關於五四，他就明確說是“外鑠”的產物。要建立新觀念，新標準，決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如果改革已經成為國民的需要，那麼，對於改革的人們，首先要求具有一種清醒的現實主義態度，嚴格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態度。魯迅指出，一定要有“正視黑暗麵的勇猛和毅力”，何者為世界潮流？何者為中國特色？“倘看不清，就無從改革”。然而事實是：“外國人的知道我們，常比我們自己知道得更清楚。”而且，在改革途中，我們往往“並非將自己變得合乎新事物，乃是將新事物變得合於自己”。為此，魯迅不得不大聲疾呼：“人必須從此有記性，觀四麵而聽八方，將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談全都掃除，將無論是誰的自欺欺人的假麵全都撕掉，將無論是誰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總而言之，就是將華夏傳統的所有小巧的玩藝兒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學學槍擊我們的洋鬼子，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