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現代性，魯迅特別看重人的權利問題，也即個人在現時代的地位問題。如何實現人的獨立，自由和尊嚴，不能不成為改革的核心。換言之，所謂改革，說到底是人類自身的改革。早在青年時期，魯迅便開始構築他的“人國”烏托邦。如果說在五四時期，他對於主權與人權，民主與自由，社會與個體的關係的闡述還停留在人類文化學階段，那麼在介入女師大鬥爭之後，尤其在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以黨治國”之後，則明顯轉移到了政治學範疇，強調對基本人權的維護。其中，他認為言論出版自由是頭等重要的。１９２７年初，魯迅到香港做了兩個講演，一個是《老調子已經唱完》，一個是《無聲的中國》。他指出，中國曆史上“不能說話的毛病”一直延續下來，“所有的聲音，都是過去的，都就是等於零的”；於是呼籲說，我們要發出“我們現代的聲音”，“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經曆了國民黨的白色恐怖，親受了書報審查製度的暴虐之苦，在答《中學生》雜誌社問時，他特別鄭重聲明：“第一步要努力爭取言論的自由。”
魯迅多次自稱為“奴隸”，他深知，奴隸與人的區別，不僅僅在於失去人所應擁有的一切權利，重要的是長期被奴役和被損害所形成的奴隸根性，已然妨礙了為自身和社會的解放而作的鬥爭。因此，他的言說，還有實踐活動，如加入左聯、中國自由大同盟、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等，也都不僅僅在於運用現有的法律所許諾的權利，而是對未來的權利，其實是對人所固有的權利的自覺的爭取。他知道中國多鬼魅，往往“改革一兩，反動十斤”，所以主張韌的鬥爭。
跟世界上那些追求永恒的偉人不同，魯迅惟願自己的文字“速朽”，他說那是梟鳴，向社會報告的是大不吉利的事。這些文字產生之日，距今已逾大半個世紀的時間，其中許多人物事件皆成陳述，但是有些現象不幸存留了下來。大約也正是為此，到了新世紀，改革也還在進行著。這時，紀念魯迅，重溫魯迅，當我們感知他的思想的洞透力，就不難理解為何連並不怎麼“左傾”的鬱達夫竟也那麼推崇他，說：“如問中國自有新文學運動以來，誰最偉大？誰最能代表這個時代？我將毫不躊躇地回答：是魯迅。”又說：“當我們見到局部時，他見到的卻是全麵。當我們熱衷去掌握現實時，他已把握了古今與未來。要了解中國全麵的民族精神，除了讀《魯迅全集》以外，別無捷徑。”
作為一個先知式的人物，一個行者，魯迅一直走在我們前麵——過去如此，今天仍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