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對韓常新和劉世吾有點意見吧，是不？”
“也許。”
“當初我也這樣，從部隊轉業到這裏，和部隊的嚴格準確比較，許多東西我看不慣。我給他們提了好多意見，和韓常新激動地吵過一回，但是他們笑我幼稚，笑我工作沒做好意見倒一大堆，慢慢地我發現，和區委的這些缺點做鬥爭是我力不勝任的……”
“為什麼力不勝任？”林震像刺痛了似的跳起來，他的眉毛擰在一起了。
“這是我的錯。”趙慧文抓起一個枕頭，放在腿上，“那時我覺得自己水平太低，自己也很不完美，卻想糾正那些水平比自己高得多的同誌，實在自不量力。而且，劉世吾、韓常新還有別人，他們確實把有些工作做得很好。他們的缺點散布在咱們工作的成績裏邊，就像灰塵散布在美好的空氣中，你嗅得出來，但抓不住，這正是難辦的地方。”
“對！”林震把右拳頭打在左手掌上。
趙慧文也有些激動了，她把枕頭拋開，話說得更慢，她說：“我做的是事務工作，領導同誌也不大過問，加上個人生活上的許多牽扯，我沉默了。於是，上班抄抄寫寫，下班給孩子洗尿布、買奶粉。我覺得我老得很快，參加軍幹校時候那種熱情和幻想，不知道哪裏去了。”她沉默著，一個一個地捏著自己的手指，接著說：“兩個月以前，北京市進入社會主義高潮，工人、店員還有資本家，放著鞭炮，打著鑼鼓到區委會報喜。工人、店員把入黨申請書直接送到組織部，大街上一天一變，整個區委會徹夜通明，吃飯的時候，宣傳部、財經部的同誌滔滔不絕地講著社會主義高潮中的各種氣象。可我們組織部呢？工作改進很少！打電話催催發展數字，按前年的格式添幾條新例子寫寫總結……最近，大家檢查保守思想，組織部也檢查，拖拖遝遝開了三次會，然後寫個材料完事……哎，我說亂了，社會主義高潮中，每一聲鞭炮都刺著我，當我複寫批準新黨員通知的時候，我的手激動得發抖，可是我們的工作就這樣依然故我地下去嗎？”她喘了一口氣，來回踱著，然後接著說：“我在黨小組會上談自己的想法，韓常新滿足地問：‘難道我們發展數字的完成比例不是各區最高的？難道市委組織部沒要我們寫過經驗？’然後他進行分析，說我情緒不夠樂觀，是因為不安心事務工作……”
“開始的時候，韓常新給人一個了不起的印象，但是，實際一接觸……”林震又說起那次寫彙報的事。
趙慧文同意地點頭：“這一兩年，雖然我沒提什麼意見，但我無時無刻不在觀察。生活裏的一切，有表麵也有內容，做到金玉其外，並不是難事。譬如韓常新，充領導他會拉長了聲音訓人，寫彙報他會強拉硬扯生動的例子，分析問題他會用幾個無所不包的概念，於是，儼然成了個少壯有為的幹部，他漂浮在生活上邊，悠然得意。”
“那麼劉世吾呢？”林震問，“他絕不像韓常新那樣淺薄，但是他的那些獨到的見解，精辟的分析，好像包含著一種可怕的冷漠。看到他容忍王清泉這樣的廠長，我無法理解，而當我想向他表示什麼意見的時候，他的議論卻使人越繞越糊塗，可除了跟著他走，似乎沒有別的路……”
“劉世吾有一句口頭語：就那麼回事。他看透了一切，以為一切就那麼回事。按他自己的說法，他知道什麼是‘是’，什麼是‘非’，還知道‘是’一定戰勝‘非’，又知道‘是’不能一下子戰勝‘非’。他什麼都知道，什麼都見過——黨的工作給人的經驗本來很多。於是他不再操心，不再愛也不再恨。他取笑缺陷，僅僅是取笑；欣賞成績，僅僅是欣賞。他滿有把握地應付一切，再也不需要虔誠地學習什麼，除了拚音文字之類的具體知識。一旦他認為條件成熟需要幹一氣，他就一把把事情抓在手裏，教育這個，處理那個，儼然是一切人的上司。憑他的經驗和智慧，他當然可以做好一些事，於是他更加自信。”趙慧文毫不容情地說道。這些話曾經在多少個不眠的夜晚縈繞在她的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