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瑣談
王 蒙
差不多二十三年前的一篇習作《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發表時改題為《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收入一九五六年《短篇小說選》時恢複了原稿的題目，在即將出版的《建國以來的短篇小說選》中，用的是後一題目），最近被宣布“落實政策”了。這裏，我暫不想談小說的短長、作者的感想，隻想說幾個曾被誤解的情況。
影 射
在一九五七年初，有一篇批評文章寫道：“作品的影射，還不止於此……”當時，有的朋友讀後對影射二字頗表憤慨。但我一點也沒憤慨，原因是——說來慚愧，我當時還不懂得什麼叫影射，嗅不出這兩個字後麵的血腥氣味。我的小說就是寫了缺陷、陰暗麵，而且是寫的一級黨委的組織部門，大膽直書，百無禁忌，影射於我，何用之有？按，影射的目的無非是遮掩，影射的規律則是借古諷今，以遠喻近，說自然現象而實指政治生活，卻不會相反。“四人幫”誣畫三虎是為林彪翻案，瘦駱駝是攻擊國民經濟；卻不會反過來指責哪一篇談林彪的文章是有意與北京動物園的小老虎過不去。那麼，五十年代的中共××區委員會又能是影射什麼呢？難道是影射唐寧官府？語近夢囈了。作者自幼受到黨的教育，視黨為親娘，孩子在親娘麵前容易放肆，也不妨給以教訓，但孩子不會動心眼來影射母親。
說實話，當時不足二十二歲的作者要真知道影射和陷人影射之類的把戲，提高點警惕，倒說不定會好一些：含蓄一些，周密一些，分寸感強一些，辮子和空子少留一些。例如，全篇除一處提到《北京日報》以外再無一處提到過故事發生在北京，而僅僅為了北京有沒有官僚主義就引起了那麼多指責，以至驚動了毛澤東同誌他老人家講話，才得以平息（暫時平息了）。如果作者成熟一點，本來完全不必提北京，從而可以少找許多麻煩的。
不知道解放以後陷人影射之說是否從那篇文章開始的，反正影射這個概念既超出了文藝批評的範疇，也突破了法學的範疇，陷人影射不需要證據和邏輯，即使自我辯護未曾影射也無法剖胸獻心。桃峰就是桃園，三虎就是林彪，做這種判斷的人連諷刺喜劇《楓葉紅了的時候》裏的陸崢嶸都不如，陸崢嶸總還手提著一個（哪怕是假的）“忠誠探測器”，還要探測一下的嘛。
比 喻
小說中的人物趙慧文有一處提到洋槐花，說這花“比桃李濃馥，比牡丹清雅”。一位前輩分析說，作品用牡丹比喻黨政領導幹部，用桃李比喻芸芸眾生，而趙慧文自詡清高，自我比喻為小白花。
看了這個分析我深深為這位前輩的思想的深邃與敏銳、想象力的豐富與奇妙而讚歎。而且，我覺得這種分析並非憑空得來。確實，小說中的林震、趙慧文就是有某種清高思想，他們確實該在群眾鬥爭中經風雨、見世麵、改造世界觀，逐步與工農群眾相結合。但我也慚愧，因為我寫花時隻不過信手拈來，寫那時的季節，寫趙慧文的女性的細心，寫感情的波流，總之，我寫的是花，沒有將花比君子，沒有微言大義。形象思維有自己的規律，形象思維不是圖解，如果認為描寫花鳥蟲魚、風霜雨露、山水溝坎都在比喻什麼，請試試看，寫出來會是什麼虛偽造作的貨色！讀者和批評家可能從作品的形象中得到某種啟示、聯想和引申，然而，這隻能是讀者和批評家在“興”，卻不是作者在“比”。順便說一句，比興經常連用，但比興是頗為有別的。視興為比，難免膠柱鼓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