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關注毛澤東講話、記憶最深的，恐怕莫過於王蒙本人。除聽了毛澤東在宣傳工作會議的講話錄音，他當然還特別留心毛澤東在其他場合談他的信息。聽一聽王蒙對毛澤東上述四次談論他的綜合記憶，有特別的史料價值，也是很有趣的。
1993年2月1日，王蒙接受《說不盡的毛澤東》一書編者的采訪。編者問：“毛澤東是在什麼場合講的，講了些什麼內容？”
王蒙答：“他講了多次，包括在頤年堂召開的新聞、出版、文藝座談會上，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都講了這個問題。在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我聽了錄音。幾次講的意思大致內容是這樣：聽說王蒙寫了一篇小說，有讚成的，有不讚成的，爭得很厲害，反對的人還寫了文章對他進行‘圍剿’，要把他消滅。可能我這也是言過其實，我看了李希凡的文章（指李希凡在《文彙報》報上發表的《評 〈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不大
滿意，李希凡也是新生力量嘛，現在寫文章我看不懂，大概是當了政協委員的關係吧。毛說到李希凡時，有點諷刺的意味，不過事過境遷，這些都沒有關係了。現在李希凡還是我的朋友。除李的一篇外，還有一篇，就是陳其通、陳亞丁、魯勒、馬寒冰四個人合寫的準備在《人民日報》發的《是香花還是毒草》，主意要把我的那篇小說打成毒草。後來這篇文章的清樣送到毛澤東那裏，他看後非常不滿意。
編者又問：“他們四人當時受到批評，是不是跟這件事有關係？”
王蒙答：“可能跟這有關係，說他們是教條主義。因為在這之前，他們曾發表過一篇文章，談整個文藝的形勢，受到批評。他們後來寫的這一篇也被毛澤東製止了。文章沒有發表出來。毛澤東看了這篇文章後說，反對王蒙的人提出北京沒有這樣的官僚主義，中央還出過王明、出過陳獨秀，北京怎麼就不能出官僚主義。王蒙反對官僚主義我就支持。我也不認識王蒙，不是他的兒女親家，但他反對官僚主義我就支持。他是共青團員嗎？（別人回答說：不是，是黨員。）是黨員也很年輕嘛。王蒙有文才，就有希望。當然，《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也有缺點，正麵人物寫得不好，軟弱無力，但不是毒草，就是毒草也不能采取壓製的辦法。這一點給我的印象很深。接下來，他還引了王勃《滕王閣序》中最有名的兩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說：我們的政策是：落霞與孤鶩齊飛，香花並毒草共放。毛澤東的講話內容我記得就是這樣。”①
九、毛澤東第五次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毛澤東第5次提到《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是一次內部談話。據1957年4月14日郭小川的日記記載，這一天下午他給邵荃麟打電話，在電話中，“荃麟告訴我，說毛主席看了《宣教動態》登的《人民文學》怎樣修改了《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大為震怒，說這是“缺德”、“損陰功”，同時認為《人民日報》也是不好的……現在的‘百家爭鳴’究竟是誰在領導。主席主張《人民文學》的這件事要公開批評，荃麟說，秦兆陽為此很緊張。”② 黎之回憶說：“毛澤東聽周揚說，小說的缺點是秦兆陽改的，毛說：缺陰德，編者要檢討。”③《宣教動態》時為中宣部向中央反映情況的內部刊物，周揚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主管文藝界，《宣教動態》向中央反映秦兆陽的修改，自然要過周揚的手，黎之的說法和邵荃麟的電話不矛盾。
秦兆陽遇到了麻煩，但這不是他這幾個月來遭遇的第一次麻煩。第一次麻煩是屬於他自己的。就在發表《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同期《人民文學》雜誌上，身為雜誌副主編的秦兆陽，以“何直”為筆名，把自己一篇理論文章《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刊登在頭題上。秦兆陽的這篇論文，和經他修改發表的王蒙的小說，都產生了強烈的反響。
中宣部文藝處迅速作出了反應，當月21日，即由中宣部文藝處處長林默涵主持，開了對《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一文的討論會。林默涵作了係統的發言，基本否定秦兆陽的觀點，後來張光年又在《文藝報》上發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存在著、發展著》一文，也不同意秦兆陽的文章。
中宣部文藝處接著於10月開了《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討論會。林默涵又作係統發言，對小說有肯定，有否定，但給與會者的印象，顯然否定的成分多一些。文藝界還有別的領導人，與林默涵持大致相同的觀點。但自毛澤東1957年2月談了支持、保護的意見後，文藝界領導人便基本統一在毛澤東的意見上了。3月9日宣傳工作會議休會，作協召開1956年小說選集編輯會，大家一致同意選進《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便證明了這一點。秦兆陽在毛澤東談話後是活躍的。在3月的宣傳工作會議文學組的討論中，他作了兩次發言。第1次談悲劇、諷刺、人物性格的複雜化。第2次他談了《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秦兆陽說：真正做工作的同誌並不反對王蒙的小說，反對的大都是文藝界。王蒙是有勇氣的。在毛主席講話之前的壓力是很大的。①
秦兆陽說他在毛主席講話之前壓力很大，言下之意是毛澤東對王蒙小說的保護性意見，使他減輕了壓力。但是好景不長，僅僅過了一個月，秦兆陽的壓力卻更大了。因為同樣還是來自毛澤東的意見，而且是“震怒”下的意見，指責他“缺德”、“損陰功”，並且要“公開批評”。秦兆陽遭到了天大的壓力。在毛澤東保護小說之前，文藝界對王蒙小說的批評，多少有秦兆陽的一份，因為他是主持發稿的副主編，更不用說他自己的那篇受到集中批評的論文了。當毛澤東保護支持王蒙小說的時候，榮幸多少也有秦兆陽的一份，但這榮幸很快就沒有秦兆陽的份兒了。不僅沒他的份兒，而且認定恰恰是他，使本來可以更符合毛澤東意思的小說，變得不符合了；可以沒有缺點的小說，變得有缺點了。某些原來對小說持批評意見的人，轉而重點批評秦兆陽的修改了。一個人倒黴，一旦交了華蓋運，真是未敢翻身已碰頭啊。
中國作協黨組原打算讓《人民文學》編輯部寫篇關於小說修改的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後來根據茅盾的建議，就修改一案開了一個座談會，然後把座談會記錄發表。5月9日，《人民日報》刊出了由“人民文學編輯部”整理的《〈人民文學〉編輯部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原稿的修改情況》一文。把原稿和修改稿對比刊在最有權威、最有影響的中共中央機關報上，在當時也是絕無僅有。
《人民文學》編輯部的這篇整理稿，首先聲明很多文字上的修改不在該文列舉之列，之後列舉了“牽涉到作品的思想內容、人物形象、人物之間的關係等比較重要的修改”之處計29條。①秦兆陽主持的修改是花了心血的，有的地方改的也不錯，但總的來說，並不成功。這29條修改，在政治上離毛澤東的立場不是更近而是更遠，在藝術上也有反而使作品失色的地方。
先從政治上說。毛澤東的主要意見，是希望主人公林震能夠更堅強有力。小說原文裏寫劉世吾談到公安局長參加常委會批準黨員時打瞌睡，林震有一段比較激烈的反應：
林震大聲說，他像本人受了侮辱一樣……“真奇怪！我們的組織部長看不見壯麗的事業，而隻看見某某在打瞌睡！……也許您也瞌睡了吧？您瞧不起我們的生活，生活也不會原諒您！”林震怒氣衝衝地說完，跑出了辦公室。
從“真奇怪”以下，林震這一段怒氣衝衝地斥責劉世吾的話，被刪去了。還有一處必須一提，就是結尾的修改。結尾是林震、趙慧文他們有希望？還是沒有希望？這對於小說的政治調子是重要的。小說原稿這樣結尾：
……林震靠著組織部門前的大柱子，呆立著，他興奮，心裏好像空空的。初夏的南風吹拂著他——他衣袋裏裝著《拖拉機站長與總農藝師》到來的時候是殘冬，現在已是初夏了，他在區委會度過了第一個春天。
他做好的事情雖很少，簡直就是沒有，但是他學了很多，多懂了很多事：他懂了生活的真正的美好和真正的分量，他懂了鬥爭的困難和鬥爭的價值。他漸漸明白在這平凡而又偉大的、包羅萬象的、充滿嚴峻衝突的區委會，單憑個人的勇氣是不會發生多大的效果。從明天……
辦公室的小劉走過，叫他：“林震？你上哪去了？快去找周潤祥同誌，他剛才找了你三次。”
區委書記找林震了嗎？那麼，不是從明天，而是從現在，他要盡一切力量去爭取領導的指引，這正是目前最重要的。他還不知道區委書記是讚成他，斥責他，還是例行公事地找他“征求征求”意見完事；但是他相信，他的，趙慧文的，許多年青的共產黨員的稚氣的苦惱和忠誠的努力，總會最後得到領導英明和強有力的了解，幫助，和支持，那時我們的區委會就會成為真正應該成為的那個樣子。
隔著窗子，他看見綠色的台燈和夜間辦公的區委書記的高大側影，他堅決地、迫不及待地敲響領導同誌辦公室的門。
經秦兆陽主持修改，這個結尾發生了變化。從上引部分的第2段“他作好的事情雖很少”開始，直到第3段“那時我們的區委會就會成為真正應該成為的那個樣子”，全部被刪掉了，而代之以大段的點破林震和趙慧文愛情關係的內容，甚至出現了一句：“一股真正的愛情的滋味反而從他的內心深處湧出來了！”被刪去的，除了林震決心依靠領導和組織而不是靠個人的力量繼續抗爭外，還有一個重要細節，就是區委書記周潤祥主動再三地找林震一事。林震、趙慧文他們能不能勝利，周潤祥是關鍵人物，他是區委最高領導。最高領導的態度如何？林震敲門之後會怎麼樣？那麼之前周潤祥主動找林震的這個細節，當是一個積極性的暗示。刪去它，小說的尾巴就黯淡些。還有一個積極性的暗示，就是小說的第7節，林震問趙慧文區委書記周潤祥是個什麼樣的人，原稿中趙慧文回答：“周潤祥同誌是一個非常叫人尊敬的同誌，但是他的工作太多……”，而秦兆陽等把“周潤祥同誌是一個非常叫人尊敬的同誌”這句話，也刪掉了。
再說藝術性。秦兆陽等的一些修改，確實未見高明。例如把題目改成“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有失準確；例如把林、趙的感情點破，把一種美麗的朦朧變成直白外露，略微損害了藝術審美效果。秦兆陽等的整個修改，有意加強對趙慧文婚外情的渲染，林、趙作為組織部裏的兩個律己嚴格的黨員，在一個短暫的春天裏，感情升溫的如此急劇，在藝術合理性上，未必靠得住。
而對個別描寫的修改，卻是煞風景的。例如第7節，原稿描寫趙慧文說話間隙有一個身體動作，她“一個一個地捏著自己的手指”這句被改成“一個一個地捏著自己那白白的好看的手指”。加上這“白白的好看的”形容詞，顯得直白雕琢，讀來味同嚼蠟。
如果沒有秦兆陽等的修改，也許並不會改變王蒙和他的小說的命運，因為毛澤東對林震的光明堅強，抱有更高的期待，對小說興無滅資的精神也抱有更高的期待。但無論如何，不能說秦兆陽主持的修改，僅僅是文字上的、沒有意義的。它畢竟使小說的政治調子黯淡了一些，藝術性也受到某種削弱，這多少強化了毛澤東和其他讀者對小說負麵的印象。因而也不能說周揚等人及其所掌握的《宣教動態》，是完全地向壁虛造。
王蒙對待這個問題，表現了與他22歲年齡不太相稱的穩健與成熟。他的小說引起了那麼大的風波，但有兩點王蒙始終沒有隨眾應聲附和：一個是沒有完全承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就是主題單一的反官僚主義的小說，他1957年5月8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有些描寫也不見得宜於簡單地列入官僚主義的概念之下。”①另一個就是沒有順著毛澤東及周揚等文藝界領導的意見往上爬，既然連他們這些大人物都說缺點是秦兆陽改的，我何不順水推舟以自保乃至自耀？王蒙對小說的修改顯然有不滿意的地方，如題目的修改，但王蒙在受到批評甚至命運受到嚴峻考驗的時刻，始終沒有往秦兆陽身上推責任、洗刷自己。重壓下，王蒙表現了難得的清醒和品格。他沒有失態。
而王蒙的早熟與穩健，在當時的氣氛下，並不討好，有一位女性老作家給王蒙寫信，認為他應該趁機猛攻秦兆陽等編輯。她還對王蒙在批評秦兆陽的會上的表現不滿，說他在會上的含蓄發言“有一種另人不愉快的老練”。
與這位女作家同聲一氣的人很多，包括著名作家、《文藝報》負責人康濯。1958年2月，在兩百多人的作協黨組擴大會上，康濯在長篇發言中批評秦兆陽說：“關於王蒙小說的問題，秦兆陽一直說是在主席提出這個問題前他也沒有想起自己曾經修改過這篇小說，我認為這也是對組織和對工作的不老實的態度。雖然他經常修改別人的作品，但是王蒙小說他修改得很多……可為什麼對王蒙的小說的修改倒給忘了？”
康濯曾經是王蒙非常佩服的作家。1948年夏天，14歲的地下共產黨員王蒙，正為和黨組織失去聯係苦惱。一天他從北大工學院“六二”圖書館借讀了康濯的小說《我的兩家房東》，“歡喜得流出了眼淚，沉重的心情為之一振”。① 少年王蒙從來沒有讀書讀得那麼激動過。而在康濯嚴厲批評秦兆陽的1958年2月，雖然離毛澤東1957年2月第一次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並力推“雙百方針”才隻有一年，但風雨來得驟，政治形勢早已經發生了巨大的逆轉。秦兆陽的政治生命已經危哉，而王蒙在北京市團市委係統的處境也很不妙，再難“沉重的心情為之一振”了。因為早在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起草了僅限於黨內高級幹部閱讀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認為前一個時期，特別是1957年5月1日中央正式號召和部署整風以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發動了對於共產黨的猖狂進攻；並布置暴露原則，繼續鼓勵大鳴大放以引蛇出洞。到了6月8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正式發動了全國規模的反右派運動。秦兆陽被打成了右派，曾寫過《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的費孝通也被打成了右派，全國共錯劃右派約55萬人。到了1958年5月，王蒙也被收進了“右派”網內。他成了景山公園少年宮工地上的一名建築小工，後來又到北京郊區從事勞動改造。毛澤東曾經多次保護過的人，為什麼還會落難？王蒙為什麼不給毛澤東寫信，請他關心自己的命運？這個問題非本文論述的重點，有待另文回答。但我們不妨重複本文第一部分裏的一句話：毛澤東畢竟是一個政治家和國家領袖，在他的腦子裏，全局性的政治問題總是最重要的。永葆共產黨的青春活力，總是最重要的；新中國政權要像鐵打江山一般穩固，總是最重要的。正因為如此，一旦毛澤東判定，有人企圖對他親手打下的紅色江山發動挑戰，他就會毫不猶豫地製服對手，而且不惜實行科學文藝政策上的巨大轉彎。
曆史就這樣發生了：1957年的春天，以毛澤東力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為主旋律的春意盎然的春天，就那麼快地在政治形勢的急劇逆轉中消逝了。往事不堪回首明月中。但新中國畢竟曾經擁有過1957年美好而短暫的春天。光明時代政治巨人的金聲玉振，激情歲月年輕歌手的文才難得，文壇各路才人智慧的交鋒與詞語間的駁難，當然還有反右擴大化的巨大的陰影正在漸漸地靠近、侵犯和試圖籠罩這幅陽春風景……這一切，也都是扣人心弦、且使人不能忘懷的啊。
此後毛澤東繼續主政的20年間，政治運動頻仍，他提倡的“雙百方針”也沒有得到真正實行。在正式出版的毛澤東文集、選集裏，均在有關文章中刪去了他多次保護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話語。直到199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文集》，才正式出現在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的講話稿中，即題為《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一文裏。
（原載《長城》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