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毛澤東愛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其他原因
除了上麵兩個重要原因，還有一個原因不能忽視，就是這篇小說的藝術性引起了毛澤東的興趣。毛澤東懂文懂藝懂哲學，他在文學方麵的愛好與自信，他極高的鑒賞眼光，也是為國人稱道的。藝術質量低的作品，當然難入他的眼，更不可能博得他一談再談、咀嚼再三的興趣。1993年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毛澤東推薦的古詩文》一書，集中編選了毛澤東喜愛並向他人推薦的中國古代詩文共116篇，都是藝術性較高的。其中“神話·寓言·小說”部分共7篇，它們是：《山海經》中的《誇父逐日》，《列子》中的《愚公移山》，《淮南子》中的《羿射九日》，韓非的《和氏璧》，劉向的《葉公好龍》，柳宗元的《黔之驢》和蒲鬆齡的《小謝》。這7個短篇均為藝術的上乘之作，更不用說他經常談起的《紅樓夢》、《西遊記》、《三國演義》等長篇名著了。惟有藝術性較高的文學作品，才會引起鑒賞大家的興趣，毛澤東不厭其煩地一再談論《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對這篇小說藝術性的欣賞也自然流露了出來。
提倡“雙百方針”，必然要求政治上的適度寬容，和學術研究、文藝創作的寬鬆環境。為了從政治上營造寬鬆氛圍，選擇什麼樣的作家及作品來做闡發範本為好？王蒙的共產黨員身份，顯然不是最理想的。共產黨批評共產黨，一般來說這是黨內的事兒。表達政治寬容姿態，比較理想的選擇當然是非黨員作家。當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問別人王蒙是不是共青團員，卻意外得知是黨員的時候，第一反應說的話是：“共產黨批評共產黨，好嘛。”中國作協幹部黎之後來聽的錄音傳達，1999年他回憶此事特別強調：“當時我聽到‘共產黨批評共產黨’時為之一震”①。黎之顯然感覺出毛澤東對作者的黨員身份有些出乎意料，有些不快。毛澤東對作者的政治麵貌作了誤判，他想到作者年輕，充其量是一位共青團員。而毛澤東此後依然大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顯然不限於政治上的考量，而是從作品文本出發的了。
毛澤東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藝術上的欣賞，主要體現在對劉世吾等落後人物的細膩揭示和成功塑造上。毛澤東在頤年堂座談會上說：“他（指王蒙——引者注）會寫反麵人物。”毛澤東還明確讓周揚轉達給王蒙的一句話是：“你的反麵人物寫得好。”這篇小說的藝術性給毛澤東留下了好印象。毛澤東說：“我看他的文章寫得相當好。”“王蒙很有希望，新生力量，有文才的人難得。”當然，他同時對正麵人物林震寫得不夠堅強有力，感到不滿足。
毛澤東愛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原因，除了反官僚主義、倡導“雙百方針”和對其藝術性的興趣之外，我們大致還可以推測出其他原因：比如毛澤東一般不喜歡老年人的暮氣，而喜歡年輕人的朝氣、闖勁乃至造反精神；比如毛澤東一般喜歡小人物敢想敢說的文章，不喜歡大人物壓製小人物的聲音；又比如毛澤東一般喜歡帶有靈性詩情些的文章，唐詩他偏愛“三李”便是一證，《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在這方麵也比較突出……在這些諸多原因中，反對官僚主義和提倡“雙百方針”顯然是兩個主要原因。毛澤東畢竟是一個政治家和國家領袖，在他的腦子裏，全局性的政治問題總是最重要的。永葆共產黨的青春活力，總是最重要的；新中國政權要像鐵打江山一般穩固，總是最重要的。
五、毛澤東初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毛澤東首次評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應是1957年2月16日上午，地點在毛澤東中南海的居住地——頤年堂。這是一次中央領導和部分文藝界領導人關於“雙百方針”的座談會。
在談到這個會議之前，需簡要介紹一下《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發表以來的5個月裏，圍繞著這篇小說，發生了一些什麼樣的聲音。
在文學界和社會公眾的強烈反響中，主要有兩種聲音。一種是肯定讚成、叫好喝彩。僅《文藝學習》一家刊物就收到300多封讀者來信，肯定這篇小說，甚至有發出“林震是我們的榜樣”這樣的呼聲的。《文藝學習》的主編韋君宜是一個很會辦刊物的人，這家刊物從1956年第12期到1957年第3期開辟專欄，連續4期發表了27篇文章，專題討論《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一些更有分量、更有影響的報刊，如《人民日報》、《文藝報》、《中國青年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文彙報》等也紛紛發表評價文章。在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文章中，有劉紹棠、從維熙的《寫真實——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生命核心》、邵燕祥的《去病與苦口》等。
另一種則是否定或基本否定的聲音。文章也不少。如李希凡的《評 〈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① 和艾克恩的《林震究竟向
娜斯嘉學了些什麼？》。有篇沒有發表的文章必須一提，就是部隊評論家馬寒冰等人的文章，題為《是香花還是毒草？》，主要觀點是把《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當作毒草來批。文章擬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清樣已經打了出來，毛澤東看了清樣，很不滿意。這篇文章雖然沒有發，但給毛澤東很深的印象。因為還是這位馬寒冰，曾於1957年1月7日在《人民日報》上，和另外三位部隊評論家陳其通、陳亞丁、魯勒聯合發表了一篇《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②，批評了文藝界種種他們認為不好的思想傾向，與毛澤東倡導的“雙百方針”唱了反調。毛澤東已經在有關會議上作了批評，但由於不少傳達者的曲解，批評沒有奏效。這次馬寒冰等人又出來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發難，毛澤東稱之為“大軍圍剿”，其反感更加強烈。
上麵提到的一位發難者李希凡，也需要多介紹幾句。就在兩年前的1954年，李希凡和藍翎因寫了《關於〈紅樓夢〉研究及其它》，成為被毛主席保護的“小人物”而名震一時。李希凡在《文彙報》上批評《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時候，他已經是全國政協委員，是個“大人物”了。毛澤東這次沒有保護他，而是加以批評諷刺。毛澤東這次是為一個新的“小人物”——王蒙說話了。
2月16日的這次座談會開得比較突然。這天上午，文藝界主要領導、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安排的工作，是聽取《人民文學》主編嚴文井等人彙報文藝創作問題。到了11點，電話鈴響了，是胡喬木來的電話，讓周揚、林默涵、張光年、嚴文井去頤年堂開會。周揚又叫上作協的黨組書記邵荃麟、黨組副書記郭小川一同參加。等他們趕到頤年堂，剛脫下外衣，毛澤東就出來了。除了毛澤東和上麵已經提到的幾位文藝界領導人，與會的還有周恩來、朱德、康生、陳伯達、胡喬木、胡繩、胡耀邦、張奚若、鄧拓、楊秀蜂、陳沂等人。這個座談會的規格夠高的了。
匆忙趕來，因近距離見到了毛澤東而有些緊張激動的文藝界人士，由於毛澤東的風趣，很快心情放鬆。毛澤東笑問《文藝報》主編張光年：“張岱年是你的哥哥嗎？”張光年答不是。毛澤東又問：“那麼張光鬥是你哥哥了？”張光年又答不是。40年後張光年回憶毛澤東的問話說：“顯然，這是有意使會議氣氛輕鬆一些。”①
這個“氣氛輕鬆”的會議的內容，據郭小川當天的日記記載，毛澤東談的，“主要是對於王蒙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和對它的批評，主要是李希凡和馬寒冰對它的批評。主席特別不滿意這兩篇批評。它們是教條主義的。他指出：不要倉促應戰，不要打無準備、無把握之仗，在批評時要搜集材料，多下一番工夫。而在批評時，應當是又保護、又批評，一棍子打死的態度是錯誤。”②
張光年回憶道：“小說和批評文章正逢其時。於是前者受到讚揚，後者受到毛主席的嚴正指責。他當場對周揚說：‘周揚同誌，你找王蒙談談，告訴他：第一是你好，你反對官僚主義。第二是你有片麵性，你的反麵人物寫得好，正麵人物弱。’他讚揚王蒙‘是新生力量，有才華，有希望。’”③
還有一個版本記錄得比較全，就是載於《毛澤東思想萬歲》（該書在“文革”中印行但未正式出版，可供史家參考——筆者注）第114、115頁上的，毛澤東說：“王蒙寫了一篇小說，讚成他的很起勁，反駁他的也很起勁，但是反駁的態度不怎麼適當。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正在討論，問題在於批評態度。小說揭發官僚主義，很好，揭發得不深刻，但很好，劉賓雁的小說並沒有批評整個的官僚主義，王蒙的小說有片麵性，正麵的積極的力量寫得不夠，要批評。應該有批評，也應該有保護。正麵的人物林震寫得無力，而反麵人物很主動。王蒙是不會寫，他會寫反麵人物，可是正麵人物寫不好。寫不好，有生活的原因。”他還說：“王蒙的小說有資產階級思想，他的經驗也還不夠，但他是新生力量，要保護。批評他的文章沒有保護之意。……王蒙的小說有片麵性，又有反官僚主義的一麵，我看他的文章寫得相當好，不是很好……王蒙很有希望，新生力量，有文才的人難得。”毛澤東批評了李希凡：“李希凡說王蒙寫的地點不對，不是典型環境，說北京有中央，難道不可能出現這樣的問題，這是不能說服人的。”“李希凡現在在高級機關，當了政協委員，吃黨飯，聽黨的命令，當了婆婆，寫的文章就不生動了，使人讀不下去，文章的頭半截使人讀不懂。”①
黎之在中國作協聽了這次會議的傳達，他的日記記錄了毛澤東有關談話的大意：“毛說：我們一定要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要急躁，不要怕香花毒草。《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寫得不錯，作品批評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這是好的，應該鼓勵對我們工作的批評。我們是當權的黨，最容易犯官僚主義，而且又最容易拒絕批評。我們應該歡迎批評。馬寒冰他們的文章說，北京中央所在的地方不會出官僚主義，這是不對的。這篇小說也有缺點，正麵力量沒有寫好。林震寫得無力，還有點小資產階級情調，如林震和女朋友吃荸薺那一節。”黎之的記錄和張光年、郭小川、《毛澤東思想萬歲》一書的說法，主要意思差不多。但黎之所記這次講話的時間，是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結束的那天，毛澤東特意留下周揚等人談的。經查，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結束的時間是1957年1月27日，與張光年、郭小川的說法相差20天，而且從張、郭的說法和其他有關史料來看，他們顯然是在2月16日頤年堂首次聽到毛澤東對王蒙小說以保護為主的意見。把毛澤東首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時間，確定為1957年2月16日上午，更貼近史實。①
毛澤東要求周揚找王蒙談談，周揚談了。不過年輕的王蒙，當時可能並沒有察覺到這裏有毛澤東的意思。因為這段時間，王蒙因讀了李希凡等人的嚴厲批評文章，很不服氣，寫信要求周揚見他。王蒙於1996年4月在《讀書》雜誌上發表《周揚的目光》一文，回憶了他與周揚見麵的情形：
“我是在1957年春第一次見到周揚同誌的，地點就在我後來在文化部工作時用來會見外賓時常用的孑民堂。我由於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受到某位評論家的嚴厲批評，想不通，給周揚同誌寫了一封信。後來受到他的接見。我深信這次談話我給周揚同誌留下了好印象。我當時是共青團北京市東四區委副書記，很懂黨的規矩，政治生活的規矩。‘黨員修養’與一般青年作家無法比擬。即使對於那篇小說，我不能接受那種嚴厲的批評，我的態度也十分良好。周揚同誌的滿意之情溢於言表。他見我十分瘦弱，便問我有沒有肺部疾患。”① 此後周揚一直關心王蒙，包括在王蒙落難到北京郊區農村改造和遷徙到新疆期間，乃至在上個世紀80年代支持王蒙的小說文體探索，這與他私人對王蒙的良好印象有關，就不止是按毛澤東指示辦事的問題了。
六、毛澤東第二次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據說毛澤東有一個習慣，遇到某一個重大議題開講前，他要找些有關的人一起談談，為了集思廣益，也為了整理自己的思緒，使思想逐步深化、條理化。2月16日那次臨時召集的座談會，就是毛澤東為他隨後的更重要的場合講話做準備的。10天之後的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了那篇後來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著名講話。在講話中，他再一次提到王蒙和《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黎之聽了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錄音，根據他的記載，毛澤東是這樣談王蒙的：
“有個人叫王明，哎，不對，叫王蒙。他寫了篇小說，叫《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批評我們工作中的缺點。仔細一查他也是個共產黨，共產黨罵共產黨，好嘛。有人說北京沒有官僚主義。北京怎麼會沒有官僚主義。北京的城牆這麼高，官僚主義不少。現在有人圍剿王蒙，還是部隊的幾個同誌，好家夥，大軍圍剿啊。我要為王蒙解圍！”①
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這次講話，被整理成文並經過14次精心修改，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題，於1957年6月19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乃為毛澤東建國後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份極有卓見的理論文獻。這裏需要補充一句，或許由於政治形勢的急速變化，或許由於行文上的需要，毛澤東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那一席話，在正式發表的時候被刪去了。被刪去的不光是談王蒙的這一段，更有不少極為重要的政治觀點，如刪去了對斯大林和蘇聯的批評等。還補充增加了一些會上沒講但很要害的段落，其中最令人遺憾的，就是關於擴大階級鬥爭範圍、加重階級鬥爭分量的敘述。曆史已經證明，一些原話的刪去，特別是一些要害段落的增加，給後來新中國的建設事業帶來了巨大損失，給新中國的發展道路帶來了巨大的曲折。②
七、毛澤東第三次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毛澤東第三次在會議上公開談論《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是在中共中央召開的有黨外人士參加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從1957年3月6日至3月13日，在北京開了7天。從披露出來的資料看，毛澤東在這個會議上先後兩次談到王蒙。一次是3月8日，資料見諸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毛澤東文集》中的《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這篇文章的注釋說：“這是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同文藝界部分代表談話的主要部分。”
3月8日的這次小範圍談話，有點像答疑，大家提了很多問題，集中起來，請毛澤東解答。毛澤東在談到“文藝批評怎麼樣了？”這個問題時，說了如下的話：
“我看到文藝批評方麵圍剿王蒙，所以要開這個宣傳工作會議。從批評王蒙這件事情看來，寫文章的人也不去調查研究王蒙這個人有多高多大，他就住在北京，要寫批評文章，也不跟他商量一下，你批評他，還是為著幫助他嘛！要批評一個人的文章，最好跟被批評人談一談，把文章給他看一看，批評的目的，是要幫助被批評的人。可以提倡這種風氣。”
毛澤東這次小範圍的談話，當時流傳並不廣。聽眾較多並在會後傳達，使之廣為流傳的，是毛澤東在3月12日大會閉幕前一天的講話。那是他第4次談到王蒙。很多人知道毛澤東保護支持過王蒙，大多是從這第4次談話中了解的。
八、毛澤東第四次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3月12日傍晚5時，毛澤東來到宣傳工作會場作報告，大約講到晚7點散會。毛澤東是一邊抽煙、一邊作報告的，聽過錄音的王蒙本人還記得：毛澤東在談到他的時候，中間停頓了一下說：“糧草沒有了。”毛澤東把香煙比作他的糧草。陸定一趕忙給他遞上煙，毛澤東於是繼續往下談。
張光年參加了會議，他回憶了毛澤東談王蒙的情形：
“我想不起是什麼由頭，是否又有人對王蒙的小說提出了新的批評，毛主席把問題又算到那幾個部隊作家的賬上，再次提出嚴厲的批評。我記得他當眾大聲指責說：‘我跟王蒙又不是兒女親家，我為什麼保他？你們要抓他，派一團人把他抓起來就是了。”①
《毛澤東思想萬歲》記載的這次談話也頗值參考，毛澤東說：“對於自己的工作就是肯定一切，現在共產黨裏麵還有這種人。總而言之，隻能講好，不能講壞，隻能讚揚，不能批評。最近就在北京發生了一個‘世界大戰’，有個人叫王蒙，大家想剿滅他。總而言之，講不得，違犯了軍法，軍法從事。我也是過甚其詞，就是有那麼幾個人，寫了那麼幾篇文章。現在我們替王蒙解圍，要把這個人救出來，此人雖有缺點，但是他講正了一個問題，就是批評官僚主義。”“其實王蒙的這些東西不是毒草。”“批評王蒙的文章我看了就不服。這個人我也不認識，我跟他也不是兒女親家，我就不服。”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