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五談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節選）
崔建飛
一、當代文學史中的一個特殊現象
毛澤東一生愛讀、愛談文學，他的文學鑒賞和文學創作的水準也很高。但細心的觀察者會發現，毛澤東鮮少談到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小說作品。特別是短篇小說，除了對王蒙的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大加談論之外，我們還沒發現毛澤東在重要會議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公開評說其他任何一篇當代短篇小說。長篇小說有，如姚雪垠的《李自成》，還談過他的散文《惠泉吃茶記》①；散文詩歌有，如流沙河的《草木篇》②；但也不及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談得那樣多。毛澤東談中國文學，給人大致的印象是：古典小說中，他談得比較多的是曹雪芹的《紅樓夢》，其次有《西遊記》、《三國演義》等；現代小說中，他談得比較多的是魯迅，談到過《阿Q正傳》等，談他的雜文、舊體詩更多一些，當然還有全麵的評價；① 而當代小說中，毛澤東談得比較多的，則是王蒙和他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了。談曹雪芹，是在作家蓋棺之後。魯迅的情形也差不多。而毛澤東談王蒙的時候，王蒙才22歲，發表作品尚不到8萬字，是毛澤東時代一個副處級基層團幹部，一位剛露尖尖角的青年作家。而如今，王蒙已盛名遐邇，年逾古稀，發表作品1000餘萬字了。
毛澤東對王蒙和他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不是一般地談，而是大加評說，這麼說的根據有五：一是談的次數比較多，據筆者目前掌握的材料，他先後談了至少五次。二是談的非常密集，這五次談論的時間，集中在1957年2月至1957年4月的兩個月時間內。三是談得語氣很重，頗動感情，有一次還對小說的修改者、《人民文學》副主編秦兆陽“大為震怒”。四、不是就事論事、就文藝作品談文藝作品，而是把它與重大政治舉措和重大文藝方針結合起來談。五是談論的場合有的規格相當之高，甚為鄭重，譬如2月份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譬如3月份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這兩個會議都因其重要性而載入了中國共產黨史冊。②
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是這樣一個當代文學的特殊現象，不由得引起我們的關注。它是一部什麼樣的小說？毛澤東是在什麼時間、什麼場合多次談論它的？都談了些什麼？毛澤東為什麼對它情有獨鍾？這情有獨鍾說明了什麼？為什麼這一現象發生在王蒙身上？讓我們試著搞清它。
二、關於王蒙和《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毛澤東在談王蒙的小說之前，並不知道王蒙為何許人。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說：“我跟王蒙又不是兒女親家，我為什麼要保護他？”毛澤東在主席台上問：“（王蒙）是共青團員嗎？”有人答：“是黨員。”其時王蒙剛剛登上文壇，知道他生平情況的人還不太多。
王蒙1934年10月生於北平，1948年即14歲那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人民文學》1956年9月號上發表《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時候，王蒙年僅22歲，時任共青團北京市東四區區委副書記。《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並不是王蒙的處女作，他的第一部小說是個長篇，名《青春萬歲》，在《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發表的這個9月的最後一天，《北京日報》以《金色的日子》為題，選載了《青春萬歲》的片段①。《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也不是王蒙第一篇短篇小說，他發表的首篇比較有分量的短篇小說，名叫《小豆兒》，載《人民文學》1955年第11月號。《小豆兒》的成績也不錯。當時中國作協為了展示第二次文代會後的文學創作成就，選編了一套叢書，《小豆兒》分別被短篇小說集和兒童文學集的初選者同時看中，經兩主編林默涵和嚴文井商量，最後被選入兒童文學集。嚴文井在這個集子的序言中，提到“一批值得注意、值得歡迎的新名字”，其中就有王蒙①。王蒙在悉心修改長篇小說《青春萬歲》的時候，為了調節一下腦筋，於1956年5至7月份寫成了《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這篇小說的原名叫“組織部來了一個年輕人”，《人民文學》發表時，副主編秦兆陽把它改成“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這個名字。當它被收入這年的《短篇小說選》時，王蒙為小說恢複了原名並刪去了一個“一”字，定名為“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並使用至今。但毛澤東當時讀到的，題目應是“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這篇小說的梗概如下：林震是一個22歲的單純、熱情、有理想、有幹勁的年輕人。由於表現好，從小學校調進了區委組織部。當他在一個“天空中紛灑著的似雨似雪”的殘冬前來報到的時候，對黨的區委領導機關充滿了敬意和“神聖的憧憬”。但是，區委組織部的生活並不像他想象的那樣偉大、純潔和美好。主持組織部工作的第一副部長劉世吾，是一個有能力、有經驗的領導幹部，但他責任感和工作熱情衰退了，成了一個冷漠的“老油條”。他有一句口頭禪：“就那麼回事”。林震的頂頭上司是工廠建黨組組長韓常新。韓常新外表講究風度，“給人一種了不起的印象”，他對解決基層存在的問題興趣不大，卻能說會道，特別有一套按照上級胃口寫圓滑虛誇的文字材料的本事。林震和韓常新、劉世吾很快產生衝突，衝突主要發生在解決通華麻袋廠官僚主義問題上。廠長王清泉是一個問題嚴重的官僚主義者，上班時間下棋，對工作不負責任，作風跋扈，對黨支部和群眾的意見不予理睬。林震認為應該立即解決，並參與支持了麻袋廠工人反對王清泉的行動。韓常新、劉世吾完全了解麻袋廠的情況嚴重，但韓常新關心的不是抓緊教育糾正王清泉，他的興奮點完全落在寫一份漂亮中看的黨建簡報上，以嫻熟的手筆和很高的效率，寫出了一份關於麻袋廠建黨工作取得成績的文章。劉世吾則認為解決問題的時機不成熟，便采取“拖”的辦法。直到兩個月後黨報發表麻袋廠的人民來信，揭露了問題，這時劉世吾才認為時機成熟了，雷厲風行地解決了王清泉的問題。組織部裏隻有一位“蒼白而美麗”的女性趙慧文，與林震心曲相通，但比林震柔弱些。他倆交換對組織部缺點的看法，互相鼓勵，還一起聽音樂、煮荸薺、欣賞油畫和春夜清雅的槐花香氣。林震不能容忍黨的領導機關有缺點，便在區委常委會上，尖銳批評組織部的問題，與韓常新、劉世吾發生爭論。小說最後，已是初夏，林震勇敢地敲響了區委書記周潤祥的大門，期望通過更高的上級來糾正組織部的缺點……
從小說的情節看，王蒙寫的是一個初出茅廬、顯得稚嫩的年輕人，剛走進新的單位，在整個一個春天裏遇到的一些工作上和情感上的挫折，並同工作上的挫折抗爭的故事。王蒙的同情心顯然站在林震一邊，但王蒙批評的鋒芒，並不僅僅對著官僚主義。官僚主義最嚴重的地方是通華麻袋廠，代表人物是廠長王清泉。而王蒙的筆墨，重點是放在對組織部的描寫上的。王蒙堅持使用原名“組織部來了（一）個年輕人”的用心，顯然意在寫組織部的工作狀態，而非重在寫一個青年人，更非重在塑造一個反麻袋廠官僚主義的青年人形象。組織部的缺點不是“官僚主義”一個詞所能簡單概括、一言以蔽之的。這裏幹部責任心的衰退，事業心的淡漠，表麵上是主觀上的工作作風、思想意識上的問題，深層次則與客觀的政治體製上的、曆史文化傳統上的、人性中的問題有關。在如今，我們不是常常讀到韓常新式的工作彙報，而且習以為常了嗎？韓常新式的筆杆子，如今更是大有人在。我們現在不也常常聽到劉世吾式的諸如“顯然成績是基本的，缺點是前進中的缺點”，諸如“解決這個問題的時機目前還不成熟”這樣的觀點，而且已經不以為非了嗎？甚至有人還會欣賞這種貌似成熟持重的老練世故吧。正如“蒼白而美麗”的趙慧文說的：“他們的缺點散布在咱們工作的成績裏邊，就像灰塵散布在美好的空氣中，你嗅得出來，但抓不住，這正是難辦的地方。”劉世吾的缺點是複雜的，比如說他的“時機成熟論”，在實際工作中也不是沒有一點合理性，處理事情確實有一個量變觀察、時機成熟的問題，所以“這正是難辦的地方”。而林震的優點也是複雜的，比如他的單純，他認為黨的領導機關不能有缺點，他麵對複雜麻煩的工作和生活，抱一種理想化的、單純透明的美好願望來挑剔一切，指責一切，這難道又是切合實際的嗎？懷著純潔的對於天堂的向往去做事，結果卻向地獄的方向走了，這樣的事情我們經曆的還少嗎？
王蒙試圖通過這篇小說，告訴人們生活的複雜性、混沌性，但他的目的沒有達到。因為絕大多數的讀者和評論家，卻從中得出了一個明確、清晰、是非分明的判斷：這是一篇反對官僚主義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發表以後，產生強烈的社會反響，有讚同的，有反對的，爭得很厲害。但讚同者和反對者在認定小說主題是反官僚主義的這一點上，卻是基本一致的。作品的複雜性，被讀者簡單的概括理解，乃是世上許多優秀文學作品的普遍命運。《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當所難免。這也證明了文學作品的特質，優長和局限。因此不能簡單地說，讀者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是大大誤讀了，因為至少它說明領導幹部官僚主義問題，在當時人們的心中已經普遍引起了警覺。一篇小說敏感地抓住了一個時代人們的心靈信息，通過精彩的描述，引起了人們強烈的共鳴，這難道不是一個難能巨大的成功嗎？新中國初期，幹部官僚主義問題剛剛抬頭，年輕的王蒙以他敏銳的生活嗅覺和大膽的藝術勇氣，發現了它並予以深沉的揭露，這篇小說也因為官僚主義作風近50年來的依然不絕並且有所發展而活著，而曆久彌新。即使王蒙在《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之後什麼也沒有寫，就憑這一篇，也足以使他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毛澤東也認定這是一篇反對官僚主義的小說。從文學作品中抓住重大政治問題，是大政治家毛澤東的一個特點，例如他指出《紅樓夢》寫的是封建家族的衰亡史，階級鬥爭激烈，第四回是總綱，便是他的獨具慧眼，一家之言也是立得住的。因為認定了王蒙小說的反官僚主義主題，毛澤東便要為王蒙說話，為他解圍。毛澤東說：“王蒙反官僚主義，我就支持。”毛澤東為什麼對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情有獨鍾？反官僚主義便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王蒙小說在揭露共產黨工作的陰暗麵上，痛切，而不走極端，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正提供給毛澤東一個借題發揮的文本。我們很難找出那個時代比《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更合適的文本了。但反官僚主義不是毛澤東保護王蒙的唯一原因。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涉及到毛澤東當時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和學術方針。由於一些評論家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圍剿”，毛澤東要借一個題目進行反撥，在這個意義上，《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也是一個難能合適的文本。這是毛澤東大加談論這篇小說的兩個非常重要的大的政治背景。
三、毛澤東支持保護王蒙的兩個最大的原因
先看一看反官僚主義的問題。
1956年，新中國成立到了第7個年頭。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第一個5年計劃成績巨大、新生的革命政權站穩腳跟之後，治國信心增強、心境逐漸從容的毛澤東等黨中央領導人，開始考慮從革命到建設轉變後的一係列的建國方針和建黨舉措。首先當然是治黨，這是法寶。這年9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八大”，毛澤東在開幕式上致詞說：“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工作上的官僚主義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這些觀點和作風都是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是不利於黨內和黨外的團結的，是阻礙我們事業進步、阻礙我們同誌進步的。”以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為目標的全黨新一次的整風運動，就是在這次會議上開始醞釀，並於次年5月1日正式發動的。無巧不成書，“反官僚主義”的王蒙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也在1956年9月發表，真可謂恰逢其時。
1956年下半年，國際和國內的政治形勢，使毛澤東等領導人對官僚主義的問題越來越憂慮、越來越重視。6月28日，波蘭波茲南市發生罷工、遊行示威和騷亂。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匈牙利布達佩斯等地發生罷工、遊行示威和騷亂。中央對這兩個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發生的事情，異乎尋常地關注，10月下旬連續開了若幹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往往都是在深夜召開，有的是在淩晨1時左右召開，可見會議之緊急，關注之嚴重。中國內部一些地區也接連出現不安定的苗頭。從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半年時間內，全國發生數十起罷工、請願事件，有數十個城市發生大、中學校學生罷課、請願事件，在農村也連續發生鬧社風潮。毛澤東在分析匈牙利黨的錯誤時，把“官僚主義”放在頭一條。毛澤東在分析國內鬧事原因時說：“有些是因為我們在政治上或在經濟上犯了錯誤。犯錯誤的原因無非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這些東西。”劉少奇也說：“人民群眾起來鬧事的主要原因是我們領導機關的官僚主義。”毛澤東這樣稱讚昆明航空工業學校妥善處理學生請願事件：“這是沒有官僚主義的。如果辦學校的人，都照這個辦法辦，那就好了。”①
反官僚主義，既然成了毛澤東治黨治國戰略的最急迫、最重要的任務之一，那麼，他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好感，和對“圍攻”這篇小說者的反感，特別是對其不承認北京有官僚主義的說法的反感，便是自然的了。
再看一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問題。
也是在1956年，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積長期特別是建國6年多的執政的經驗，充分認識到和平建國和用小米加步槍打天下不同，必須更廣泛地吸收、團結、依靠和加緊培養知識分子，否則很難縮短和發達國家科技水平上的差距，很難實現經濟增長和國力強大。毛澤東在國際問題上，有兩個思想狀態值得注意。一個是他超英趕美的強國理想，一直很強烈；一個是他對蘇聯斯大林的隻準香花、不準“毒草”的“單幹戶”型知識分子政策頗多反思，很不以為然，這也是他當時對蘇共20大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評論之一。
於是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關於知識分子的會議，全麵係統地宣布了與蘇聯頗不相同的知識分子政策。周恩來總理的主題報告激動了知識分子的心。這個報告的關鍵之處，是周恩來強調絕大部分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就從政治上把知識分子看作了自家人。會議還對提高知識分子生活待遇高度關注。北京師範大學校長、曆史學家陳垣滿麵春風地說：周總理的報告說出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心裏話。數學家穀超豪、哲學家馮友蘭都表達了極為感奮的心情①。會議之後，知識分子精神振作，學術活動開始活躍，社會學家費孝通稱之為“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到了4月春更濃。是月28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藝術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① 5月，中宣部部長陸定一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發表講話，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進行公開詳盡的闡述和發揮。毛澤東對中國知識分子的脈號得很準。物質上的關心，特別是精神上的解放，兩手抓得都是過硬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以這樣兩個文學性很強、頗富詩情畫意、音韻優美的語彙，來表達執政黨的科學文藝方針，與領袖毛澤東的個性有關，也很對中國文人的胃口。“百花齊放”是一幅賞心悅目的春景，“百家爭鳴”原指春秋戰國時期，儒、道、墨等各種思想流派著書立說、互相論戰、自由發表意見並形成各種學派的學術繁榮情形。毛澤東把這個兩個詞組在一起，充滿了中國氣派和中國古典審美情趣，比歐洲“文藝複興”那個詞更好聽好看、更抒情因而更有鼓動性。到了9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被莊重地寫入了“八大”文件，這更促進了中國知識界激情的空前高漲。《人民文學》在這個激情高漲的金色9月，放飛了《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這隻燕子，開出了這樣一朵奇葩。《人民文學》真不愧中國當時最權威的文學雜誌，它的政治嗅覺和藝術膽識就是不同凡響！
毛澤東當然知道，從建國初期大量存在的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到信任，到重視，到尊重，到依靠，再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樣一個在某些黨政幹部看來，簡直是對知識分子過於寬容、過於厚愛的方針，必然會遇到重重阻力。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巨大爭議，便是文藝界的一個典型案例。毛澤東一向是善於抓住典型問題、分析典型問題，解剖麻雀並推而廣之的。毛澤東為捍衛他所倡導的“放”的方針，站在護花的立場上，一再保護《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等作品，一再批評與“雙百方針”不諧和的聲音。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的座談會上說：“我看到文藝批評方麵圍剿王蒙，所以我要開這個宣傳工作會議。”一部年輕人寫的短篇小說，能導致一個全國性的重要會議的召開，王蒙和他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鬧出了多麼大的動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