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我直觀著我的黯淡
聆聽的個人
也許可以說我們是天生為意義而活著的一代人。我們學習語言的過程，同時也是學習希望、目的和意義。意即學習觀念。當語言是一種先驗性時，它其實就是一種觀念語言。它用既成語言的方式強加給我們。我們更多地隻是生活在時代流行語的框架中。
我們麵對的往往不是語詞，而是概念，是概念、範疇連帶著的邏輯框架及其有著邏輯關聯的觀念表達。它使人一爪落網、全身被縛。它總是普遍者或準普遍者。
強調語言不是先驗性的而隻是先在的，從另一個角度看，即是強調對普遍者或準普遍者的瓦解。強調從範疇、概念回到字、詞、句子。在這一前提下，語言的生動性，語言切近著語言本性的生機勃勃的生動性，才是可能的。
語言的生動性隻屬於聆聽的個人，是個人當下的生成著的語言事件，它既是靈性的，也是神性的。它一定直麵著界限，一定在語言轉換的臨界點上，而不可能一般地、現成地存在於公共語言所帶出的人們已熟知到成為常識的觀念中。
撇開觀念的既定意義，當然也撇開一詞一物相對應的實指意義，語詞和語句的意義隻和語境相聯係。在這個意義上，人在世界中即在語言中，歸根結底是在語詞、語句和語調敞開的意義中。星星不在天上而在你的公式裏——馬堡學派的這句名言可以作一種徹底的理解，即沒有語言我們可以說一無所有。但對於在超驗背景下的經驗的個人，隻有語言同樣也是一無所有。這裏的“語言”，前後並沒有作任何置換，它就是指的公共語言。語言的悖論由此而來。它可以概括地表達為：
公共語言是我的存在；
公共語言不是我的存在。
這裏的“我”隻能在個體生命、個體言說的意義上成立。換句話說，“我”在這裏隻可能是一種邊緣性的存在，它天然地堅持著一種非普遍者的立場。
我不得不這樣艱難地、變換著各種角度或各種表述地來表達一個或許比普遍性、普適性更為虛幻的問題，甚至並不是為著理解。
我幾乎是直觀著自己的黯淡。
我隻知道我不能也無法回避語言問題，它至少對於我是真實的。
在爬石人山的途中，在平頂山的討論以另一種方式繼續時，我曾說出了許多年來我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後仍堅持的信念：
人和人幾乎是無法理解和溝通的，但當我麵對著你時，我仍然相信——
我信!第一輯我直觀著我的黯淡我們想這樣告別二十世紀
之所以覺得“隨感錄”還可以拉長——帶入事件、氛圍和語境——變成“隨筆”，隻是從文體上考慮到後者比前者更切近“隨感錄”視為生命的題旨——堅持個體性的表達。
它不以普遍性為標準。它才能在這塊土地上創造自己的讀者從而擁有真正屬於自己的讀者群。
普適性如果長期以來曾是人們追求的標準，那也隻不過是人為的虛幻罷了。普適性的前提是真理的化身或真理的代言，而個體的生命早已在真理的籠罩下消失殆盡。平凡的個體難道能假真理之名要求人們喪失個性的普遍認同麼?那未免太誇張了。我們這一代人，甚至幾代人，已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換一個角度，我們早已失去了任何許諾，惟其不再有任何許諾，不再有終極根據作為保障，個體的生命連同個體生命注定了的邊緣性存在才不再會落入一表達就立即上升為普遍原則的虛幻，存在或生存才不再因普適性而變為價值，最高價值亦不再可能成為最高尺度裁決一切存在者。
許多年來，與其說我在學哲學，不如說我是被我問題追逼著，問題一旦出現，以至正常的生活及其表達就一下子被置於審視的眼光下，激情乃至詩意不再有所附麗，除非這激情與詩意被問題的力量穿透成為思本身。它一定是超出常規的，它一定直麵著界限，它一定在語言轉換的臨界點上，它並不純然在公共語言所帶出的人們已熟知到成為常識的觀念中。
實際上，我們想做的工作非常平凡，即把語言的先驗性，還原為語言自身。所謂語言的先驗性，即已化為具體語言形式的概念、範疇、邏輯框架以及它們作為常識的世俗表達，隻有將它們還原為字、詞、句子，語言的生動性——在語言本性的意義而不是修辭學的意義上——才是可能的。語言的生動性隻屬於聆聽的個人。是個人當下的、生成著的語言事件，它既是靈性的，也是神性的——我們這樣告別以邏各斯、以必然性為中心亦即以中心為中心的二十世紀。
個體的生命存在隻能是邊緣性的存在，我的題目即——在邊緣。
取這樣一個題目還有一個特殊的意義，即我是女人，在這個以男人為尺度的世界，女人從來都是邊緣性的。我要做的，是以邊緣性的表達給這邊緣性以一種直接的觀照。我的窗外沒有風景
我沒有及時給你回信，因為讀過你的“讀珂勒惠支”的隨筆後，我不能簡單地用一個“好”或“壞”字來概括我的感覺。
隨筆的第一段已使我感動。緊接著的文字，竟然就像是珂勒惠支的雕刀，以一種特有的節奏舞動著，直抵我的內心，給我一種尖銳的快感。“雕刀之下沒有風景”——這是一句準確的表達——我因而喜歡珂勒惠支，她的原色版畫從紛繁的色彩中退隱下來成為我童年最沉穩的記憶之一。我喜歡原色集聚的近乎悲愴的單純。一如你說，她的版畫製作傳遞出了“一種品格，一種氣質，一種如暴風雪馳向大曠野般的強烈的淒愴的詩意”。
我曾經夢想成為一位革命者——我有多少同齡人曾這樣夢想過——那時我並沒有真的經曆苦難。也許正是俄國文學的熏陶，是俄羅斯的草原、白樺樹林、倒映著星光的閃亮的河流以及一切能與大地相關聯的東西沉積到我的心底，成為一種終生不能褪去的背景，一種母性的、包容性的情懷。它並不關注對象，它沒有對象性的意識，它甚至就隻是一種朦朧的、自我感覺著的獻身的熱情。它曾整個為革命所鼓動，在革命成為時髦的年代。但與其說是革命，不如說是社會動蕩中尖銳化的各種問題，使我渴望能像革命者一樣有著自我承擔的意誌去承擔超出平庸的尖銳和敏感。
後來有一天，背景竟走向前台。在鄂西北大山區，和山和石頭和花柳樹林和清澈見底的溪流終日相伴，但我眼裏沒有風景。那時，我的周圍是中國的一方麵善良得懦弱，一方麵又聰明得甚至充滿狡計的農民，那時我已成為他們中的一員，帶著“文革”浩劫後的苦難的記憶去體會麻木的苦難，我才懂得，苦難最重要的還不是外在的困境而是麻木，是自己對自我選擇和承擔的剝奪，是沒有個人氣質因而無所謂生命感覺的委頓，也許它們淹沒在平常平靜的日子裏，但惟其因為這種平靜得不動聲色的淹沒，才有著觸目驚心的意義。
許多年過去了，一張書桌成為我的生活空間。窗外沒有風景。你到過我的家，但你還沒來得及注意到我的窗外，隔著一層玻璃，我的窗外永遠是灰撲撲的、擁擠得瑣碎的大街和彼此並不需要溝通和交流的忙碌的城市居民，連在夜色裏美麗的法國梧桐，也蒙在灰塵中，甚至它也在製造著灰塵。我的窗外沒有風景。
當心寧靜的時候，當寧靜成為心靈窗口的時候，自然才是可親近的。這時從玻璃上反射著滑落的一抹夕陽，一枝跳入視線的吐蕊的新綠，甚至小路上不知名的雜草，甚至不期然地打濕衣襟的雨滴，都能成為不是風景的“風景”。它們以單純的姿態打動你，使你驚異於自然的和平、寧靜，它們沒有外在於人的觀賞的距離，毋寧說，它們都是靈性的，就棲息你心靈的窗下。你難道不應該靜下心來聽它們無言的訴說麼?
我喜歡讀畫，但並不真的懂。我對畫總有一種新奇的神秘感，無論後現代怎樣把架上繪畫變成裝置，繪畫本身的色彩、構圖和畫麵上流動的光影總使人驚異。它們是在傾聽的心靈中複活的大自然的語言。畫家筆下的風景也好、靜物也好、人體也好，都已經是一種表達，它們超出畫家的意向，也超出對象本身固有的屬性，而是生命感覺憑借媒介語言的一次即興的複活。這語言媒介絕不是人可以為所欲為使用的工具，它是媒介著自身的語言，是在聆聽中物性的自我顯示，是人和物的交流。人不再是唯一的根據，因而人不是中心，因而任何人都不能假真理之名淩駕於他人和他物之上。
……
我們有不可泯滅的苦難的記憶，我們因各種原因而自覺不自覺地淪為語言的工具、物的工具，我們往往不由自主地被改變處境的目的所鉗製，而無暇去想這目的本身會有多少附加條件。
在某種意義上，藝術是最沒有外在目的的，藝術不能“控告”、“呼籲”，不能解放人民。藝術像上帝一樣隻救贖那些能自救的人，這是一個敞開的秘密，在奇跡發生的那一刻，在生命感覺憑借媒介語言複生的那一刻，生命才是彌足珍重的。
對藝術不能批判。贗品不是藝術，因而對贗品也用不著批判，原因是它無法打動人，因它喚起的回憶而驚歎除外。至於強加給人的意識形態，無論取什麼樣的手段、形態，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不知道我究竟說出了一點什麼沒有，近三十年過去了，羅莎的一句話仍像三十年前一樣使我動心：“不論我到哪兒，天空、雲彩和生命的美都會和我同在。”我早已遠離了渴望成為革命者的年齡，但那在激情中生長出來的問題仍是生長著的，它們造就了我的個性、氣質和我的個體生命存在的方式。
什麼時候平凡的個體能自己站起來，自己走呢?多少年，我有一種被問題追逐的恐慌，我為之犧牲了我的女人的清新的感覺，仿佛自己吮吸自己的血，這是一種向內收縮的壓抑的生活方式(外在的喧嘩和高朋滿座的情景隻是某種社會交往的需要和補充罷了，它並不總是愉快的)。這種生活方式把我變得敏感同時幹枯。我羨慕你站在野外，野外總是更接近藝術的，隻是你應該更多地傾聽你不熟悉的聲音。［0］［0］疼痛是不能分擔的
有多少日子了，我一直想為靈子寫點什麼，轉眼又是四月，又是綠色的歌唱沿著透明的葉脈生長的日子，又是屬於靈子的白天和夜晚。
想起靈子最後日子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感覺就是疼痛，甚至一切親人給她的愛、給她的嗬護都不能真的分擔她的這種疼痛，但她仍呼喊著，她的親人也仍傾注一切地給著她愛和感同身受的嗬護，我能把奉行的理論貫徹到底麼——
疼痛是不能分擔的，我疼，誰能指責我，又有誰能為我分擔。痛苦本身就是不能緩解的疼痛。這痛苦同關切、溫暖之間有不可跨越的鴻溝，除了獨自承擔，還能有什麼?
每一種徹底都意味著冷淡。
但人仍有不可泯滅的、超出任何冷淡的期待，唯有死亡能一筆勾銷它。
還是在平頂山會上，朋友們相聚的對話氛圍中複活了或激活了這樣一些問題，但更重要的是，一種神秘的感應把我逼到生命垂死的背景，那裏是沒有任何退路和回旋餘地的。
那一天下午，那一天是11月8日，一切都沒有異樣，會在如常地進行，我突然想哭。一位朋友的發言涉及感覺語詞問題，我忍不住插話，大聲地，與其說是學理式的，不如說是冥冥中有什麼在引導我。靈子絕望的呼喊就在我耳邊，我不大聲地說出來就過不去。
我隻知道人有時候是得大聲地說出心中閃過的字、詞、句子，為了讓自己聽見。仿佛，那一刻，我不在自我的聽—說中抓住表達的機遇，一個彌足珍貴的記憶就會僵死在頹然的自我沉寂中。
一切都過去了，沒有任何人能對抗死亡的力量。但正因為有死亡，驚醒著的生命才不至於毫無痕跡地在時間中流去，也才有與死去的生命相關的不死的記憶——這記憶將個體生命的神秘複活在另一個個體生命之中，成為生發著的問題或其他。
靈子的身上一定是有一些自然生長著的東西，以致最初印進她心靈的就是樹、草、河這些最親近自然的原初的字眼。它們是可能觸摸的，即可見、可感、可呼吸的。我能想見河邊潮濕的空氣和混合著樹木、草葉的清新氣息是如何使她莫名地欣喜。真的生長起來，誰知會出現多少奇跡呢……
也許在那一刻，才來到人世不到二十個月的她，突然以一個確定不移的表達、一個意義明確的表達給我們留下了一個不能忘懷的語言學的例子，一個切近得讓人揪心的例子。
不是我癡迷著語言問題，而是我像靈子一樣與生俱來就困惑在無法表達的表達之中。還是剛剛學著說話，我就和一個“玩”字糾纏不休，我一次又一次地固執地找尋那個叫做“玩”的玩，可是沒多久，我已失去向大人索要玩的任性，而是每天每天獨自麵對黃昏的燈光恐懼，我寧可躺在草地上看黑夜的天空，也不願走過別人家那一排排透出燈光的窗口，回到有如洞穴的大門，甚或，我寧肯坐在家的門口，坐在門檻上，讓沒有燈光映襯的家的黑影，將我和比我更年幼的妹妹緊縮的身軀覆蓋成黑暗的風景……許多年來，當我無法說出那在差異中直觀到卻難以用語言表達出來的感覺時，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在表達時退縮，再退縮，直到無語成為內心的語言缺口。黑夜中的喃喃自語
活過漫長歲月的我們就真的幸運麼?那與生俱來的黑暗的背景並不是時間可以甩脫的。
許多年來，我一直保留著在黑夜中喃喃自語的習慣。
這喃喃自語除了聲音、除了聲音的節奏及其連帶的似有似無的語境，什麼都沒有。它隻是一個人自我構成的“聽—說”關係罷了，一切習慣的語言都已因傾聽和聲音的阻斷、因聲音同聲音形象的剝離而處於斷裂中。這是一種無法擺脫的表達的困境。我把它寫進了我的“隨感錄”……
1990年早春。
那時靈子還沒出世，朋友的妻子已迫不及待地想讓我分享她做母親的喜悅……
從北京返回武漢的中途，我逗留在一位朋友家，發現我送給他的“隨感錄”上竟寫著各種眉批。在這一段旁隻寫了四個字：兒童啞語。我一時不明白是什麼意思，他告訴我這是對雨果《九三年》中關於孩子的咿呀聲的描寫的聯想。
在《九三年》的“聖巴德羅繆的屠殺”的前夕(第三卷第一節)，作為人質的三個孩子還在睡夢中，隻有二十個月的喬治特突然醒來，在晨光中咿呀歌唱。
“孩子的咿呀聲，既是語言，又不是語言；不是音符，卻是詩歌；不是字母，卻是話語；這種喃喃學語是在天上開始的，到了人世間也不會終結；那是誕生以前就開始的，現在還在繼續，是連續不斷的。這種含糊的話語包括孩子過去做天使時所說過的話，和他成年以後所要說的話；搖籃有‘昨天’，正如墳墓也有‘明天’；這個明天和這個昨天的雙重神秘在這種不可解的孩子歌聲裏混合起來了；沒有什麼別的東西比這個鮮花似的靈魂裏的巨大暗影更能證明上帝，永恒，責任和命運的二元了。”
在那個黃昏，我讓自己深深地陷在沙發的角落裏，我想掩飾自己的淚水。
我知道，我是這樣地保留著童年的記憶，從記憶開始的那一刻，那裏始終複活著昨天和明天的雙重神秘，也正是從那一刻開始，我從來沒有真的走出過暗影，而陽光和明朗總在一伸手似乎就能觸摸的咫尺之遙。
P君，你一定會把你一生最好的文字留給靈子，那是任何人都不能分擔也不能分享的你和Y的命運。而我的這些，再怎麼也隻是一個有距離的觀照。留下它們，算是對靈子的、純然屬於我的一點紀念，也算是活著的人仍然活著的慰藉。
這是給你的信，我害怕擾亂Y剛剛平靜的情緒。但我真希望分擔她的難過，就像她曾經希望我分享她的快樂一樣。我把衷心的祝福留在心裏。
在語言和時間的斷裂中
放下電話還是決定給你寫信。
先請你看《人能守住一個等待麼》。它的副題是——“在習慣語、心理時間和無意識的邊緣”。這篇文章是1991年8月寫的，曾給一些朋友看過，幾乎都是否定的意見，但我並不以為然。我相信我的感覺，也相信這感覺直觀的問題：存在隻有在無等待中才是顯現的。而無等待必須在語言和時間的斷裂中。它從不可能是人類的一般境況，而真正是個人切入語言和時間的一種可能，一種轉瞬即逝的機遇。
貝克特多麼敏銳，他不僅超出曆史語境，超出荒誕隱含的理性尺度，也超出存在主義哲學的一般背景，用破碎的時間和語言，用在習慣語、心理時間和無意識的邊緣掙紮的姿態，為我這樣地展現著無等待的等待。
我剛剛讀到一個描述：貝克特，“究竟朝著怎樣的沉默，朝著怎樣陌生的、難以形容的土地，這樣離開我們?”在這裏使我心動的字眼不是“沉默”，不是“陌生的土地”，而是“離開”——“離開我們”。
我手頭放著剛剛買到的《法國現代文學史——1945—1968》，讀到這樣的描述時，我總希望我能讀原文，就像讀《等待戈多》時我希望能讀原文一樣。隻是當可理解性的問題被置入可翻譯性的問題中，或反過來說隻有當可翻譯性的問題被置於可理解性的問題中時，我才在語言生成空間置換的可能和不可能上，徹底地摧毀了自信同時又建立起自信。
我早已不再信任“我們”。因為在理解問題上(也包括在翻譯問題上)，“我們”的確都隻是一種虛設的結果。
我隻談在這一刻我理解的貝克特和對貝克特的描述。
我所理解的貝克特的“離開”應該是一種悖論現象。因為這裏的“離開”，本身就是“離開”的不可能。或許也應該反過來說?
這是痛苦，也是荒誕。
“我們”從來就是一個價值尺度，是主觀的意義之源。我以我的不可抹煞的“身體性”成為“我們”的缺陷。一旦我這樣地站在“我們”之中，“我們”就成為我的“身體性”在斷口上糾纏的事實——我隻是我，我因而得離開“我們”，而這“離開”恰好使“我們”同“你”同“他”一樣成為我的不可缺少的參照。“我”成為痛苦著的“荒誕”……
因生病，這封信一放就是一個星期。眩暈成為每天都得忍受的狀態，我已不記得促使我馬上提筆的衝動，讓我邊寫邊喚起回憶。
還是回到《等待戈多》上。
一般人都用“荒誕”來概括這部“荒誕劇”，而我在寫《人能守住一個等待麼》這篇短文時，完全回避了荒誕的問題。不是有意回避，而就是在讀前和讀後，在筆順著文字往下走時，沒有“想”到或“感覺”到這個字眼。
直到討論或交談中荒誕成為問題，直到我麵對問題自然地寫下“痛苦著的荒誕”。荒誕當然是一個問題，但用荒誕來概括《等待戈多》卻是一個後設理論，不僅在批評家、理論家那裏，就是對於作者自己事後的說明和理解而言，都是這樣。在這樣一種後設理論中，荒誕是一個和理性對立因而實際隱含著理性尺度的概念。
與其用荒誕，不如用無意義。
無意義可能隱含著意義。但這意義已不是、或不再是固置在某種確定的價值尺度之上的。它敞開著多種可能，不再在某種確定的、連續的關係中，即使這關係隻是以一種否定的、消逝著的環節的形式出現。
換一個角度，無意義也可能根本沒有意義，正如缺陷可能隱含著完善也可能根本就是對完善的否定一樣。正因為如此，無意義的意義轉換一定是或然的、非確定的，而不是從無意義到意義的非如此不可的必然性。
在這裏，荒誕和無意義的區別可以作一個直觀的、同時切中問題關鍵的比較，即前者立足於此在，後者卻切近著存在。
但問題在於如果不轉向語言，不進入語言問題，這種區別幾乎毫無意義，“切近存在”其實是一種無可把握的情況，甚至隻是一種浪漫化的表達。人隻有在語言的邊緣才是可能切近存在的。因為此在原本就被既成語言所籠罩，此在就是語言的。所謂在語言的邊緣，即在語言的轉換點上，是一種生成著的無語狀態。它是個人直麵的斷裂、悖論。它意味著一種徹底的否定態度。是一種無所等待的等待。
在《等待戈多》裏，這“無所等待的等待”不是簡單地用戈多的不在場來表達的。因為戈多不在場，很可能是暫時的不在，隻要時間是連續的，是過去、現在、未來一體的，戈多就終歸會到場，在經驗的設定或超驗的懸置中。
借用一句時髦的話，戈多不是一個蘊含所指的能指。
但戈多是在的，因為弗拉基米爾和愛斯特拉岡相信。
我也相信。
我信——還有比這更有力的證明嗎?
這不是荒誕，隻是作為一個事件發生的荒誕的此在生存中。
這是一封延誤了太久的信，實際是一個延誤了太久的文章的準備。先是去海南逗留了二十幾天，後是因為摔傷了不得不長時間臥床，直弄得人整個疲軟，從身體到精神，已有好幾次，我因找不到表達乃至表達的契機而沮喪，而沮喪得幾乎失去自信——多少日子已從我身邊毫無痕跡地逝去，生命還經得起這樣的延誤麼?
人們隨意地使用“荒誕”，就像隨意地使用“空虛”一樣。
我能夠反省，也免不了使用，可能這本身也是一種無法逃脫的粘連。至於“等待戈多”，回答從“空虛”變為“荒誕”，仍然是將別人現成的眼光拿來指稱。前者用否定的方式肯定目的性以及同目的性相關的意義，後者用肯定的方式即肯定此在生存的荒誕性的方式肯定神和理性的價值評價。它們都不關注存在問題，或者說它們即使有關注存在問題的傾向立足的仍是此在。
每次放下電話都有提筆的衝動，好像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可以傾訴的朋友，隨意的交談隨處都留下可以駐足的空地，它期待著用文字來填充。
有幾個話題，一直想用寫信的方式，用麵對活生生的初讀對象的方式捕捉和清理。可惜，我終不能擺脫世俗生活之累，有多少衝動都已丟失在瑣碎裏。當你有時間要靜靜地坐下來時，它無影無蹤，而在哪一個無意的閃念裏，它突然出現了，你又來不及抓住它。
我不知道該把這種狀況歸於什麼，我常常自嘲地想我隻是一個女人而已。
……
我想給你寫一封長信，比起前幾個月半途擱下的，這次真隻開了個頭，但願明後天能有時間接著往下寫。
(你要的地址也爭取至遲後天傳給你。)
武漢這兩天又熱起來了，一個酷暑又無可逃遁。本來可以出去躲一躲，想著出門路途的艱辛——路途的熱總是比家裏的熱更難捱的——就哪兒也不想去了。
留待秋天吧，秋天的旅遊應該是從容的，如果真能去鄂西山區走走多好，我已經去過一次，也是同朋友一起。
我能說我是一個謎麼
我常常自嘲地想我隻是一個女人而已。
我關注女人和表達——這原本就是一個一旦意識到、直覺到，就是與生俱來的困境的問題。
一個女人用反身的眼光關注女人的問題。
而表達作為問題天然地就在自我審視中。
“我”由此成為無法遮擋和掩飾的立足之地，它的直接性和身體性本身就是直觀的。
上麵是7月10日晚寫的，一擱下又是一個來月。剛才接你電話時我正在忙著處理各種事務，多少年了，我沒有這樣地被卷入事務中。7月初，在送給一位朋友的“隨感錄”的扉頁上，我曾隨手寫下：一個在單純而繁複的生命的自我關注中沉寂了的眼光，當它重新投入喧囂的社會時，也許更容易把握到問題的界限?但誰知道呢?人的得失有時真很難作二值邏輯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