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準備更多地關注“社會”問題了，為我的父輩，從七月派詩人入手，那是真正可以稱之為理想主義的一代人，我想在個案分析中澄清理想、浪漫、英雄主義，當然也有至今使我隻要默念就流淚的詩行(如艾青的——為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又如阿壟的——請不要踩著露水／因為有過人夜哭……)
我沒想到我這麼快地就又一次被逼到“風口浪尖”上。
我是說“又一次”。
我一直回避我的經曆，我幾乎不對朋友說起，我的“隨感錄”中留下的隻是情緒和問題，其實更遙遠的經曆，甚至在情緒和問題中都回避了。我自己知道無論我的某一段經曆是一筆或大或小的財富，我都想毫不吝惜地丟棄它，隻從那獨特體驗的神秘的一刻重新開始。
但我發現我不能，我的身上保留的經曆的印痕，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到的。
我是被俄國文學熏陶大的，而特殊的年代、特殊的遭遇和童年“天堂的記憶”(雨果)奇特的混雜造就了我的不能簡單用價值判斷評價的氣質。
我能說我是一個謎麼?
我怎敢如此公然地虛榮和矯飾。
我能夠說的也許隻是很少有一個女人這樣集中地經曆過我經曆的一切。或者換一個角度，我能夠說的也許隻是很少有一個女人能有機會這樣多方麵地體驗過人生，把虛榮和高貴，矯飾和誠懇，混雜和單純，脆弱和堅強集於一身。
幸虧我愛純潔和真誠，我在剛剛寫的一篇短文中將它稱之為不是信仰的信仰，因為它隻是我想追求和固守的，與別人無關，更不構成價值尺度，我的追求和固守隻是表明一個女人想這樣生活罷了。
（正在聽你送我的“培爾·金特套曲”，正好是索爾薇格之歌，無論聽多少遍，我的眼裏總湧滿淚水，我有複雜的堅強，我才這樣地沉入柔韌的、聖潔的、在祈禱中公然袒露的脆弱。我多想懺悔和祈禱。能懺悔和祈禱的人是一種幸福，我曾在無家可歸的醜陋的大街上漫無邊際地尋找到過這種幸福……多麼偶然，偶然得像上帝匆忙一瞥中所賜予的光照，它一旦得到就是永駐。）
我曾是一個革命者，而真正的熱情隻源於與生俱來的驚奇和問題，那是先後兩次長達幾百天的關押和數年的監督勞動中沉積而自省的。
執著地關注問題同時又因心理糾纏而緊張到鬆弛、散漫，構成了我走出外在困境後十多年來生活的兩個極端，它是真正自設的陷阱，天知道我在其中拋灑了多少。
還不得不承認的是，也許我至今沒能真的走出自我中心的任性，理想也許隻是這種任性的極端自我表現罷了。
關注語言問題對於我來說與其說是一種學術，不如說是一種反省，是一種力圖獲得的在審視世界中自我審視的眼界。在這限度上，任何狂妄自大都隻能讓位給神秘的“它”，“它”本身就是限度。
我從男人和女人回到這一個男人或這一個女人的性別特征，回到這一個女人，回到這一個女人的經曆和表達的困境，回到表達問題自身……《無語：穿透無聊的期待》、《斷裂的可隱匿的聲音》後我做了許多的筆記(實際上前一篇東西至今還擱在抽屜裏，還想再改一改)，本可以寫我的想象和我的朋友們期待我寫的書了，沒想到竟是眼前這樣的被迫中斷。
也許世俗性是我終歸逃避不掉的。
在過去的幾個階段的經曆中，我都並沒有真的麵對過混雜著汙穢的泥土，我脆弱地愛幹淨，甚至這樣選擇詞句和表達。意誌僅隻是前麵說的追求和固守，而不是意誌本位的徹底——它摒棄理性和情感，直麵利益、目的、手段，任何升華都無濟於事。多少人在政治衝擊下靠這升華支撐起精神，我也不例外。
金錢的算計赤裸裸地成為現實，它絕無幹淨可言，它的觸摸直接就是肮髒。但它隻要純粹就是一種靠規則保障的公平，一種每個人都有機會的生存競爭的權利。
在這一點上我不相信性心理學的理論。我愛洗手，它沒有潛意識的隱喻，它就是怕人和人利益交換帶來的肮髒。它是直白的。
然而我能真的像精神貴族一樣回避金錢麼?當自然在使用中不再成其為單純的自然，或者反過來，除了觀賞，當人唯有在內心裏保留自然的感覺和記憶，像人有權呼吸空氣、沐浴陽光一樣，我能真的放棄我的生存權利容忍權勢、無知對公平交易的剝奪麼?
我突然像二十年前一樣煥發起抗爭的激情。好在影視家們提供了一個現成的借喻——“秋菊打官司”。它的涵義就是“討一個說法”即討一個平民的公道。
我被迫放下筆，放下已在手心中握得溫熱的純然屬於我的問題。
我應該而且能夠做一件實際的事，承擔一個應該而且能夠承擔的責任，為了一個民營企業的生存權利，它竟然牽扯出那麼多的現實問題，從最實際的物質利益到人格尊嚴，到榮譽感、責任感，到意誌和法規的相互限度……
我想起你對我說過的薇依，不僅僅是《負重與感恩》(我真想早點看到它)，而是那個在我的心目中用行為同樣使自己成為作品的薇依。
我希望我的每一種經曆都能成為財富即我視之為生命的文字、聲音。如果不能，我沒有能力，那麼我希望我用我的經曆把自己變成作品。它隻需要在我的朋友的目光中得到印證，哪怕這目光轉身就會過去。本來意義上的人的目光總會過去的，誰也不能成為上帝，但這對於我已足夠了。
這些日子我太忙了。我熬夜給你寫這封信，已淩晨3點多，明天還有一堆雜務，馬上躺下還可以睡幾小時。我爸爸生病，我昨晚，不，是前晚，專程去看他，坐在沙發上一會兒竟睡著了，我缺睡眠。我體驗了某刻的墜落
是在哪一個白天，中午，在女研究生的集體宿舍裏，我突然陷入了死亡的想象，我寫了一首題為“死”的詩，這時午休後的音樂正突兀地響了起來，我的一位同學問我做什麼，我說：你猜。她脫口而出的竟是勞倫斯的詩句：“我們還沒有開始好好地生活／就要死了……”
死困惑著我，不是因為它有什麼意義，就是因為它真實。或許在有些事實麵前，對意義的追問是沒有意義的。我就是被一個事實阻攔著，不能跨過去。
這時我才明白，有些事實與意義之間真實地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事實的問題隻能由事實解決。(哈姆雷特的問題才真正成為一個問題：活，還是不活?)死以其不可置疑的真實性證實了生活中有許多像死一樣真實的事實是無需附加給它們意義的。它們存在著，像自然一樣自然，像風、像雲，像落下去又升起的太陽、月亮，像江河湖海，像腳下豐腴而堅實的土地……
這就是生活的世俗性。是人的皮肉朝夕摩擦的沉淪狀態，是任何人都無法逃避的事實。它的意義正在於它的無意義，在於一切意義實際上都是從它之中產生出來的。
我仿佛做了一個真實的夢，在漫長的飛行、旋轉後突然墜落到一片濕潤的土地。沒有任何外在的奇遇。隻是刹那間一種油然而生的溫暖緩緩地上升，使墜落變得踏實而安詳。幾個世紀的疲勞消失了，我的被問題追逼得驚恐的靈魂在墜落中第一次獲得了一種深刻的寧靜感。當我忍不住說“在夢中脫落的羽翼覆蓋著我／我不再飛翔／也不再渴望飛翔”時，時間的鎖鏈在那一刻是真實地破碎了。
對意義的追問其實是和時間的感覺緊密相關的。它同樣是一種單一單向的目的性的行為，即黑格爾所說的“單調的無限性”。而能夠打破這一自為的緊張感的，是一種轉換，一種在空間層次上展開的更豐富、更渾厚的關係。
隻是在這時，在體驗了墜落以後，我才懂得了空間，或許應該反過來說，是懂得了空間才使我體驗了墜落。
不管怎麼樣，在這裏，起作用的，是一種直觀，它超出了時間的地平線。
在人的生存中，空間是比時間更基本，因而也更平凡的。
沒有時間的注入，空間固然隻是一團原初的混沌，但沒有空間像地心引力一樣地拖住時間，時間說就會飄浮得漫無邊際。
正是在通過原始地返回而直麵存在時，人的時間性的生存，才在自然之光的邊緣觸摸到了厚重得明亮的黑暗，那是如神秘的無一般混沌的空間。
一個文明人，或許更注重的是時間，時間不僅是邏輯賴以延伸的根據，而且是想象賴以延伸的根據。或者換一個角度說，一個文明人的邏輯和想象，無論怎麼豐富，都是在時間層麵上展現的。反省自己的不完整
怎樣才更接近正確?
就為了這一個問題，我讀了8年的書：
《神聖家族》；《〈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共產黨宣言》；《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馬恩列斯論巴黎公社》……
當我時隔20年後再排列這些書或文章的名字時，它們不僅重新喚起一種最悲壯的情懷，而且，仿佛我們這一代人深闊的曆史，又一下子帶著它的全部的厚重、複雜，湧上了曆史的前台。
或許人的生命中總有這樣一個階段，無論生命本身多麼迷人，人卻無視生命本身的光彩而將目光投向彼岸的理想，並將從彼岸反射回來的理想之光籠罩整個當下的生存。而我們青年時代的理想就是革命。它在我們的血管中躁動著、呼嘯著，使我們的無論動蕩得興奮還是無望得黯淡的生活總是充滿著生活的意義。它至少是真實的。
整整8年時間，我遠離了從小就融入了我生命的文學。
在我丟失的書中隻有一本赫爾岑的《家庭的戲劇》極偶然地回到了我手中。然而對於我，它已不能說是一部文學作品，而是同我後來設法重新弄到的《牛虻》、《獄中書簡》和《絞刑架下的報告》一樣，成為我的孤獨生活的一部分。
《家庭的戲劇》真切地展示了流亡巴黎的俄國知識分子在1848年法國革命失敗後所陷入的複雜心境——革命帶來的浪漫想象和實在的支撐頃刻倒塌了，可怕的不是革命的失敗，而是革命失敗後無所依托、無所著落的惶惑，它轉化成一種像空氣一樣實在的東西，敗壞了自己的情緒，也毒化了人與人的關係……這種心境給我切近的感覺同時使我在一切強加給我的不幸中保持頭腦的清醒。而牛虻的能受苦而不訴苦的忍耐力、紅色的羅莎的永遠的詩意的眼光、伏契克的支撐起死亡的歡樂，則在日複一日、月複一月、年複一年的想象中，成為了我的整個生活真實的背景。
8年，我用屬於我的每一點時間讀書。可惜我的被迫的閉塞使我能讀書的範圍實在是太有限。它留給我的，主要是，甚至唯一是，對思維能力的訓練。
不，不完全是，或許還有純潔完整的革命化、理想化的社會形態。後來，這革命化、理想化的社會形態雖然被革命粉碎了，退縮回來的純潔完整仍想在苦難的十字架上尋求精神複活的表達。
我曾是那樣喜歡恩格斯引用的歌德的一首詩：
我知道什麼都不屬於我
除了從我的靈魂不斷流出來的思想
每一個幸福的片刻
都給我可愛的命運
叫我盡情地享受
我記憶中的這首詩題為《財富》。
我沒有什麼知識。我也不能說我有思想。我的堪稱財富的東西是我的坎坷的經曆，和這經曆帶給我的思索與感覺，它們悄無聲息地沉積在我的內心深處。
我因而比一般人更喜歡咀嚼我的內心。抽象和具體在那裏是直觀地糾葛在一起的。
我回來了，像一個幸運兒得到了曾失去的一切，不過是以一無所有為代價。這種延誤的錯位使獲得的時間負債累累。
如果說，當我隻有20歲時就忍不住這樣說自己：她過於認真，因此很難得到世人的歡樂；那麼多年後、我的認真已成為不堪忍受的沉重的負擔。
我也不知道我這還沒走到頭的一生已經犯了多少錯誤、還要犯多少錯誤。我隻知道無論經曆了多少我仍然和患了潔癖的人一樣害怕不潔的事實。我的同我一樣不得不從無望的沼澤地中跋涉過來的同代人又有誰能不承受心靈的不潔呢?
也許是因為我的瘋狂了的想象一如既往地固守著它純情專注的純潔完整，我才會陷入一種最深的懊悔：如果人能活兩次多麼好!這幾乎是我心中沒有間歇過的歎息。當這歎息被喧囂的生活所掩蓋的時候，或許我的注意力在那一刻是真實地投注在了眼前活生生的事實上，但還有多少時候，它幾乎是用它無形的力量，把我堵塞在封閉的自我空間中，而外在的時間，每一分鍾都在均勻地流去……
人總是要死的。作為哲學命題，它的意思是說，人隻有在對純潔完整的追求中反省自己的不完整。為浪漫的宮廷色彩送葬
已經多少年了，我不再談美。
我不知道什麼是美。
我隻能描述什麼曾給過我激動和不安。讀一首詩，看一幅畫，聽一段音樂，欣賞一部戲劇……都可能有這種感覺使你沉入。
但有一種時刻，你並不能找到熟悉的感覺的借鑒，你突然失去了觀賞的距離，被莫名地置入無期待的絕望中；或者完全相反地，那一種神秘的牽引使你陡然發覺自己原來正處在生活罅隙的邊緣……
它或許長駐在你心底深處，或許隻是閃亮在一刹那。而一旦這樣，一旦它這樣地呈現，我寧願，我隻能——惶惑地麵對這直觀的神秘。
我忘不了讀《培爾·金特》的經曆。
我喜歡易卜生的這部詩劇。
沒有機會看演出也好，我能隨意地在它的每一段文字裏逗留，而聲音，原本就在我的呼應著的喃喃自語間隱現、縈繞。
在森林裏，在培爾新蓋起的茅屋前，索爾薇格這個被培爾追求的純潔的女人穿著雪鞋、穿過沼澤地走來了。用她的話說，她是應著培爾讓小海爾嘉捎的口信，應著風和沉默傳達的信息，應著從培爾母親奧絲話中聽到的信息，應著從種種夢境、從漫長漫長和夜晚和空虛寂寥的白晝得來的信息，回家來的。她走進新蓋的茅屋就像回家一樣的自然。培爾卻無法走進那茅屋。剛剛來過的醜惡的女人的糾纏和據說是他兒子的手拿長頸酒瓶、長著羅圈腿的醜男孩的唾棄，使他自慚形穢，沒有勇氣再走進去。
他用對索爾薇格的愛將茅屋包裹成宮殿，他不得不正視的肮髒、醜惡的過去卻使這宮殿一下子坍塌了。
我讀這詩劇，常常不能止住自己的淚水，我想哭，像我在童年時想哭就無所顧忌地哭個夠那樣。
但是為什麼？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那不能止住的淚水是從哪一個隱秘的裂口流出來的?
或許可以借用盧卡契的話作一番理論的論證——盧卡契曾說：“在現代文學中易卜生寫出了也許是最為完美的對白；易卜生在直接性、親昵程度，在氣氛上可說是多年成功的接近了最為完美、最為自然的對話，而在戲劇上，在引導前進的力量上，在揭示性格和辯證法的直觀能力上，他遠遠超過了它。”——但是不，在這裏重要的不是論證，而是在直觀中找到或接近這對話潛入我內心的密林幽徑。
我知道那時我心中正藏著一個無法描述的惆悵，因為女人驚人的自信和驚人的不自信。我背負著這人生的十字架，同時期盼著生命的奇跡。我曾說：我從無邊的黑暗走來，向無邊的黑暗走去，隻有想象投射給我一片光明。
像一片想象的光明，索爾薇格照亮了培爾的坐落在森林中的茅屋。培爾卻站在籠罩著他的無邊的黑暗中，雖然光明已離他那麼近，似乎一伸手就能觸摸到。
這想象是真實的存在麼?抑或那無邊的黑暗才是存在的真實?它們之間怎麼會有著無法跨越的距離呢?
這是我當時解讀《培爾·金特》的文章《對人生及其命運的思索與回答》中的一段描述。我用了一個近乎悖論式的表達，卻無力真的承擔起生活的悖論。我本能地抓住了黑暗與光明的象征，抓住了整部劇動與靜的節奏。我醉心於當陽光從森林升起時索爾薇格的輕柔得像陽光一樣的歌聲——“睡吧，做夢吧”……我的內心的期待的隱秘成為我讀培爾同索爾薇格的對話、乃至讀整個劇本的前語言狀態。
許多年，索爾薇格如同一個本然的象征閃亮在我的生活裏。她意味著純潔的期待，連同她那“睡吧，做夢吧”的純潔的期待的祈禱。格裏格的“索爾薇格之歌”那如祈禱、如祝福的旋律，成為我最迷戀的旋律之一。
許多年過去了，我沒有丟失過這期待，但這期待卻不再籠罩我的瑣碎得黯淡的生活。它仿佛深深地沉落到哪兒去了。我知道，它在那裏，一切真正擁有過的感覺是不會消失的。
我在黯淡裏，盡管黯淡不是純然的黑暗。因不自信，因以表達為生存卻難以表達的艱難。
也許女人天生就是黯淡的，在這個以男人、以理性為標準、為尺度的世界。
我不知道女人的立足點在哪裏。
我曾經期待著一次精神的日出，終於發現這期待隻是一個浪漫的、承認男人為標準和尺度的想象。而男人的標準和尺度無非是理性的標準和尺度。它幾乎就是一個終極的、本體論的許諾——既是給予，也是剝奪。
事實不就是如此麼?
在男人一代一代建立起來的理性王國中，人們追求經驗的或超驗的目的設置的意義，確定性的語言世界整個是被這意義的連環層層構造起來的，男人，當然不是指抽象的柏拉圖式男人的理念，同樣是沒有立足之點的。
除非你承認殘缺、破碎。
承認理性世界的鋼筋骨架其實是建立在流沙上，根本不可能結結實實地支撐起人的真實的生命和整個生活，因而意義的連環完全可能如同多米諾骨牌一樣因一點變動就連鎖坍塌。
在這殘缺、破碎麵前，就像在直觀到的差異麵前一樣，多少次，我重新回到童年，那時我還沒有被觀念語言汙染，沒有被“文明”矯飾成“女人”，在那片開滿白色苜蓿花的大草地上，我避開大人，躲在溫馨的黑暗裏，數星星——它無法使你專注於一，它以難以把握的差異性顯示著神秘的差異……我知道，那感覺終究會使表達、使語言本身成為問題，因為那感覺原本就是語言所啟示的，它天然地拒斥著語言的目的性、工具性和辯證統一的邏輯確定性。
我懂得了無語。
一個女人的無語能成為一個男人重新進入語言的引導麼?
女人不是象征，不是男人的理念的象征，毋寧說女人什麼都不是。女人就是無意義，在女人是大自然自生自滅的奧秘的意義上。
在我的以表達為生存卻難以表達的艱難生涯中，我終於找到了這樣一個表達，仿佛找到了一個以承認殘缺、破碎為前提的、有限的、總是處在語言轉換中的立足之點。我用這在表達邊緣的表達把我置於邊緣性的地位。
我想起索爾薇格，這支撐培爾在六七十年的漫長時間從挪威到摩洛哥海濱、撒哈拉沙漠、開羅瘋人院然後回到挪威的純潔的女人，她也許可以看作反襯著無時無刻不在動著的培爾的靜的象征，一個在豐富的、充滿著反麵趨向的追求過程中既是單純的出發點、又是單純的目的的單純的支點。無論培爾走得多遠，無論他曾追求過多少外在的東西——有錢、有勢、有名望，甚至富有性刺激……他都沒有走出過索爾薇格的信念、希望和愛。這愛因而是起死回生的力量，是自足的豐富和完滿。
然而這自足的豐富和完滿也恰恰是蒼白中托起的浪漫色彩。
是第多少遍讀《培爾·金特》，在滑過的遺忘中突然駐足，我才驚嚇於一個簡單的、直白的事實：索爾薇格瞎了——
在晨禱的鍾聲裏，在輕柔得像陽光、像穿過森林的風的歌唱中，索爾薇格不僅老了，而且瞎了。易卜生在愛的期待的光明中竟留下了這縱深的黑暗。
目的永遠不可能再回到出發點。人生也許可以繞道而行，但繞道而行的結果並不真的是設定的目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一體的時間也不能給人這樣的安慰和許諾，它至多隻是觀念上的一種自欺，一個延緩著、麻木著痛苦的美麗的謊言。
當索爾薇格在那茅屋中麵對黑暗裏的培爾作出等待的承諾時，她承諾的隻可能是一個沒有結果的等待，一個必須承擔起培爾的全部醜惡、不潔和破碎，承擔起人生的繞道而行的等待。正是這有所待又無所可待的等待使她萬劫不複地墮入了黑暗。她瞎了。
她瞎了，她拒不證明完美，包括男人和女人結合的完美；拒不證明人生的浪漫色彩和詩意。她瞎了，像十九世紀興起的黑色晚禮服——人們佩戴死亡的記憶，相互默視那原來如死一般的平凡中浮現出多少誇張的真實。
這當然已是我的感覺的聯想或聯想的感覺，它已從易卜生表達的願望和框架中，脫落了出來。
我終於發現，是這黯淡，這黯淡中潛伏和遺忘的意向，使我悸動。這悸動持久而有力，它是寧靜蘊含而牽引的。
它渴望表達，渴望用一次語言事件向世界發問。
幾年前讀《培爾·金特》時，我的心理傾向是引導黑暗的光明，我無力承受向黑暗墜落的黯淡，哪怕它真實。
但正因為它真實，它才是必須承擔起來的。無論觀念的語言怎麼粉飾，怎麼造成遺忘，人們不是一直承擔著麼?這是日常生活的悲劇。日常生活的悲劇是平淡無奇中沉沒的神秘，它並不在任何期待著的神秘裏。
通常，我們太著迷於絢爛的色彩了。可我在滑過的遺忘中能駐足回首的，不是培爾的滿世界尋找自我的繞道而行，而是在繞道而行的絢爛背後，我驚嚇索爾薇格沒有聲色的瞎眼如洞穴的死寂。
易卜生想說什麼，不太重要了。
或許一切男人的自由意誌、女人的愛都是理性的先行設定並把它強加給上帝，強加給馬利亞，強加給伊甸園中原始的禁忌與引誘，為了造成男人的尋找和女人的期待這幕到頭來瞎眼的戲。
如果不是性別，就沒有什麼男人和女人，它們隻有在自然人的立足點上自己去展示愛的缺陷與彌補，自己去在愛的貧瘠的土地上耕耘和收獲。誰也不是誰的指望與尺度。隻有女人站立為自然人，男人才不會在男人的眼光中把你看成女人，看成瞎了眼的愛的化身。
女人瞎了
——這就是女人終於公開了這個世界失去的正是它獲得的、審視這獲得的黑暗的眼光。我和聲音糾纏不清
人能純然地著迷於聲音麼?
這聲音既不是抽象的純粹的聲音，也不同於聲音形象。
它就是聲音。
它湧流於存在和心靈切合的瞬息。
曾有多少人聽見過這聲音，即使這聲音是最隱秘和最細微的——
普希金將這聲音稱作“神的聲音”。
萊蒙托夫說這是能使人不安的心靈歸於寧靜的聲音。
勃洛克說：“聲音正由遠而近，於是我的心靈便聽命於這哀愁的聲音，變得越來越年輕。”
詩人自不待說了，或許畫家，如康定斯基，他所說的“內在音響”——這走向前台的純潔的音響——既是從內向外的，是畫家自我感覺的向外投射；同時也是一種被神秘所召喚的、由遠而近的注入的聲音。它複活在繁密的星、月、森林、花，甚至那顆從街上的水沼裏閃出的白色的衣扣中……
這神秘的、隻有期待的心靈才能聽見的聲音原本就在虛無的湧動中，它總是真實的個人在傾聽的那一刻才可能出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