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派”詩人，是從民族苦難的呼喊中走出來的，直到在自身滅頂的、被連根拔起的、抽去安身立命的根基的苦難中成為被剝奪聲音的受難的個人，苦難才成為無法表達的痛苦。
苦難和痛苦即使在一般的意義上也是區分著的。
苦難當然不是災難。災難側重自然性或客觀性；苦難則側重災難過程及其結果的悲慘性質，它雖然也是客觀的，有相當大的覆蓋麵，但畢竟落實到人的普遍的共境上，成為普遍的感受。
痛苦則一定已轉化為個人的內心咀嚼或掙紮，隻有它才能衡定個人對苦難感受的質與量。這時，外在的苦難刺激不是主要的，個人的敏感能力才決定著痛苦的層次、程度和在轉換中生成的可能性。
所以，痛苦與苦難是兩個完全不能等同取代的範疇，因而它們的關係更顯其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區分、轉換的重要性。例如個人的痛苦既可以強化、加重苦難的意識與價值取向，也可能完全抵消甚至背叛。
這裏說的痛苦，當然不屬生理的、心理的範疇，作為生理、心理範疇的個人痛苦多屬事實判斷範圍；作為精神範疇的個人痛苦才可能引進區別於一般價值判斷的當下的價值判斷，因而精神痛苦才可能在痛苦的理解和追求中擺脫受難的純粹被動性。
［］［］如果說苦難既是事實又是一種籠罩著、覆蓋著的價值，它定向在理想的光照和投射中，那麼這裏說的痛苦恰好是自我意識著的存在和價值剝離的掙紮狀態。更具體地說，這時，苦難在個人的敏感中轉化為痛苦。這痛苦惟其因為失去同理想的直接關聯即失去理想的支撐甚至是遭到理想的懲治而失重而痛苦著。它可以描述為在正常的偏離、在連續性的斷裂時，通過存在和價值的剝離，從覆蓋的價值中掙紮出的人的邊緣性存在的真實的驚醒、恐懼和敏感的自我觀照。
沒有這種痛苦的語言轉換的撕扯，就沒有區別著共同理想的個人理想，即沒有間隔現實的自由空間，沒有尋求個人表達的試驗和嚐試，沒有真實個人在語言轉換中的、質疑前提的、當下性的立足之點。
“七月派”詩人曆經從對民族苦難的敏感、表達，到個人自身的苦難的痛苦的承擔，使苦難和理想同時發生了轉換。這時“理想”赤裸裸地成為對個人生存的剝奪。它使人麵臨著尖銳的兩難選擇：或者為了維護意識形態化的理想心甘情願地以肉身作奉獻——因為意識形態化的理想主義是可以毫無顧忌地用犧牲個人的方式來維護自己的純粹性的，理想的本質用不著為個人的犧牲承擔責任，甚至理想的本質本身就包含著實現自身目的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失誤；或者為了維護個人的自由、尊嚴，為了維護追求自由、尊嚴的理想而申訴、抗辯——因為個人不是理想的工具，而是追求著理想的理想者自身。
因而這理性的排他的獨斷性也愈見其非我莫屬，順昌逆亡。它所確立的理想既是正麵形象，又是懲治手段。這是被曆史與現實屢證不誤的常態。令人奇怪的不是理性愈來愈精巧的設計，也不是合目的性變著花樣的各種形態，而是人們從不在落空的重複中反省。
也許“七月派”詩人的苦難是太深重了。25年時間的剝奪，幾乎就是剝奪了一個人的生命。25年的內心的咀嚼和掙紮，如果不能轉化成個人表達的語言，它就純然是一個時間的空白；而真正的詩人是必須逃脫公共話語的覆蓋在未開墾的陌生地上捕捉自己獨特的表達的。陽光下的秘密
讀張潔的散文集《何必當初》，竟陷入一種很複雜的情緒變換，以至很久，都無法將紛紜的印象聚焦成一個角度，引出自己沉入、自己牽引的文字。我知道，這裏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從《愛是不能忘記的》到《何必當初》，其間留下的幾乎是不可跨越的時間斷層。以致當下的感覺總不能踏實，仿佛在過去時和現在時之間拉扯得無所適從，而失去立足之地。在這一點上作者也許是並不隱諱的——何必當初。在這直觀的書名下，過去像是一個無法擺脫的影子，因朦朧而美好，也因朦朧而飄忽。
如果這本文集的每一篇都同作者個人的經曆相關，或者說，都是作者個人的經曆，你大致可以了解到這個人的喜怒哀樂。
她小時候真的揀過麥穗，盯過梢?如果是這樣，她的憨厚、質樸、傻勁、瘋勁都到了十分可愛的地步。
特別是《揀麥穗》，愛上一個賣灶糖的老漢，期盼他像父母輩一樣疼愛自己，自己的衣食冷暖都在俯身擁抱的蔭庇之中。由此而生的隻是安全、安適、淡淡的、沒有激情漲落、燒心燒肺的依戀。這就叫質樸無華的實在，即真心實意地過生活、過日子——從小就天真地這樣想了……然而命運卻殘酷地終生不給，除了母親。
《盯梢》中的二姐姐，或許真的是二姐姐，也或許是自己，至少是自己的心想。但這樣如花似玉的愛情愛戀，自己有過嗎?恐怕又沒。
兩部起頭的散文，像命一樣懸在開頭的想象中，然而終生不遇，是哪一點失之交臂?
也許不僅僅是中國當代文學史，在我們這一代人的心中，《愛是不能忘記的》，以其失落的執著和穿透世俗的文字，留下雋永的記憶，使人駐足回首。它的激情總是當下的，是在當下中激發或生成的。因而它是真正超越時間的無時間的存在。
剛剛讀到池莉寫張潔的散文《不敢與你同哭》，有一種很深的感動，仿佛一個永駐的秘密使你成為我、成為籠罩你我的相遇相知。
那不是詩意，也不是浪漫，而是既蛻去平庸、亦剝掉文化的矯飾，回到生命平凡的真實。
張潔並不浪漫。《愛是不能忘記的》從來不是浪漫，浪漫同樣是一種過去時的東西，是消失著的。
《何必當初》也並不浪漫，隻是在喜怒哀樂的真實中透著一股心高氣傲的執著或因執著的心高氣傲。這幾乎成為這本文集的基調。除了《幫我寫出第一篇小說的人》、《你是我靈魂上的朋友》等，這本文集中的一些篇章比《愛是不能忘記的》少了亮色，而多了尖刻或無奈的傷感，無奈當然不可苛求，不比尖刻，它的傷感甚至不失溫暖如黃昏的至深的眷戀，如《無可奈何花漸落》、《又掛新年曆》、《這時候你才算長大》……隻是禁不住想問：一個歲月並不蹉跎的女人，為何這樣傷逝，大概事業上的成功並不能敷平生活上的創痛吧，但又有誰能挽留親人、挽留生命於歲月的逝去，又有誰的心中沒有這一份隱忍的創痛?
又是掛新年曆的時候了，我真想對張潔說一句“舉重若輕”——那原本是我的想象對我不堪其重底傷感的祝福。
許多日子了，我在《何必當初》的字裏行間出出入入，最使我逗留的是《想起五月的那個下午，擲進特萊維噴泉的一枚銀幣》，沒想到這幾頁是這本散文集中女人味最少、文字最重的：
我佇立在古羅馬不朽的廢墟中，撫摸一塊磚、揉搓一把土、踩一塊石頭，覺得是在撫摸、揉搓、腳踩著曆史……卻沒有一絲豪邁。唯一的、赤裸的太陽，重重地捶擊著我的頭頂，把我死死地釘在地上。我直立在太陽底下，在它的灼烤中慢慢知道，再不會有這樣的輝煌。
還有一段文字，隨著傾斜的羅馬古道、卡皮托裏諾山大道，一路驚心動魄地延伸到凱撒祭壇的遺址，延伸到那一朵在殘壁下輕顫的火紅的罌粟……
也許隻是在這裏，張潔才在一種撕去了日常瑣碎的距離感中蛻掉了性別、年齡、歲月、生命的無奈，跨越了日常情緒的糾纏。仿佛文字也因此垂直起來變得沉甸甸的凝重。它不再是在過去時中、在經驗的混雜的粘連中消失著的。
那種遙遠的、恍惚的哀傷，沒有絲毫女人的纖細、瑣碎、輕柔，一種感覺，僅僅是一種感覺，寫得驚人的尖銳和具有力度。作者並沒有去追問這種感覺——哲學家、曆史學家、文學家(詩人)，大概在這裏分道揚鑣了。男人、女人的性角色或性意識也在這裏剝落了。隻有一個人在當下的真實中獨自地麵對曆史。這曆史因而是現代史。而人的感覺的豐富性，包括差異連同性別差異的豐富性，卻這樣地激活起來，充滿勃發的生機，成為陽光下的秘密。走向海
讀散文就是讀你自己，而編散文集就仿佛瀏覽舊時的影集，你看見自己年輕的麵孔從幼稚到成熟當然也漸顯滄桑的全部經曆——蔣子丹在她的第一部散文集《鄉愁》的“後記”中這樣寫。而這經曆是以《一個人的時候》的自省結束的。
在海南溫暖的冬季，靜靜地讀這本集子，從《鄉愁》到《遐想死亡》到《一個人的時候》，也遠離故鄉，也常常白日夢般地逗留於死亡的遐想，也一個人嚐試著用語言區分孤單、獨立和孤獨。
但已遠不是兒童學語的最初的語言實驗。語言的理解已永不可能再回到“原地”，仿佛那剪斷的臍帶能用一聲“媽媽”的呼喊再度連接起來，不僅是為真理辯白，不僅是向他人表白心跡，而且是在連接的紐帶上安身立命，一勞永逸地驅逐一個人獨立在世的恐懼。
但人真的記得住子宮裏漆黑的溫暖嗎?難怪女性主義者斯皮瓦克把“子宮”變成像伊甸園樣原始初蒙的哲學範疇，既是女性的，也是人的。
蔣子丹那樣真切地給我們描述濕潤富庶的子宮的記憶，緊接著是衝破孤寂的“啼哭”，乞求懷抱的“叫喊”，渴望交流與喝彩的“書寫”……自以為像煞有介事地堂皇不過是一群競技的狗熊，使出渾身解數的交通術原來是一個空空的鳥巢……
你寫的都是你的經曆和記憶，隻是，那些被你察覺到了“群體的秘密”的像符號樣的蝌蚪，那個說“不理就不理”的蔑視霸權的弱小的女孩，是在記憶的哪一個盲點上，因為什麼的觸媒，而被閃爍如光斑的語言召喚的呢，以致你能反身觀照出如此的達觀自然?
從子宮出來的人，原是相互獨立的，無論誰並不天生對你承擔義務，誰也不欠你的情分，你隻應看重默契而不指望把任何想法強加於人，這肯定較少失望與失意更能順其自然。因為你追求的是獨立，不是孤傲不群，你才是一個孝順的女兒親切的妻子真摯的友人以及大庭廣眾之中行為規範言語得體不瘋瘋癲癲也不故作深沉的尋常女人。
每當讀這樣自語的、自我“聽—說”的文字，我總是會驚奇地發現，一旦事實與意義之間鬆解了非如此不可的必然性後，不同的人有多麼不同的邂逅與姻緣。
我也到了海南，挨著蔣子丹已那樣近，在同一個喧鬧的城市裏，除了偶爾的來往，我隻是在遠處看著她、讀著她。也許我們都隻是想尋找大海邊的寧靜。而她比我更像富有的海的女兒，從海裏來一路拋撒著晶瑩的水貝，叫我在後麵跟著拾也拾不完。在想象中，她簡直能灑脫得像隨身攜帶的風纜，說走就走了，“完全不似以往出發那般計劃周密興師動眾，甚至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裏，目的地是戈壁是沙漠是草原是山巔還是大海，你心中隻有一個充滿誘惑的懸念，就是尋找大自然綠蔭如蓋的擁抱……”
但“擁抱”不仍然是嬰兒天真的期待和子宮溫暖的眷戀麼——讀到這裏，《一個人的時候》的結尾，我突然想說，我有一個古怪的感覺，這個“你”——代詞，更應該指代“詞語”本身。語言也是子宮，後麵的路都在語言的中途。它並不一定非走向理解，“過於看重溝通洽洽成了你的弱點”，還要當心，“苦心積慮設計”的旅行，即便是孤旅，它的目的性的追求說不定正是“毫無意義的逃亡”。
我喜歡你這達觀自然的尋常女人。
也喜歡那個說“不理就不理”的紮黃辮的小女孩。
“不理就不理。”
我喜歡“不理就不理”，我禁不住說出來了，說出了紮小辮時的全部記憶。
無求，無怨，自品，自甘……小時候的自在哪裏去了？我常常迎著他人的眼光走去，擦肩而過，心高興得蹦蹦跳，那種應戰的喜悅可以讓我在草地上打好半天滾，野孩子，我居然認了。一種不能忘懷的經曆
她用《草戒指》命名她的第一本散文集。
她在“代序”中說散文是心靈的牧場，心靈就是這牧場上的牛羊。
以擅長描寫農村女性而蜚聲文壇的小說家鐵凝，在這裏用比她的小說更素樸的文體和文字展示她的心靈賴以滋潤和生長的深闊的背景。那是一種不能忘懷的經曆。一種青春生命折疊出的時間斷層，一種冀中平原用深沉的大山、原始的小村、突起的丘、深陷的壑勾勒的生存空間。她的第一本散文集的大部分文字都帶著那段時間、那個空間的氣息和味道。仿佛過往的歲月凝重為一種氣質，它隻在心靈的回聲和文字中——這心靈的回聲原本就是為文字所纏繞、所牽引的心靈的蹤跡。
鐵凝很懂得這一點。在《河之女》的開篇，在循著19年前那個清明的記憶去尋山桃花、而且隻是為尋山桃花的途中，她那樣自然地談到敘述方式的差異：“對同一件事，十個人或許有十種說法。就連你的問路，他們回答起來都各有差異。那差異仿佛來自他們的敘述方式……於是就因了這敘述的差異，我堅信自己總能看見山桃花。”
鐵凝的文字是在敘述的差異中站立起來的。
她用一種近乎白描的方式娓娓地給人們講述夏日冀中平原大道邊、壟溝旁的狗尾巴草，講述臘月最後一個集日的毛竹床，講那總能找到特甜的甜棒的北方莊稼地裏的褐色老太太，講一群大山、兩根冰冷的鐵軌、一列黑沉沉的火車和幾個女孩怎樣無中生有地激活著過往的記憶和當下的想象……除了《草戒指》、《河之女》、《又見香雪》的那些經曆中人和事的切近的真實，她的《真摯的做作歲月》更用一種貼己的文字講述了自己插隊農村的真實的經曆。
我也曾是知識青年，我也有過那一種不能忘懷的、仿佛招之即來的經曆，以致在離開農村一二十年之後，隻要坐上火車，隻要火車在曠野或崇山峻嶺中奔馳，那從車窗隨意投擲的目光，隻要落在任何一個有著幾畦菜地、幾縷炊煙的偏僻的小村莊，仿佛那裏就可能留下將渡過漫長歲月的腳步。它的陌生和距離永遠是熟悉而親切的。這種隨時可能被拋入另一種生活、另一種經曆的感覺，這種身陷於無限擴大的偶然的感覺，或許是中國千百萬知識青年在心底深處已很難抹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