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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是個體想象的天堂
——徐則臣論
付豔霞
從題材上說，徐則臣的寫作有京漂、故鄉、謎團三個創作譜係，這已經是評論界的共識。其中的“謎團”譜係，采取的寫作策略是拋開生活經驗而對抽象的人性存在進行“正麵強攻”，完全可以看做是他為了實現前二者的技藝精進而進行的想象操練。從目前的情況看，文學界和評論界對徐則臣的認可，主要是因為他的“京漂”係列。一是因為這是一個更容易惹人注目的現實題材，二是因為此類的寫作非常少。此前有邱華棟的“城市馬群”係列，有王剛的《月亮背麵》。然而，“拉斯蒂涅”式的精神狂徒所折射的問題都有時宜事宜的局限。而徐則臣切入京漂的角度，他的冷靜筆法和現實關懷，尤其是他對漂泊者精神心理的把握和拿捏，能夠引起廣泛的共鳴，又能夠讓人看到深化的潛力和拓展的空間。而實際上，徐則臣的故鄉係列也具有相當的實力。無論生活的截取還是藝術的把握，都足以構成他在當下文學版圖中行走的另外一條腿。二者的紮實和挺拔難分伯仲。隻是因為故鄉題材的濫熟而評價上被打了折扣。
漂泊體驗和回望故鄉，是徐則臣的兩大創作支脈，也是整個文學創作的兩大譜係。而且，二者往往相互印證，相互激發：漂泊是懷鄉主題的外延，而懷鄉隻不過是另一種漂泊。精神的永遠出走和靈魂的躁動難安，以及由此而生發出來的孤獨體驗，是這一類寫作的共通之處。而寫作個性，隻不過是各自的不同生活和不同情態。那麼，在沈從文、蕭紅這些現代文學大師之後，在莫言、遲子建這些成熟的當代作家之後，在地域化特征頗為相似的畢飛宇的成功之後，徐則臣的漂泊和故鄉有何特異之處呢？或者說，在缺乏曆史變遷支撐的時代，在流浪已然被現代交通工具和通訊工具逼迫到隻屬於詩歌和想象、隻屬於體驗和行為藝術的年代，徐則臣拿什麼樣的寫作姿態拯救自己的流浪夢想？
“在路上”的倫常與世情
《在路上》是美國作家傑克·凱魯亞克為“垮掉的一代”畫象的經典作品，一句“我還年輕，我渴望上路”喚醒了無數年輕人心中有關流浪與自由的夢想。徐則臣的小說整體上被這種氣質統攝。隻是與“垮掉的一代”在路上揮灑叛逆和憤怒，反倫常的做派不同，徐則臣讓一群草根人物背負著世俗倫常上路。他甚至很少在小說中寫到自己熟悉的“象牙塔”生活，也很少塑造知識分子形象，因而“在路上”不再是一個豪邁的精神宣言，而變成了一種隱忍的生存姿態。人物在主動與被動，順從與抗爭，盲目與理性之間的搖擺直接構成了小說的內核。而理想與現實這一宏大的矛盾主題，也前所未有地落實到卑微者螻蟻般的生活之間。換句話說，無論是寫北京大街上的漂泊者，還是寫花街上的居民，徐則臣都力圖把自己“在路上”的寫作理念和生活判斷，冷靜地具象為塵煙嫋嫋的生活，有血有肉的人物。
身為螻蟻而有困獸之誌，塵土衣冠而有江湖心量是徐則臣把握京漂題材的重要切入點。《跑步穿過中關村》是這一題材的代表作。這部小說融合了此前的《啊，北京》、《三人行》、《西夏》等的各種要素：或者是人物格局，或者是精神脈絡，或者是情感狀態，進行了一次成熟而穩健的寫作。
尤其是與其姊妹篇《啊，北京》相比，徐則臣的目光更為冷峻，寫作手法也更為老辣。如果說那個叫邊紅旗的外省教師的經曆非常個人化的話，那麼由敦煌、曠山、七寶等共同構成的外省人群像則將“京漂”的話題演繹得更為徹底和富有深意。《啊，北京》裏麵的邊紅旗是教師，是詩人，因而他渴望融入北京的向往，他被北京認可的理想，都有了一定的心理和文化支撐。而且，生活在邊紅旗身邊的人，包括他的北京情人沈丹，與他合租的人，都隻構成了他的一個生活環境，沒有顯出足夠的延展作用。然而，到了《跑步穿過中關村》，敦煌、曠山和夏小容的來處和背景被刻意地忽視掉了，隻是展示了他們生龍活虎地為生存奔跑的生活原生態。他們辦假證，賣盜版碟，與城管打遊擊戰，同時，他們戀愛，並承擔與所有人一樣的愛情煩惱；他們敬業，也與所有人一樣有職業信義和職業煩惱；他們有生活理想，並和所有人一樣為了理想打拚。小說采用了完全寫實主義的創作立場，讓這些卑賤的生命，這些打著活下去的旗號屢屢冒犯法律和道德的生命，在白領和金領雲集的中關村，蓬勃而堅韌地張揚夢想和自尊，張揚卑微者的善良和義氣。
在魚龍混雜、藏汙納垢的北京，這樣一群“可萌綠，亦可枯黃”的草根人物躍入文學的視線，被一種純粹的小說道德來尊重和關注，在當代文壇當屬首例。在有“英雄情結”和“三突出情結”的文學寫作傳統之後，在先鋒小說為了矯枉過正而宣揚醜、惡的審美刻意之後，徐則臣實現了經驗姿態和審美姿態的雙重矯正——皇皇北京城，所有人都隻是它的螻蟻。而且，與老舍先生曾經的幽默表達和曆史縱深不同，徐則臣牢牢站在當下，寫這群人物身上的正劇，寫他們亦悲亦喜的人生，寫一種足以貫穿所有年代的生活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