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要調動我願望中的認識係統，來描繪我心目中的廣州，尤其是廣州的曆史。因為被關注，因為在廣州又掀起了文化熱的關係，曆史的廣州成了一個充滿魅力而又神秘的不在場，一個引人遐想的過往。
從確認了對地域文化的探索與敘述這個方向之後，有十來年的時間吧，我不停地問自己，我對人生對情感的思考透徹到位了嗎？表達這座城市最本質的情感方式我找到了嗎？換言之，廣州表達情感的方式又是怎樣的呢？我能穿越時間這個無情的障礙，去描述廣州人最基本的人性的基因、人的真相以及人性的光彩嗎？地域文化是有著自身獨特的密碼的，我所信奉的小說，就是如何去理解、去把握這座城市表達情感的方式。
這便是我寫這部小說最初的出發和最後的抵達。距離《西關小姐》的完成，三年又過去了，很多順理成章或者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現了又消失了，我的老父親也離我遠去了，能留下來的，也不過是我對文學創作初衷不改的一往情深。
我衷心希望能用我的本土意識和血脈情緣來表述廣州。把種種真實的碎片，拚成一幅完整的藝術圖景，有可能將自身的想象移情於對廣州的描述。文化是需要不斷地被描述、被展現的，我希望這些聲音和想象能獲得更多的共鳴和認同，更多的熱愛與嗬護。
真愛所在，衷情所係，這才是讓自己肅然起敬的。
確實，小說要有故事性，同時我亦傾向於小說在形式上有散文化和詩化的特點，像汪曾祺的《大淖記事》那樣，讓濃鬱的風情風貌，為人物和故事的發展作出最為充分的鋪墊。我視之為最重要的便是如何複現其中的人文價值，這是觀察時代細微脈動和人們真實處境的方式與手段。對廣州的情感，構成了想象中地圖的指南，也構成了沉思默想中的對廣州曆史今生的藝術還原。
文化這東西，不是饅頭，多吃即胖；學問這東西，也不是老酒，多喝即醉，那是一種緩慢的過程，一個漸進的成熟過程。一如我在寫作中對廣州的把握。
寫這部小說，出現了一種先前沒有的奇怪的現象，似乎是意在筆端，運筆的起承轉合都有不自覺的指向性，當我還未必決定要那樣寫的時候，好像是通靈的文字先知道了，我仿佛是不得不這樣地寫下去。這讓我聯想到羅傑·加洛蒂在《無邊的現實主義》裏評價卡夫卡時所說過的：“他的作品表現了他對世界的態度。它既不是對世界原封不動的模仿，也不是烏托邦幻想，它既不想解釋世界，也不想改變世界。它暗示世界的缺陷並呼籲超越這個世界。”而卡夫卡則在《誤入世界：卡夫卡悖謬集》裏就麵對現實生活，表現得如此的謙卑，“生活大不可測，深不可測，就像我們頭上的星空。人隻能從他生活的這個小窺孔向裏窺望。而他感覺到的要比看見的多。因此，他首先必須保持窺視孔的清潔純淨。”我的理解是，要保持對人生的坦誠和對寫作的虔敬，要麵對真實的自我。文字是能見證著一切的。
長期以來，人們似乎已經習慣接受某種慣例的暗示，這突出地表現在地域與作家的關係上，比如柔軟、感傷、含蓄等等美學術語總是與南方有關，而粗糲、豪爽、直率大概與西北更有關係。如果作家所賴以依存的地域、環境以及由此環境潛移默化塑成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與筆下的文字關係不存在了，這隻能表明文字的靈魂死了，而不是作家在世界化了。
因此，在小說中盡力去表現廣州市井風格的生命哲學，其實，也是在建立。是因市井風格常被輕貶為沒有哲學層麵的深刻，多是雞零狗碎吃喝拉撒，然而，實在中潛行的亦是深意，是大俗之後的大雅。
歸省自身，頗為幸運的是，所有對我的理解就是對我的鼓勵。成績也好，批判也好，都是生命兩岸的風景，就看我想到哪裏去了。有時候，誤讀、輕視、排斥成了推動我一刻不停地向前的最好的動力。很多的批評、不屑、壓製、排斥，都經曆過，也承受下來了。自我安慰開解的說法是，曆練才能有所修為嘛，那就調動起有效的可能，去承受吧。當然，也有偶爾的猶豫，但最終還是選擇了不悔，人世何來有什麼無緣無故的東西，這麼一想，才決定要甘願受筋骨之苦，心神之累，甚至精神之辱。生命被貶黜，可以曠達待之，偶爾對酒當歌；天才之火，隻能隨生命熄滅，卻不能因境遇而暗淡，我就這樣給自己鼓勁。於是，我把身外各種世態炎涼的際遇當成了一種刺激，逼著自己去寫，去堅持去努力，以寫新的來不斷地證明自己，整個過程一路走來，作品眼看著就多了起來。
如果說學問是關乎生命的東西，解決的是自己生命中的難題，何處依托，何所沉潛，那麼創作則無疑是關乎靈魂的飛翔，是生命的呐喊和激情的迸發，是穿透內心的天堂之光。用海德格爾的話來說，文學就是一條沒有路標、沒有界碑的林中之路，隻有依仗於靈魂的導引，然後興許就能走上屬於自己的那條路。一旦進入，自然會有無限的驚喜，亦會有無限的艱難。隻是，還能回來嗎？
越來越不敢忽略內在的動力，動力越大，才能走得更遠。而這內在的動力，興許就來自於這種血脈認同的召喚。聽從了，就得一次再次地出發。
有師輩祝福我：中年出發，霞光滿天。
所有的頭銜都是虛名，隻有良知和獨創，以及沉甸甸的作品，才是作家安身立命的基石。
我的寫作取向與生存態度絕不是偶然的，我的所有的努力與所有的堅持，都是必然的。因為我心懷夢想，因為我不屈不撓地抗爭，因為我心甘情願地為了抵達而一步一步地前行，哪怕有很多的挫折與艱難。我願意全力以赴地成全廣州賦予我的所有想象與靈感，把它們白紙黑字地留下來，並且以文學的命名流傳下去。不管是否力所能及，我做了，就問心無愧。也許榮耀，隻屬於那些堅持夢想的人。
已經年過不惑，或可說是站在生與死的中點，從生命的出發到終結，距離都是等長的，現在剩下的，就是堅守，隻是堅守。
堅守著自己，堅守著夢想，其實是大無奈，但是，永遠勝過隨波逐流。
我選擇了堅守，其實是為了征服自己的自卑心魔，我沒有什麼辦事的能耐，也沒有更多的交換價值，沒有更多的人脈關係，更不用說權勢金錢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能勝任的而且願意全力以赴的事情，那就是練好自己的內功，讓自己豐富和充實起來。作為一個專業的寫作者，還是得用自己的作品說話。
如果我真正熱愛寫作，我就必須去承受那種時間性的東西、那些機遇和偶然性的東西，用實力去獲得而不是用別的什麼去乞求。每一個不同的年齡時段，總會有不同的磨礪和波折，總會有或大或小的坎在等著我，不管是自找的，還是命運安排的，我得學會去化解、去承受，讓自己變得更加堅強和硬朗。時到如今，我更為看重的不是這個獎那個獎的結果，這個機構那個機構的認可，而是是否問心無愧地做了自己該做而又能做好的事情。至於其他，就交給時間吧。我是在為精神的和生存中的溫暖和意思努力著、承受著，失去這些，人生或者做事，還能有更大的意義嗎？我無法想象。
三年的時間靜水流逝又過去了，當這部新書稿修改訂正的時候，又一年的春天來了。又一代人長大了，那天去廣州的老字號大同酒家喝我姑姑孫子的結婚喜酒，來到高樓簇擁的西堤珠江邊，環境依在，物非人也非，我的小說就在這片土地上演，此時卻非舊時的風貌。正是春水潮漲的時候，不遠處的江麵已現開闊，河水滔滔流逝，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存隱沒在時間的深處，我感到一種無邊無際的悵惘。生存不就是對時間的追蹤嗎？我知道我隻能往前走，再次踏上一條也許沒有歸途的路。
（該文是長篇小說《東山大少》的後記）青春永遠憂傷
我在題記裏寫下了這樣一句話——家族，以及家，其實就是一種使命。這應該是一種重於千鈞的承諾，更是有所寓意的。
似乎，這是一部早就應該寫的小說了，廣州有著漫長的商貿曆史，有著一段又一段前赴後繼的商業文化，有著一代又一代越走越遠走向世界四麵八方的商人，甚至廣州其實就是近現代政治與經濟的策動點和發生地，孕育了很多給中國進程帶來翻天覆地變化的舉措，尤其給商貿市場帶來決定性的以及根本性的變化的舉措，既有著成熟完整的商貿市井文化，更有著特色沛然的市井生活。然而，長期以來，卻少有文學方麵的表述，甚至是藝術表達上的認同，這樣的遲鈍或者延擱，裏麵恐怕包含著難以言說的無奈與哀傷，是一種匪夷所思的放棄和冷漠無聊的遺忘。長期以來，麵對著這種種的漠視的現狀，就我個人而言，都不能不有著沉重的無奈，以及對自己能耐無法操控的傷感。
我不知道此刻的書寫，算不算是對這種本該存在的文學創作，或者確切地說是一種文學記憶的搶救，最起碼是在我的精神世界裏，對關於廣州的曆史以及廣州的情感的保留，一種竭盡所能的保留，不管保留的這種記憶截取於多久遠的年代，在文字尤其是在小說裏的“相遇”，則是在歲月長河裏攜手同行的緣分。
姑且勿論文學方麵的表達，即便是這個龐大的世界，龐大的曆史，以及人的世界，人的與家族的曆史，無不被時間控製著，被時風勢雨左右著，確實有著太多的變數和無法掌控的因素。恰如一個人的才華和抱負，是被命運成全，還是被命運荒廢，時間流逝著，人衰老著，美好漸行漸遠著，愛情喪失著，那個龐大的“明天”或者“將來”可能帶來什麼，將會出現什麼，這是我們永遠也得不到真相與答複的。
也許，這種關於命運的、關於生命的喪失感，刻骨銘心，卻又回天乏力，唯一能稍作抗衡的，就是把種種的記憶保留。所以，能在現時把這些失落與遺憾補回，能有綿力讓這種現狀叫停，也就是說能書寫，於我實在是一種感恩與僥幸。
曆史、文化、生活以及情感記憶，能否激活我們對廣州的認識，能否保存關於廣州的記憶價值和象征意味，尤其是關於家園與家族的記憶價值與象征意味，家族，包括家，實在就是一種使命，正如同家園實在就是人生的起點與終點，我們的先輩是從那裏走出來的，我們最終也是要走回去的。
恢複記憶中的生活圖景，還原史載與時間密碼中的曆史圖景，這便是我的書寫所甘願承受的負重與壓力。
在某種意義上，文化的核心價值是由文學，特別是由長篇小說來彰顯的，家園與本土觀念的承傳首先是文學的承傳，隻有文學的喚醒才能加速本土文學的複活，關於地域化的本土文學永遠是文學不可缺失的重要成果，文學對曆史真實與生活氣韻的記錄，對人性與人情在社會大潮下的生息與況味的複原，是任何別的藝術樣式所無法替代的。
很多事物正以一種聞所未聞的速度被遺忘，我渴望著寫一部能反映時間流逝的作品。
按照小說的規則，如果說“唯小說能說的東西”，就是人的存在的全部豐富性，那麼，“人性探索”顯然就是小說創作的終極目的。
而人性，又總是在人生的不完滿與不完美中跋涉前行的。在人的一相情願中，努力之後掙紮之後，流血流淚之後，修成的所謂正果，那種刻意而為的大團圓結局，也許並不完全觸及人性的深層，也並不體察生存的隱憂與無奈。
所以，人性之殤的書寫，才是真正麵對世事的真相，是具有足夠坦誠的敘事與由衷真切的關愛。任誰的人生都是有缺陷的，也都是不完滿的，任誰的人生也是有著失落與失意的，因而也是不一定完美的。而充分的悲劇之美，才會揭示出人性之殤。
而由此的啟悟，也許恰是要用一輩子的追憶、緬懷、懺悔來償還的，這樣的人性之殤才是具有審美效應的，撬動了生存的奧秘和規律，美好的境界一如天堂般不可企及。隻有這樣的小說，才具有震撼的長久的力量吧，我認為。
也許，我有著與生俱來的悲情，但我認為這是麵對世事人生具有足夠坦誠所該持的態度。文學也許並不能解脫人的困境，但若能從中找到安慰與自省，那麼我自認，這樣的書寫就達到目的了。藝術世界也許並不一定與現實世界有更多的銜接，但畢竟能相互映照、相互比鑒，而且，藝術終究是能影響生活的，終究是精神的歸屬與情懷的寄寓之所。
廣州的曆史過往與前世今生，不僅是我寫作的源泉與動機，亦是我建立自己身份認同的基礎，撇開廣州過往的寫作，就等於迷失了自我，也幾乎是失去了我書寫的有效性和價值。
我嚐試著擺脫個人經曆的框限，潛入另一種時間、另一種生活。但是，我不僅僅滿足於這單純是別人的故事、別人的經曆的描述，我希望在這眾多的別人當中，在這些塑造出來的角色當中，有我的父輩，有我的親朋，有我虛構想象的杜撰，更有我的影子，我的所愛與所憎，因為我就流淌著他們傳輸給我的血液，烙印著這方水土賦予的情性，血濃於水的印記是無法消除的，同時，更有著我所托付的想望，以及我對人，以及人性的認識、把握甚至仰視。
無論是家族，還是一個家庭，代與代的衍傳中，最有力量的銜接，也許就來自於承前啟後的犧牲以及以身伺虎的成全，人性的美與悲劇也許就在這裏，由此生發的矛盾與邪惡也許亦來源於這裏。
關注在時代變遷的大潮中人性的處境，忠實於人本身，以及很多的外力所激蕩起的對人性影響的波瀾，命運感應該是長篇的一個重要使命。作為一種社會與曆史的存在，任何的個體生命，都會以自身特殊的存在方式和狀態，承載起時光流變的負重，也以自身的命運，見證著社會發展無處不在的強悍的左右力，以及曆史無孔不入的輻射力。
過去的曆史的美感，並不一定就受時代的或者潮流的限製，過去的生活的美感，也一定存在著詩意，不然，我們在歲月長河裏就無從言說，以及打撈傳統。找到並且挖掘出這樣的詩意和美感，想來這應該是我們麵對曆史、麵對傳統、麵對過往最好的態度，不然，文化的承傳從何接續。假如說小說的美學思想需要相應的哲學基礎來奠定的話，那麼，悲情與詩意，就是我寫作的主調了，這裏麵有對文學極致的追求，也有著自己所向往的美學理想，既不是平庸也不是雷同，而是具有力度和感染力的發現和創造。比如，粵商的德商倫理，比如日常中平民色彩的魅力和優勢，等等。
也許無法全部體驗塵世中很多的生活，但是在麵對曆史、麵對人性真相、麵對生存的境遇時，是完全可以用虔敬和悲憫的心態，來展開想象，並且是充分的想象。如此，這樣的小說才有資格存留吧。
想象力也許就是創造力，憑借著想象，同樣憑借著對曆史與記憶的敬意，是完全可以通過書寫，在日常與平庸中打撈到詩意的。
衡量文學作品質量高低的唯一標準，就是作品內在的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以及對同代和後代文學創作的影響。想想自己曾經接受的純粹的經典的文學的影響，就知道自己腳下的路，該怎麼走了。
作品的主題思想應該是多元的複雜的，傳統的文學模式應該打碎重組，作品中的現在時和過去時應該平衡，讓人道和人性的光芒四射。既有深遠的精神境界，又充滿了對人類命運與現實生活的蒼涼感。
所以我在小說裏寫到了宗教，這種種讓廣州本地人敬畏、著迷、隨俗甚至是身不由己地保持著若即若離接觸的各色宗教，有土的亦有洋的，有本地產的亦有移植舶來的，並且都成了一種生存時可以皈依的秩序，絕望時的一處援手，甚至是不甚講究的精神歸所，有所信與無所信，就在這種籠統的信奉中，日子就顯出了差別，是踏實的還是混沌的，是心存一線光明的還是絕望無助的。也許一個人可以一輩子不信哪一種宗教，但是在特定的情境裏，還是需要一種宗教精神的。
這樣設定的寫作，顯然是絕不輕鬆討巧的磨礪啊。這一年對我來說真的是意味深長，盡管之前有較多準備，但仍是難熬，卻終究得熬，因為我盼望解脫，對道義責任良知完成無悔後的解脫。
馬爾庫塞說過：“遺忘過去的苦難就是容忍而不是征服造就苦難的勢力。思想的崇高任務就是對抗時間的流逝而恢複記憶的權利。記憶是獲得自由的手段。”除去記憶，現實中人，難以獲得清新的詩意和高貴的抒情，混濁汙穢總是輕易淹沒餐風飲露。那麼對於在逃避中接受現實中的我而言，記憶既是我的救贖和持守，也是我不自量力的擔承和追隨。
很多年過去了，再遇張棗的詩，人已經陰陽相隔了，他八十年代的感歎，卻一樣吻合於我眼下的心緒，這首《秋天的戲劇》是一種預言嗎？“一路風塵仆仆，隻為了一句忘卻的話/貧困而又生動，是夜半星星的密談者/是的，東西比我們更富於耐心/而我們比別人更富於果敢/在這個堅韌的世界上來來往往/你，連同你的書，都會磨成芬芳的塵埃”。假如預卜成真，縱使我的書變成了塵埃，畢竟還曾經芬芳過，這就足夠了嗎？從人生如寄這個角度來看，也許就真的足夠了。
或者我早就被張棗讖言式的抒發所命定，《雲天》是他的自況，難道也注定有可能是我的自況嗎？“我想我的好運氣/終有一天會來臨/我將被我終生想象著的/廖若星辰的/那麼幾個佼佼者/閱讀，並且喜愛”。所有的一切是多麼偶然，書寫是多麼偶然，相遇是多麼偶然，因為背後的必然卻從不為我所知曉。據說，一切早已命定的時候，眼淚已經起程了。
所以我的書寫充滿了彌天漫地的情緒，對很多東西的體察，化入的時候是感悟，化出的時候就是情緒了，我隻怕我不能周全地去洞察知悉一切。
“一切的歸來都在先祖的翹望中，一切的離去都在先靈的護佑下。”但願我的努力和虔誠，能在文字的表白中得到成全。
這部小說的案上書寫，因為新單位的新工作而一再延誤。這期間，經曆的一些塵事紛擾，讓我的心理承受力跌到穀底，我一直在人性、人情、愛與道義、信念與操守、品格與行為之間的泥沼裏淪陷，我在眾多類型角色人的種種意識的困境裏無處突圍，我幾乎懷疑自己是否有走出沼澤的能力，現實並沒有提供給我更好的導引與參照，環境既沒有起碼的曆史尊重，也沒有起碼的文化反省，隻是一齊在物質的大眾狂歡中奪命狂奔，我隻能靠著來自天性的啟示之光艱難跋涉，中年的超越之路真的非常不好走。幸而，這種連續受挫的經曆給了我一種難能可貴的體驗，讓一向逃避現實的我不得不直麵慘烈，事後其實倍覺遊戲和無聊，倍覺墮落的痛惜和放棄的惋惜，直貶自我的超越功力為何這麼脆弱，一葉障目就足以讓人失去方寸。也許，這世事人生我們永遠也猜不透其籌碼，為什麼是這樣出牌而不是那樣出牌。我幾乎是以身試法地涉足了一種從未親曆過的現場，在一個特殊的環境裏去經曆和體驗一些前所未遇的事情，不僅是來自心理的挑戰也是來自承受力的挑戰。一個有點蒼涼的諷刺是，我不得不把這些新鮮的感悟，這些波折的體驗，融進我的書寫裏，似乎這樣才有所交代，亦才有所解脫。
那麼，是不是文學的書寫，可以讓我們的靈魂在各種不測中，無論是客觀的事端，還是強加於個體的感受與想法、疼痛和軟弱，得到化解或者轉換？當它來臨的時候，我們知道如何麵對？如果沒有文學，是否我們就無法在這些不測的盡頭發現答案，找到精神的出口？或者這僅僅隻是個人的生存方式而非現時淪落充當為“碼字”儀式的所謂的“文學”的任務，連使命都不敢輕言了。
技術帶來的衝擊，現代性帶來的顛覆，必然觸及道德與倫理，世道的變化，既觸及人性的變化，也無法使規範和秩序幸免。或者，比起自然的災難來說，那些人為的折騰隻能算是磨礪，無疑是在考驗我，是否具有承擔麻煩不測的能力，是否具有化解的胸懷，是否沒有磨鈍批判的理性與激情，是否依舊保有愛與悲憫，誠信之信與信念之信是否始終情懷不老。這種承受與化解，在寫作過程讓我的身心受著淬煉，我不甚強壯的身心幸而最終並沒有因此而趴下。上蒼佑護，這一年再有多少起伏，依舊有了這樣一本實實在在的小說的展開，在書寫中，去捕捉不經過任何一種渲染或者修飾而進入記憶的真相，去表達一種含蓄的、綿長的、純粹的甚至是無緣承認的羞怯的愛，始終寫的是廣州人，是嶺南背景下的廣州的人，我想也許正是為了這一目的，我才沒有放棄，我才不得不進行難以停止的書寫。
這個夏天，時值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大賽，足球牽動了很多人的關注，事實上太值得關注了。簡單的快樂，對勝利和榮譽的渴望，沒有等級和蔑視，無論輸贏，都會快活，這就是足球。反觀其他，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嗎？其實沒有。日子其實就是如足球一般往前滾動的。
冥冥中或許注定，廣州就是我的書寫命運，這座城市的滄桑命運、曆史秘密和精神氣息，就是我的人文地圖，它的精氣神韻就深藏在我的骨子裏，流貫在我的血液和氣質中，並且浸潤在我每天的生活、寫作、閱讀和生息吐納，廣州，就是我寫作的“終極主題”，就是我永不滿足和重複書寫的“一本書”。反正這一切，足夠人忙活一輩子了。與其說是信命，不如說是認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