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又是一年春了。
虎年的春天腳步頻密，來得很早，用灰暗和陰雨，讓人蕩開另一麵，用截然不同的另一種轉換，去編織著有關春天的想象，就像是灰姑娘對白雪公主的想象。萬物的萌動生長是一種喜悅，也是一種陣痛，生長是要付出代價的。所以，陰寒與灰冷中，春天就這樣來了。
寒冷的北風與寒潮也在急不可耐地往南方趕，陽台外的河床成了風的跑道，發出你追我趕的嗚嗚的聲響，讓人在城裏也能領略到大自然排山倒海的情緒和熱鬧。
雨像天女散花似的鋪下來，細碎綿密，雖是冰寒，卻是如酥如油，畢竟有了春天柔軟精細的情致。陰冷，讓人覺出坐在家裏的溫暖。今年的春節哪都不去，隻是對著水墨圖的河景發呆，對著曾曆的舊事參詳反省。讓自己的腳步緩慢下來，讓心情的過濾澄明起來，在世事紛繁的偶然中，去找到守望如斯的必然。
我對著空蒙的想象說。
我對著臆想的圖景說，我要跟我的願望在一起，我要跟你在一起，絕不放手。
那種熱望，縱然捂不熱雙手，卻早已暖肺暖心了。個人、曆史、出生地的關係
在《東方的女兒：貝·布托自傳》裏，布托曾對遠赴哈佛讀書的女兒說：“你就要遠渡重洋到美國去了。你將會看到許多讓你驚奇的事物，你將去許多從未聽說過的地方。但是要記住，不論怎樣，你最終將回到這裏，你的天地在這裏，你的根在這裏。拉卡納的塵土和炎熱已經融進了你的軀體，而且你最終還將被埋在這塊土地上。”每次讀到這句話，我都有一種淚湧的衝動，是的，一個人和自己的出生地，和自己的故鄉，總是充滿了欲說還休的牽連，充滿了無法言說的牽係，充滿了揮之不去的牽掛。
我一直為自己缺乏足夠的才情與勇氣而慚愧、而無從自信，我有足夠的藝術感知能力和表達能力嗎？我能對視角中的生存世界有精微的體驗能力，對視角中的人物內心世界有獨到的發現能力嗎？唯從此時起，我第一次感受到肩負使命感的壓力，肩負擔承的壓力，廣州就是我的壓力、就是我的擔承，就是我寫作與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如同約翰·肯尼迪所說的那樣，“我不會逃避責任，我欣然麵對。”
閱曆為我秉燭，我必須為我的故鄉找到一種表達、懷想和關注的方式。用堅毅和愛，書寫我領受和感悟到的一切，就像1993年首位獲得諾獎的黑人女作家托尼·莫裏森所持守的——“撰寫著我們留給這個世界的曆史信念。”故鄉不僅是地理學上的一處場所，更是精神學上的一個空間。本土化是文學發展的根基，文學的存在和發展有很頑固的原生性，一般來說，有什麼樣的人文環境、文化積澱和情感基調，就會有什麼樣的作家。這就決定了我的寫作的何從何去，決定了我須用自己的良心和責任意識，去記錄屬於廣州的曆史和經驗，去真實地還原廣州恩賜給我們的情感和記憶，去留下我們關於廣州的曆史信念。這是我由來已久的夢想，我渴望著在文學中呈現我關注中的一段曆史，我要給自己作為一個廣州人捧出一個問心無悔的交代。
我仍然依循這樣的寫作取向：對人的存在經驗與對存在的深入、嚴肅的思考，當然也包括想象，假如沒有想象，也許是無法穿越塵俗與時間的風煙的。當文學對寫作生存的空間變得越來越狹小的時候，我仍然深信，現實主義的美妙，與其所承載的精神重量以及導引的寬廣度，才能讓文學更有分量、更加自重，並且才有可能讓文學更為精粹、更為經典，它強有力的探尋與審視，將向社會與曆史的深處延伸。
如果說中國文學創作的主流是要按中國自己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問題，亦即“中國經驗”，那麼，我的“嶺南經驗”就是用自己的審美與創作方式來反映。以這樣的姿態處世為文，我已承受過一些無奈與無助，自然也懂得了那麼些不屑與孤傲。或許從那時起，個人也好，寫作也好，那些難能的獨立與尊貴才有可能慢慢地萌發出來、滋養起來。對此，我有足夠的耐心和持守。我願意相信愛因斯坦的經驗之談：“不管時代潮流和社會風尚怎樣，人總是可以憑借自己高貴的品質，超越時代和社會，走自己正確的路。”熱鬧與否，風光與否，和文學的心靈之路又有什麼更大的關係呢。忠於理想與追求，至少還有一種無悔，還有一種坦然和從容。
是的，每個寫作者都有自己的任務和宿命。長篇小說一定要在難度、深度、廣度和長度上，帶給閱讀者百科全書般的東西，一定要有麵對曆史與文化反思與探索的尊嚴，小說今後的出路，也應該是百科全書式的文化小說，它有自身的曆史理性、人文關懷和文體審美，是對曆史與現實關於發現與關注的審美的喚醒、關於記憶與想象的喚醒，很難用詞語來概括，它們就像某種歎息，無法用以具體的描繪和形容，是懷著感恩與驚奇、悲憫與激動等等的那種難言的歎息與肯定。是因背叛與喪失，是時間流變中最尋常的風景了，是因我們經常不確信，是否曾經擁有的不過是錯覺，而不屬於我們的才是永遠的真相？其實人生許多事情不是靠經驗來刺激和提醒的，而應該是從自身的信仰或信守中去尋找和感悟的：你對所寫的一切熱愛嗎？你思考與尋覓嗎？你有淨化與超越的意識嗎？你對艱難、掙紮、醜陋、不公、墮落、潦倒懷著悲憫與仁慈嗎？你渴望美好、公正與自由嗎？你怎樣守護神性、抵製庸俗？
《東山大少》展開的曆史背景，正逢亂世，也當盛世，從亂世裏能看到心如止水，也能從盛世裏窺見兵荒馬亂，這無疑是廣州曆史上的大境界，無論是太平光景，還是人心惶亂，廣州的這片天空下，廣州的日常營生與以權為謀的政治博弈裏，人究竟可以堅強到什麼地步，人又可以絕望到什麼地步，愛恨情仇，家事國事，千頭萬緒，千絲萬縷，欲說還休，生與死，就義與苟且，戰死沙場與忍辱偷生，得過且過與行屍走肉，等等，其實都是答案。
事實上，無論亂世還是盛世，人的命運也有關政治風雲的變幻和沉浮，也有關曆史與時間的推演與流變，更有關生存的氛圍與環境。寫作的過程於是成了我慢慢滋養這部小說的果實的過程。書寫自己癡迷的曆史與人生，用虛構與真實的記憶，去營構一個個生活場景、細節、氛圍與體驗的世界，同樣是亦真亦幻的世界，去再現與感受一個個人物的悲歡離合，我沉溺其中，歌哭涕淚，竟然難以回來，難以擺脫。在寫作過程，具有挑戰性的正是如何處理小說的想象與史實之間的關係，法國作家尤瑟納爾的啟示是很有效的，那就是進入曆史現場，進行生命和曆史場麵相遇的體驗。
回望廣州的曆史，回望在虛構與想象中姿彩紛呈的廣州人生，我真真切切地對這句話有了刻骨銘心的感歎，是的，麵對我生長於斯的這塊土地的曆史與文化，萬萬不能丟了溫情與敬意。是的，我把這樣的書寫看做是我的宿命，更把對它的敬奉看做是我必須迎對的命運。使命是什麼？使命是係著全局乃至國家命運的一種支配，更是一種至高無上的責任，而落實到個人，就是無法推諉的心事與心病。文學的價值又是什麼？就是賦予這座城市以文化的意義，基礎正是這座城市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本身是一種敘述，可以看做是眼前的文本。
小說中的文化，不妨看做是一種綿密到無微不至的人文關懷，是對生存狀態的切身體驗，不僅是一種深切的感悟，更是對人的內心與人性的守候和追問。時間的跨度有多長，牽涉的頭緒有多廣，除了這些外在的框架性的東西，是否還囊括了生活的內在節奏，以及這個龐大機體內裏的血脈、骨絡，以及它的氣息與輻射力。小說裏所謂具體的人文，就是追蹤人的境遇、人的命運、人的精神性的東西。從人文這個角度來說，是作為一個作家需要土地這個“根”，人文曆史就是作為“土地”最重要的根之一。要挖掘豐厚的嶺南文化積澱，追求獨特的嶺南風格，完成嶺南藝術負載的文化使命。
我一直在想，怎麼樣的廣州生活才會更有自己的特色，才有可能更像自己，我們的心靈在哪紮根才可能更具意義、自由生長？生長是一輩子的事情，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事情？不管那個時代是怎麼樣的，太多的人與事都處在困境裏麵，似乎困境對於人生而言是接連不斷的，生活可供選擇的餘地並不多，可供折騰的餘地也不多，我希望借助小說的觸角，能把敘述空間推向生活的各種人物和各種層麵，從而打開種種微妙而豐富的人性世界，而樹立起該文本獨特的精神思考和審美趣味，而摒棄不斷複製的自戀式的與囈語狀的表達。
寫小說對我來說是另一種精神寄存的曆險，是在想象中完成的跋涉，進行置換(角色)、傾訴(宣泄)、體驗(代入)、演繹(再現另一種可能)，焦慮與暢快交替並行。對廣州市井氛圍的捕捉與還原，對民俗風情的敘述與表達，是可以生動豐富的，也是可以別有情致的。應該把自己潛在的文學能力盡可能地釋放出來。我在小說中寄望於自己能激情地述說一群人的愛恨情仇，同時又能冷靜清醒地描寫純粹徹底的廣州人品格，使小說的情節有足夠的力量和密度，去承載厚重的曆史內容，能充滿廣州的風情和絢爛的曆史懷想，優柔與內在的剛毅——這是廣州人的美感，是唯有廣州人才能保持的節製與內斂，把握長袖善舞一般的從容。
我希望自己在小說的文體和語言上，有一分創造性的努力，有充分的中國文學傳統的神韻和文氣，小說不僅止於故事，還應浸透了人文色彩的詩情畫意。我致力於將深厚的廣州情懷，轉化為一種精神性的訴求，使小說的內核充盈著地域文學的人文精神，為廣州的以至嶺南的地域文學建立一種本土化的言說。確實如此，任何一部好的小說，都能給人提供一種最熟悉的陌生感，看到以個人視角非常準確的回憶、刻骨銘心的記憶的時候，人們才能進入故事本身，感同身受。
在全球化的覆蓋下，故鄉的價值與廣州本土化的走向似乎有點漸行漸遠了，風俗地域之類的人文，有時成了獵奇，有時成了附庸的點綴，有時是塵封的曆史，有時又是一些嫁接的說法。真相在哪？廣州的真相與廣州人的真相？所以，小說的創作就成了我唯一的寄托和希冀。對我來說，廣州是故鄉的歸所，滄桑沉鬱的同時又是溫馨感人的，人性的廣袤深邃使廣州的一部分對我來說依然是謎，既有殘酷的風煙，又有柔韌的閑適，如同粵劇的某些唱腔，尖嘎而又舒緩、明麗而又蒼涼。麵對廣州的前世今生，內心裏總有一些無法漠視的隱痛和焦慮，對人性與存在的真相，有時是絕望的，有時又是虛無的。叔本華說：得到的是無聊，得不到的是失落？所以我與現實及想象之間，始終處於一種難以抵達的緊張的關係，或許這恰好成全了我全力以赴的激情。如同孤獨與寂寞的創作狀態，也是我的存在狀態，不管怎樣，我渴望著去表達和訴說、描畫和塑造，這既是我自願擔承的對自己的期求，也算是我對賦予我柔韌情懷的廣州的報答。在這主導特征是物質、權力與欲望的時勢裏，要選擇與判斷信任的人與事是困難的，所以，我寧願用想象去侍奉好我的寫作，同樣用想象對理想中的文學保持忠誠。是的，此在的從一而終是多麼可遇而不可求啊。是的，隻要我不放棄，隻要我堅持理想與願望。打開心胸與打開視野的人，才能走得更遠。
（該文是長篇小說《東山大少》的前言）美麗與珍貴的喚醒
當我開始小說創作的時候，有別於散文的寫作和論文的構思，總是有入戲的感覺，而戲劇的存在是唯一現在時的在場的藝術領受。一切的展開看是順理成章，卻又是不可思議的，尤其是寫這種不是現實題材的小說，人物、情節、敘事的語言，仿佛如一匹神駿從時間的深處奔馳而來，與我的生命、與我的感知相遇，活靈活現地證明著，小說其實是一種紛繁的體驗與感覺的方式，而非是單純的經驗與邏輯的方式，它是生存美麗而又令人炫目的自我發現，恰巧我在其中，我幸運地在其中發現了自己。敘述強度增加以後，反而更加依賴兩個要素，從現實如何進入曆史，以及從曆史如何回望現實。
情節與人物的元素不僅像一棵樹的枝幹和陽光雨露那樣，化合成生命生長最為堅實的東西，內心的誠信在小說中更具有根的意義，是有著徹底的本質的支撐價值，那就是對生活真相的尊重，對生存本質的尊重。雖說這世界本就有著不可言說的以及難以窮盡的秘密，而此中的神秘足以產生不可抗拒的吸引與敬畏。愛因斯坦就是這麼說的：“我們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經驗就是奧秘的經驗，這是堅守在真正藝術和真正科學發源地上的基本感情。”所以，我的寫作，自覺就像是在遠離塵俗的曠野，把那些在墨藍的土地裏和瑩白的星空下飛舞著的螢火蟲，用存留著我體溫的小瓶子，收集起來，讓它們的光亮在這種摯誠的供奉中聚結起來、一齊發亮，像一顆飛赴土地之約的流星，在我的書寫進程煥發光彩。這樣，我的創作是有幸的，我的小說也借此而有幸了。
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一書中，稱小說家為“存在的勘探者”，而把小說的使命確定為“通過想象出的人物對存在進行深思”，“揭示存在不為人知的方麵”。這不但指小說，一切的精神創作，唯有對人生基本狀況作出了新的提示，才稱得上是有價值的。
創作的職責是通過作品讓人看清生活的本原，看清生存的真相，看清生命過往中所存在的不同的角色經驗。
因此，創作應該是精神性的表達，所有藝術的永恒魅力一定與之有關。文字延伸開去的另一種可能，它所關聯的世界遠比閱讀感悟要廓大得多，它是一種真正的喚醒。
唯美的王爾德說過：“藝術不是人生的鏡子，而人生卻是藝術的鏡子”。
隻有立足於人生層麵的作家才有更耐久的寫作生命，而創作的使命是探索存在之謎，而存在之謎的謎底是不可能有朝一日被窮盡的。
麵對嶺南文化，確切地說麵對廣州獨特的地域特點和人文傳統，我最大的感慨是現有文學對其表達的疲弱以及缺席。廣州在快速的經濟增長與擴張發展中不斷地日新月異著，現代的生活氣息與多元化並存的形態，正覆蓋著生存的空間，新與舊的切換好像越來越變得沒有關聯，這座老城的舊照片一天天黯淡下去，記憶似乎也沒有用心著意地去留住時間漸逝的真相和背影。血脈的情感基因與由來已久的心願，讓我對此不能不焦慮，於是，我在積累與儲備中確認著我的選擇，“你越是拒絕，越是反對，就越是在生活。”（杜拉斯語）生活在一種真誠裏，生活在一種本質裏，而這不正是我所孜孜以求的嗎？我突然發現，作為一個本地人，我書寫的意義和恒久性也許恰恰就在這裏。畢竟血脈根性的認知是有源可溯的，也是永遠無法抹去的。畢竟文化是有其自身的生命力，是需要衍傳和發揚光大的。
這其中，便有了一個漫長的、焦灼的等待喚醒與被喚醒的過程。當一切的準備不無艱難地完成的時候，我發現，從此我已不能輕易地舍此而離去了。這就是意識、愛、判斷、責任、擔當等等施之於我的作用力。
地理和文化的個性，以及與這些個性密切關聯的文學特性，形成了獨特的氣質與格調，是從類型化裏區別出來的標識與優勢，失去了這種與本土地域文化互為表裏的殊異性，事實上寫作也很難真正地還原和再現此在的生存真相和人性本質。
從個人創作的整體性來說，無論是追求自身的提高，還是為了擺脫一時的困惑，都不能忽略自身生存的文化底蘊。從經驗出發去洞察時勢的意誌，去勘破生存的謎底，並據此去體恤人的真實處境，這才是寫作的根本。社會的曆史背景與個人的生存經驗的緊密融合，才能顯示出文學“真正美的東西”，真正有內涵的東西。
所以，我在小說創作中對廣州文化的書寫和守望，不僅僅是對這個地方的忠誠，而且更是對自身經驗和記憶的忠誠。雖然我沒有經曆過廣州的曆史，但我願意進行深入的思考。也許一輩子難以忘懷的，可能便是記憶的拓片衍傳下來的某些場麵、人生的一段過往、對話和情景，對我而言這些足以構成小說中特殊的敘事話語。隻有深入思考，我才能擁有不一樣的眼光，收獲獨特的經驗，這樣就可以避免從眾隨俗，而形成自己的敘事，而找到自己的發現，從而啟動了我具有創造性的想象力。
“一個人這一生的許多命運寫照和決意奔赴的方向，有天生氣質決定的原因，也總與他所遇到的人和事相關。”這便是我所侍奉的創作追求與《西關小姐》完成的最好注釋，所以，我在小說裏強調情感、強調命運、強調時世變遷的作用力，這是小說最真誠的也是最寶貴的元素，在閱讀中藉此可以去體驗生存的意義、體驗愛、體驗命運的浮沉，從而領悟如何麵對不可抗拒的力量，如何保持做人的優雅與從容，保護內心誠信的定力和尊嚴，比起活著本身，這就是生存的價值所在，也正是小說的價值所在。我所做和應該做且有能力做好的，不過是調動起一切個人的可能性，償還心債和夙願而已。
虛構的故事，真實的場景，虛擬的人物，真切的曆史變遷，我在小說中描寫我生於斯長於斯的城市廣州，描寫我心目中的故鄉，生命是如此完美，生存又是如此的不完美，我在此中發現著真相，並且在創作中進行著藝術的完善。
時間快速地往前流動，我們也身不由己流水落花地往前趕著，偶爾地一愣神一回頭，才發現我們司空見慣、不經意地忽略著或者遺忘著的一切，其實已悄然融化在我們的血液裏，變成了我們生命中的一部分。“西關”也許一直在我心中，也應該在我心中，無論距離遠近、感覺強弱，從此，我不會再忽略她的存在，忽略她的美、她的難以言表的動人心魄、她的盡在不言中的悠長纏繞，以及這一切所給予我的力量。每個人都是獨特的，每個人的城市也是，感受也是，表述也是。
但我還是傷感的，小說中美好的生命情感、輾轉的人生曆程已經結束，怎麼樣也喚不複現。然而，我依然慶幸，我可以在創作中、在想象中完熟那種體驗。因為文學創作，我不再孤獨，也不再寂寞，因為文學，我有足夠的勇氣與耐力承受生命中的一切，包括歡愉與痛苦，包括所有美好的與不那麼美好的。
讓我總是有著心悸之感的是，這部長篇小說的完成竟然是和一段難以言喻的時光連在一起的。在繁雜的事務間隙，經過一年多的準備，在我開始動手寫作的時候，恰巧我被挑選去北京參加中國作協在魯迅文學院舉辦的全國理論評論家高級研討班的學習。這一大段學習聽課的寶貴時間，就成了我小說沉潛與寫作的恩賜時機。所有與之相關的心路曆程、精神之需，既讓我不能自抑，也讓我永難言棄，這意義已經是超出了小說寫作之外的，讓我當得起用一生的注視和守候來感念的收獲。我不知道我還能走出多遠，但我知道我還會寫下去。無論今後命運讓我呆在哪裏，讓我在哪個維度以什麼狀態守望日子，我總在想，魯院生活是一個重要的戳記，當我在文學之途上投遞自己的時候，那圓形的分明的一擊仿佛從天而降，在我還沒有足夠的理性去審視的時候，在這種持續開去的有力度的碰撞裏，我已經背負起所有的記憶了。
這實在是讓人滄桑滿懷的。如同我對廣州地域文學的書寫承諾，“我過去的靈感來自那裏，今後的靈感也會從那裏產生。”不會被時間遺忘，也不會被距離遺忘。
多長多久的寂寞之途，多澀多滯的移動和趕赴，仿佛人生就是一次漫長的行走，向往與抵達更是不易的行走，一切從來都是有著距離的，一切原來也是有著境界的，偶爾我會回過頭來，看著來路上留下的一個個或深或淺的腳印，像極了和我相關的眼神裏那些關愛的祝福，是的，別停下來，往前走吧。所以，我會盡最大的努力，把真誠和感念變成文字，捧在手裏，或者與你同行，去到我該去的地方。
（該文是長篇小說《西關小姐》的後記）受雇於一個偉大的記憶
“我受雇於一個偉大的記憶”——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默的這句話，對我饒有深意。進行這個長篇的寫作，於我實在是如同受雇於一個偉大的記憶。
理念的清晰，對我來說，自然應該先於想象。寫作的過程，不能不聯係到新曆史主義種種關於曆史與敘事、史實與書寫之間互相映現、互相作用的理論，我傾同於這樣的說法，真實是需要呈現的，沒有被呈現的過往就有可能遮蔽了；而曆史是需要被詮釋被書寫的，否則就會在時間中灰飛煙滅而進入不了曆史的記憶的視野。
但金庸先生又說過：人們不能在小說和戲劇中去找曆史，古今中外任何文藝作品都是三分真七分虛，曆史資料常常是很平淡的，而創作選材則是選擇其中精彩炫目、動人心魄的內容。但這不是曆史本身，隻是藝術創造。
我的寫作，仿佛是這兩種觀點的身體力行。能寫好什麼，恐怕也是先天被決定的。說到底，最濃厚的文化之根還是離不開這生長於斯的城市。我若能以自己所有的能力，說出對廣州、對這座城市、對這片故土的曆史與現實，最個人化的、最有個性認識價值的話，那麼我的寫作才有可能接近價值和意義吧。在汗牛充棟的書寫中，我必須找到自己賴以為信為憑的淵藪和源泉，不然，淹沒隻能是一種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