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奧斯威辛寫作
用柔弱的手，針對這個時代寫作。一一[德]君特?格拉斯
奧斯威辛:波蘭地名。納粹政權在此建立規模最大的滅絕營。 1944年夏，每天有2萬猶太人被毒氣殺害;據統計，僅 E號營地就有 100萬猶太人死去。此外，至少有6000名吉賽人被毒死，還有成千上萬的非猶太人死於勞役。它是元數集中營和滅絕營的代表，民族屠殺的標誌，反人類行為的象征。
二戰過後，奧斯威辛的毒氣室和焚屍爐已經煙銷火滅，除了供人參觀紀念，它的存在還有什麼實際的意義?如果說，它尚可給死氣沉沉的曆史學提供一些刺激性的材料，那麼，對於以虛構和想象見長的文學來說，是不是顯得太實在太陳舊了一點呢?
阿多爾諾說"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姑不論對這個著名的論斷作何種解釋，都不得不承認，奧斯威辛是一個尺度:關於時代的、道德的、人性的尺度，無法棄置的尺度;即使作家所寫的題材毫不涉及戰爭和殺戮，時至今日，也都與奧斯威辛有關。在這裏，奧斯威辛已成為現實的一部分，雖然屬於過去，卻向未來敞開。作為一個關鍵詞，它不但沒有被遮蔽，被克服，而且在新的語境中，一再地被政治問題和生活事件所激活，從而表現為文學自身的訴求，以及作家具體的寫作態度。至於直接表現奧斯威辛題材並一生執著於此的作家，統計起來為數甚少，但是，無庸置疑，他們是同行中最卓越的一部分。
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君特?格拉斯就是這少數的作家之一。
他認為，文學的本質是回憶，而未來隻有通過回憶才能變得清晰，所以多次聲明，他是針對流逝的時間寫作的。他明確指出..奧斯威辛並沒有在我們的身後結束。"他承認，被他寫進書裏的所有東西，都曾屈從於時間或者與之發生過磨擦;曆史要求他用這些東西擋住現在的去路，把現在摔倒。就是說，曆史必須參與到現實中來，如果拒絕這種參與，此前的失誤將會以更苦澀的形式出現。但是事實上，人們對曆史普遍表現出了可怕的冷漠，甚至厭倦，作出種種努力以求擺脫現在的"曆史"過程。對此，他不無自負地說，這種企圖遭到了他的敘述的抵抗。
格拉斯1927年生於但澤(後劃歸波蘭).父母一方為德意誌人，一方為波蘭人。他十七歲被征人伍. 1946年從美軍戰俘營獲釋，後淪為難民。出生地，血統，早年經曆，都使得他日後的寫作無法繞開納粹統治的曆史。他從中一麵體驗苦難，一麵感受罪責;尤其是行伍經驗.使他不可能從勝利者的角度，而是從底層，從失敗者一方進行反思。他相繼出版著名的"但澤三部曲"：《鐵皮鼓》(1959)、《貓與鼠》 (1961)、《狗年月》(1963) 。寫的是家鄉但澤，故事與二十世紀德國的那段黑暗、恐怖、荒誕的歲月聯係在一起。此後，他又陸續出版了《比目魚) (1977)、《母鼠》(1986)、《遼闊的原野) (1995).以及《我的世紀》 (1999)等作品。除了小說，他也寫詩，此外還有大量隨筆、書信、評論、演講;而所有這些，都有著一個共同的維度，那就是奧斯威辛。
戰後德國出現一個"零起點"的口號，大約相當於我國"文革"過後的"向前看"的觀點，不問而知，這種觀點遭到了格拉斯的反對。他認為，納粹黨史是血腥的曆史，滅絕人性的種族屠殺是所有罪行中最嚴重的一種，德國的罪惡及其影響是沒有限度的，因此必須加以充分的、徹底的暴露。
1979年6月，在紐約舉辦但澤猶太教會堂聖物展覽會時，他寫了一篇文章，提出一個誰也無法回避的問題，就是:在奧斯威辛過去二十五年之後，我們應當怎麼對孩子們說?我們有沒有告訴孩子們，在奧斯威辛、特布林卡、馬基且涅克等地發生了什麼事?是誰以德意誌民族的名義進行這所有一切，而這一切又何以成為可能?對於一場人類的浩劫，像舉辦展覽會或成立紀念館一類事情固然不應被延岩，而那些沒有擺放在展台和陳列櫃裏的東西，也都應當一道被陳述，被傾聽，被解釋。為了增進對曆史的理解，格拉斯多次強調，需要啟蒙主義的理性;但是，他又反對理性的懵妄，指出有必要提防將具體鮮活的曆史事實抽象化。至少，對他個人而言，他認為不能從文化史的角度回顧曆史，而隻能從德國罪行的影響，以及作為他的文學創作的條件出發進行反省。如果沒有獲得一種痛感和恥感，根本不可能從史無前例的罪惡中引出每個人的責任，並且負擔起來。
在後奧斯威辛時代，一個突出的問題是如何對待罪責問題。著名的政治學家阿倫特有關紐倫堡審判的觀察和研究，也都把重點放在責任問題L說到罪責，人們總是習慣地歸之於大獨裁者希特勒和他的追隨者。此外，格拉斯還注意到，奧斯威辛呈現出有組織的，與客觀必然相性聯係的責任，已被劃分到元法辨認的程度，以致最終表現為不負責任。元論是參與或沒有參與犯罪的人，在行動時，都有意元意地從各自對"義務"的狹隘的理解出發，尋找逃避責任的借口。連那些製造一個又一個犯罪現場的作案者，在受審時都可以為自己辯護，說他們隻是出於服從紀律動用槍彈，或出於義務使用辦公桌而已;而其他眾多既不讚成也不反對，知道情況而聽之任之的人，始終不吭聲的人，他們一樣沒有被審判，難道都稱得上是清白的嗎?格拉斯不同意這種撤離曆史現場的結論，相反認為，就連戰後的一代人，從時間上看是完全沒有責任的，也得一同背負罪責，而且看不到結束的時候。
對於德國曆史進程中
無法治愈的創傷，以及引起這一無比罪惡的事件的責任問題，格拉斯確實傾向於人人有份的觀點。在這裏，這一觀點不可能被理解為替殺人者開脫。他不能容忍作為德國人可以指責別人不懺悔而自己竟置身局外，無動於衷;說到懺悔也不認為僅僅是一個良心問猶太人區起義被德軍鎮壓。題。他有一個演講，題目叫做《學習反抗，進行反抗，敦促反抗~ 0在演講中，他指出，除了健全議會製度以外，仍然需要良心的呼籲和真理的抗爭，這就是知識分子的作用。他特別強調抗爭，他說我們總是錯過反抗。德國的曆史是一部錯過反抗的曆史。"他認為，希特勒政權所以得以鞏固，不是因為它有多麼強大，而是在於對於的軟弱，缺少反抗的決心。他提出，每一個人應當擁有"抵抗的權利"。當責任問題被引導到對自身權利的思考時，顯然已經越出一般的倫理範疇，而直接轉變為一種政治要求了。
格拉斯熱心政治是必然的事情。
他坦言表示說我的整個一生都帶有政治色彩。盡管我的主要興趣在美學方麵(無論是繪畫還是寫作)，但是隻要在這裏工作，就是在一個帶有政治色彩的，被政治造就的世界裏工作，當我試著描畫現實生活中的圖像時，已經在與這個為政治所造就的世界打交道了。何況，今天的政治要大量入侵生活的所有領域，這比十九世紀要可怕得多，看警察對電話的竊聽就可以知道。"作為一個作家，他覺得，假如不是首先把自己當成為一個公民，對現實生活作出積極的反應，是不可理解的。他承認，這種態度並非來自文學方麵的見解與經驗，而是源於遲到的政治見解與經驗。實際上，知識分子的屬性，對人類事務的關注和幹預，也即所謂"公共性"與其說是在文學領域中，不如說是在與政治打交道的過程中得到了促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