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近期以來，後門橋不僅被老百姓街談巷議，還出現於市政府的治理與規則方案之中。道路一側，立了一塊列為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恢複了其古稱：萬寧橋。人們把這座殘敗不堪的石拱橋作為寶貝來對待。先是拆除兩側“煞風景”的廣告牌，修補破損的雕花橋欄與望柱；繼而又挖開被封堵的橋洞，並疏浚兩側的部分河床，使什刹海之水從橋下流過。曾經蓬頭垢麵的萬寧橋，終於可以在水中照一照鏡子，梳妝打扮了。
再見萬寧橋，它已收拾得幹幹淨淨了，流露出幾分嬌羞的神情。
在清理淤堵多年的河道時，挖掘出五、六件巨大的鎮水石獸，皆是通惠河之舊物。維修者依照昔時之格局，將這一係列出土文物砌在河岸。憑欄俯瞰，能看見這一隻隻威風凜凜的石螭，栩栩如生地趴在水邊，作吞吐狀。渴了吧？老夥計。
聽說鑿通橋洞後，有人很擔心：700餘歲高齡的石拱橋，是否有力氣承載現代化的交通？趕緊做了個實驗，讓數十輛滿載重物的大卡車，密密麻麻地排列在橋身上，發現橋梁的結構與框架並沒有坍塌或變形，考試就算通過了。萬寧橋呀，你的脊梁骨真夠硬的！連“主考官”們都不禁感歎：瞧瞧古人的建築，絕非當今某些“豆腐渣工程”可比。
以永定門為起點，前門、天安門，紫禁城午門與神武門，乃至景山、地安門，直至鍾鼓樓，形成北京城的南北中軸線，全長約8公裏。在這條橫貫古今的中軸線上，萬寧橋原本是必不可少的環節。它與天安門內外的金水橋遙相呼應，從建造時間上而言，也算得上是兄長。可惜，我們不夠重視，使其遭受了太長時間的寂寞與埋沒。
重見天日的萬寧橋，似乎並不抱怨什麼。不管是冷遇還是禮遇，對於它來說都無所謂，都不過是瞬間的事情。至於橋東側的河道，目前隻疏通了100多米，水流到盡頭就截止了，未能再延伸下去。即使這樣，已夠不容易了。要知道，原先這一段早就被填平，上麵還蓋起諸多違章建築，光是拆遷就挺費勁的。
當然，萬寧橋這一段河槽如今的規模與元大都時無法相提並論。據說那時皇城東北角外的河道寬約27.5米，一旦萬寧橋開閘放水，則成滾滾洪流。而當年的積水潭，更是比今之什刹海寬廣若幹倍。“為了便於漕運，於元延六年（1319年）和泰定元年（1324年）曾用條石砌護積水潭沿岸，‘以石甕其四周’。在今新街口豁口外的北京變壓器廠院內曾發現元代積水潭的石泊岸遺址。地安門百貨商場地下發現了條石護岸……從這看出積水潭在北京城的重要作用。”（何成語）鬥轉星移，積水潭變得消瘦了，而萬寧橋依舊鶴發童顏，保持著健美的體魄。
鍾鼓樓的前世今生
對北京的曆史文化情有獨鍾的作家群落，上世紀以來自老舍始（當然還包括林語堂、梁實秋等人）。老舍是北京的一尊文學之神。比老舍整整晚一輩的又有劉心武，他這方麵的代表作是長篇小說《鍾鼓樓》，他和老舍一樣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1997年盛夏赴劉心武在亞運村五洲大酒店的生日聚會（在座的還有張頤武、王幹、邱華棟等文朋詩友），我對劉先生說：“如果不是在五星級飯店，而是選擇鍾鼓樓腳上做生日，或許別有一番懷舊的感覺，甚至可以兼而紀念自己的作品。我一直以為您的作品都是在鍾鼓樓下聽著風吹過耳寫下的。”劉心武說他的寓所在安定門——那應該算離鍾鼓樓最近的一座城門吧？我說鼓樓大街上有一家賣湘菜的馬凱餐廳（“文革”前就有名了），我經常邀朋友去小酌，透過窗玻璃能看見鼓樓的穹門及紅牆，惟一的遺憾是再也聽不到那山鳴穀應般的鍾鼓之聲了。除了少數高齡老人，而今北京城裏的大多數居民，都不曾親耳聆聽過那象征著昔日王朝的榮耀與華貴，最終又給中國漫長的封建時期劃上句號的晨鍾暮鼓。不知這究竟是一種幸運抑或不幸？
我忘不掉劉心武的《鍾鼓樓》——堪稱北京平民生活的當代畫卷。對他們默默無聞的身世的關注，確實太少了。它隻作為畫外音而存在——人們更熱衷於把視線投向高尚在上的紫禁城、風起雲湧的天安門以及諸多曾經控製著時代走向的人物與事件，而獲得對這座城市的宏觀認識……
隻有我，隻有我偏頗地認為：對於這座古老城市所經受過的漫長曆史，天安門自然是它尊貴的麵孔，而鍾鼓樓卻是它樸素的心髒。怦然心動的鍾鼓樓啊，日積月累地撞擊著元明清三代北京城裏帝王將相及平民百姓的集體記憶。直到民國初年之後，由於封建王朝的結束及鍾表的普及，它才完成了莊嚴的使命，功成身退地沉默於被遺忘的角落。這北京城裏光榮的更夫，不知確切是哪一個日期停止了心跳——但那肯定是一個既令人心痛又令人驚喜的日子：在它六百多年從不間斷地提醒與呼喚之後，新的紀元開始了，從封建時期的陰影中掙紮而出的中國進入一個文明的新時代。伴隨著皇權被推翻，鍾鼓樓就像一位聾啞的老人，以緘默封存住一個在人類聽覺中逝去的北京。逝去的老北京！曆史那喑啞的嗓門和被撞聾的耳鼓，鏽跡斑駁，苔痕斑駁，證明著過多的苦難與榮耀濃縮成的滄桑之感……
《元一統誌》曾記載它最初的生日：大都鍾鼓樓始建於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時名“齊政樓”。鳴鍾擊鼓的功用在於報時。據金燾純老人說：“鼓樓的神經中樞是一套測時準確的銅壺滴漏係統……壺前立一鐃神，張臂執鐃作欲擊狀。待至壺水一盡，雙鐃立時擊響，不爽毫厘。其後，同時擊響的二十四麵更鼓總彙成驚天動地的巨大鼓聲……據傳鼓樓的漏壺原係宋代開封故物。四壺皆以精銅為之，外鏽籀文，製作極為精巧。宋亡，運來大都。可惜的是，明朝以後，壺鼓皆已不知去向，在夜間改以燃香汁時，並另換了一麵絕大的皮鼓。”玉壺冰心，水滴石穿。這不無詩意的描述，使我穿透歲月煙雲，目睹並聆聽到一門時間的藝術——關於人類怎樣掌握時間、從蒙昧中獲得時間醒悟的藝術。從第一滴水珠劃破夜空、流星般墜落的瞬間開始，時間不再是上帝保守的秘密，時間由神秘莫測的人類理解世界的智慧之眼鍾鼓樓在北京城平地而起，則把時間與權威聯係在一起，使時間的藝術在形式上發揮極致——這畢竟是統一了華夏大地的時間概念，從中簡直能辨別出王權的尊嚴與傲慢——它本身就構成紛繁複雜的國家機器上既有裝飾意義、又不可或缺的零件。古老的時間的齒輪，轔轔運轉，它的正麵與背麵分別是夜與晝、榮與辱、權力與服從、戰爭與和平，最終激揚起衝天的喧器與塵土，多少年之後才能在紙上歸於平靜。正如今夜，我在這座暮鼓晨鍾已絕跡了的現代化都市裏，在紙上描繪著曾經聲名顯赫的鍾鼓樓——它在若幹世紀的繁華與蕭條烘托中近似於一座空中樓閣，孤零零地陳列於歲月的彼岸。
元大都的鍾鼓樓已是一個幻夢。今日之鼓樓，乃是明成祖朱棣營建北京時在元代的廢墟上仿照其原有法式重新修築的，兩者的建築風格與規模大致相同——元代的鼓樓遺址也就被稱為舊鼓樓。附近的一條街道以此命名。代表一種忘卻的懷念？可以說在鼓樓獲得新生的同時，天安門誕生了。天安門作為新建皇宮（紫禁城）的大門，一舉而成為王朝的麵孔，它的表情控製著這個國家的喜怒哀樂。鍾鼓樓和天安門一樣位於北京城的中軸線上，站在景山頂上，當你向南眺望金碧輝煌的紫禁城，你就恰好背對著鍾鼓樓。你會覺得，翹角飛簷的鍾鼓樓，恰好籠罩在不可一世的紫禁城的背影裏。或者說，鍾鼓樓本身就是紫禁城的背影，它已構成隸屬於紫禁城並遙相響應的一部分。
自地安門北行，視野盡頭就是鼓樓那頗具明朝建築風格的巨大樓身，卻望不見毗鄰而居的鍾樓。鼓樓恰好把位於其正北的鍾樓擋住了。北京城的建築都是這樣坐北朝南、層層推進的。向南的永遠是正麵，北麵的都是背影，都是後院。鼓樓的那麵絕大皮鼓極其有名，據說1900年入都的八國聯軍曾惡意用刺刀將皮鼓一角捅破——由於一種對古老東方文明的破壞欲！這是捅在中國心髒上的一道傷口，這是捅在近代史上的一道恥辱的傷口。但皮鼓是堅強的，音色未減，照樣夜以繼日鼓聲不息，隻有了解曆史的人能從中傾聽出一個民族強忍的疼痛與憤怒。至於鍾樓的鍾聲，相比而言則稍顯平白。北京城最有名的一口鍾安置於西北郊的大鍾寺內，名叫永樂大鍾，有“鍾王”之譽，一度是全世界最大的鍾：通高6.75米，最大直徑約3.67米，重約九萬三千斤。夏明明曾撰文解說：“永樂大鍾鑄造至今，已有五百多年的曆史了。它產生的背景，是與明初的兩件曆史事件——‘靖難之役’和明成祖遷都北京——相聯係的，因而具有很高的曆史價值。同時，它還反映了中國曆代封建統治者的統治思想。永樂大鍾是佛鍾（鍾聲內外鑄滿佛經銘文），又是朝鍾，它把神權（佛教）和皇權（政權）糅合在一起。”此鍾之聲最遠可傳達四五十公裏，可謂一鳴驚人，再鳴傾城。北京之鍾喲。
爐火純青的鍾，眾誌成城的鼓，曾經控製著北京城裏的日出日落。它不僅僅是時間的道具，更是時代的道具。暮鼓晨鍾標誌著一個離我們遠去的時代，同樣遠去的還有眾多不為人知的生活細節。哦，那遠去的鍾聲，遠去的鼓點——遠去的古典！漏壺鏽了，露水幹了，鼓樓聾了，鍾樓啞了，正如往事老了……惟有時間不曾中斷，它像河流一樣經曆形形色色人類生存的場景，直至濺濕每一位過客的麵孔。
大前門
正陽門（在元代叫麗正門）是京城九門之首，屬於正南大門。前門是老百姓給它起的外號，約定俗成，越叫越順口了。而其原名，則逐漸被人淡忘。喊一聲大前門，絕對相當於昵稱，很親熱的，就像喊大山、大河、大樹、大路似的。大前門喲，九座城門中的大哥哥，古老的北京翹起的大拇指。
“劉伯溫修造北京城，前門樓子高大是第一名。”“北京城方又圓，四十裏走不完，就屬前門高又好，前門樓子九丈九。”為讚美這個大寶貝，當地人編造出一係列的順口溜，此風不絕。直到當代，又產生了叫作《前門大碗茶》的抒情民歌：“高高的前門樓，那是我的家……”看來要品嚐老北京特色的大碗茶，最好往前門去。
天安門前不會允許擺茶攤的。天安門主要舉辦重大的慶典，譬如1949年的開國大典，以及國慶節的閱兵式或聯歡活動。總之是很嚴肅很莊重的。
前門卻沒有那麼多禁忌。前門不僅賣大碗茶，還賣全聚德烤鴨、都一處燒麥乃至六必居醬菜。熱鬧非凡、民風淳樸的前門大街，雲集著眾多的老字號。前門樓簡直是個聚寶盆。
“元時既開通惠河，運河糧船直至積水潭。”（《宸垣識略》）沾了積水潭這個大碼頭的光，鍾鼓樓一帶是元大都的繁華集市。可自明朝改築京城之後，風水就變了：大運河終點碼頭南移至崇文門外大通橋，積水潭日漸蕭條，前門則取而代之，成為新興的商業中心。不管是明清、民國，還是當代，生意人都看重這塊寶地。“前門大街一帶名老店鋪眾多，吃、穿、住都有，人們都喜歡到這裏來購買物品，品嚐佳肴或遊玩。”（王永斌語）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前門是屬於老百姓的，是平民的樂園。《道鹹以來朝野雜記》：“戲園，當年內城禁止，惟正陽門外最盛。”可見清代中晚期，票友們隻有到前門一帶，才能自由自在地看京劇。戲樓林立，無疑也為此地經濟錦上添花，吸引來更多的消費者。熱乎乎的前門，香噴噴的前門，甜蜜蜜的前門，笑眯眯的前門。
20世紀初美國駐華公使保羅·芮恩施，對前門情有獨鍾：“內城中央的城門（前門）仍舊保持著原來的樣子。穿過這座城門或站在城門下麵時，人們就會產生一種難忘的印象，感到這個獨一無二的首都所特有的了不起的威嚴高貴。”我將此視為一位金發碧眼的西洋人對一座古色古香的中式建築所投出的飛吻。
瀏覽一張晚清或民國時期的老照片：一支運煤或糧食的駝隊，從前門的城樓下走過。那時候的北京城，駱駝比小轎車的數量要多（連老舍筆下的一個人物都綽號“駱駝祥子”）。由城樓、箭樓、甕城三位一體組成的大前門，其甕城於1915年拆除，隻剩下彼此脫離的城樓與箭樓——如同兩隻懸浮的駝峰。往事皆已化作虛無的駝鈴。後人隻能根據史料的記載，來揣測海市蜃樓般消失的甕城的威儀：“在城樓的東西兩側各有一堵似半月形的城牆和箭樓相連，那就是甕城。甕城裏是個東西寬108米，南北深85米的小廣場。箭樓和甕城是前門正門的重要屏障，是保衛內城的重要堡壘。守城的士兵在箭樓上通過各個射孔，向下放射弩箭；在甕城的城樓和女牆處，向攻城者放箭和投擲灰瓶滾木……”（引自王永斌著《話說前門》）。甕城內原先尚有關帝廟與觀世音菩薩廟，也相繼被夷為平地。“來往人皆動拜瞻，香逢朔望倍多添。京中幾萬關夫子，難道前門許問簽？”《都門雜詠》裏所描繪的燒香拜神的熱烈場景，已成灰飛煙滅之夢境。
前門箭樓下的護城河上，原本有一座古拱橋的，叫正陽橋。類似於天安門前的金水橋。如今，不僅橋已無影無蹤，護城河也被填平了。同樣佚失的，還有橋頭一側木質結構、油漆彩繪的五牌樓。
所謂的大前門，其實是一組環佩相連的建築群。而今，我們所能目睹的城樓與箭樓，不過是缺乏呼應的殘肢。
沉默的前門，數百年間不知迎送了多少繁華與恥辱。李闖王率領起義者衝進去了；八旗子弟衝進去了；八國聯軍衝進去了；侵華日軍衝進去了……這道大門檻上來往過各色人等。1949年2月3日，葉劍英、聶榮臻、林彪、羅榮桓等當代名將登上前門箭樓，指揮並檢閱中國人民解放軍入城式。
前門啊前門，什麼都記住了，又什麼都不說。
天壇與地壇
天壇是中國憂鬱而漫長的農業文明的縮影，也是人類對氣候與豐收的關係深信不疑，並且永遠采取祈禱的姿態的見證。“天、地、人”的三重結構，完善了東方民族對冥冥之中的命運框架的猜測——而“天”則是權威中的權威，占據著神的位置，既作為大自然的主宰者，又擔任著人類生存境況的最後仲裁。對“天”的信任，是無條件的，也是別無選擇的。天壇的建築風格以及洋溢於其中的肅穆的氣氛，給我們的印象簡直是廟宇中的廟宇，那裏麵的空曠實則供奉著一尊無形的神，一尊自然之神。它的威信並未通過任何確切可感的具象來體現（已遠遠超出人類的想象力之外），但無所不在。這是一種至高無上的尊嚴，也是這個世界上權力的頂點。
明代永樂十八年（1420年），朝廷為了表示重視農業生產，建天壇於正陽門外——作為帝王祭天祈穀的場所。直至嘉靖年間，因蒙古部落多次越過長城奔襲京師，影響了皇帝出城祭壇，而特意在南郊增築外城，將天壇圈入安全區，可見天壇的重要。天壇祭禮必須皇帝躬親所行，至於日壇、月壇、地壇、先農壇等可令大臣代祭。祭天，是中國古代最莊嚴的儀式，代表整個民族在虔誠祈禱，祈禱風調雨順，祈禱國泰民安。
天壇占地約276萬平方米，卻是離神靠得最近的一塊淨土，是神的莊園。在偌大的北京城裏，恐怕隻有天壇的尊貴，堪與金碧輝煌的皇宮相抗衡——這分別是對神與人的地位給予最高級別敬重的兩組建築。而後者努力成為前者的化身，君權神授，人權隱含有天意。“天”作為宇宙的君王、時空的主宰，借日月星辰、風雷雲雨而顯形——這是一張表情豐富的麵孔，更令人敬畏的是它變化多端的心情。它對人類生活產生最直接影響的是農業——陽光與雨水是植物的靈魂。而農業在當時無疑是一個民族生存條件的基礎，也是其精神狀況的命脈。於是中國人把握天意的規律，發明了農曆：一年四季，十二月，二十四節氣。可以說中國人是最早破譯時間奧秘的民族之一。既是一種智慧，更是一種勇氣。
天壇作為我國現存最大的古代祭祀性建築群，使我對先民們的創造力充滿敬意，這是一種為了保護勞動而進行的勞動，這是以建築形式對時間的探索與表現。經曆漫長的膜拜天地的曆史之後，人類終於贏來了“戰天鬥地”的心理解放時代，驀然回首同樣發現：即使在既往的蒙昧歲月裏，人的精神也是不朽的。以祈穀壇的祈年殿為例——它本身就是一幢時間的建築，使時間具象化了。根據古人有關“天圓地方”、“天有九重”的原始認識，它被設計為圓形，建築高度為九丈九。殿堂中央的四根大圓柱子代表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各司其職。殿內中層的十二根柱子表示一年共有十二個月，外層的十二根柱子表示每天的十二個時辰。殿頂建築周長三十丈，象征一個月有三十天。將殿內中層與外層兩排柱子相加，數目是二十四，代表一年春夏秋冬的二十四節氣……祈年殿是一座象征性的建築，更是一門象征的藝術。這是一塊時間的紀念碑、建築史上的紀念碑：它使數學與時間、建築與時間獲得了藝術化的對應。這裏麵包含有先民們對時間的理解與詩意的表達——堪稱神話般的想象力。
祈年殿前的回音壁，想必聽夠了先民們對命運重複的呼喚，這一代又一代虔誠的嗓音，此起彼落，山鳴穀應，仿佛時刻期盼著豐收能從天而降，幸福能破壁而出。這自遠古傳遞過來的聲音，珍藏在牆壁的記憶裏，今天又回響在我的耳畔。這“天、地、人”之間的傳聲筒，這往事與現實之間的回音壁，在我感覺中像一隻巨大的耳朵，持之以恒地收集著人類善良的願望——連一聲歎息也不會潰漏。這是天空的耳朵，時間的耳朵，人類古老想象中神的耳朵。也許並不存在那一個傾聽者——有獨立意誌與無窮法力的傾聽者。但回音壁作證：呼喚者從來就不曾中斷過。或許祈禱本身，曾構成人類多災多難的生涯中惟一有效的安慰，以及精神上最大的收獲。祈禱的聲音持續著、回蕩著，說明人類從來就不曾喪失希望，即使在無知的黑暗中，仍然一往情深地呼喚著希望的曙光。這祈禱本身就是一種光明，穿透胸膛，穿透牆壁，穿透黑暗，穿透時間……徘徊在天壇那著名的回音壁前，我簡直覺得跟曆史隻有一牆之隔，甚至一紙之隔……哦，這是天堂的隔壁，這是曆史的鄰居。
皇帝被推翻之後，地壇也被辟作公園了，平民百姓皆可自由參觀。
我來北京之前，對地壇似乎就很熟悉了。因為讀過輪椅上的作家史鐵生的《我與地壇》：“我在好幾篇小說中都提到過一座廢棄的古園，實際就是地壇。許多年前旅遊業還沒有發展，園子荒蕪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記起。地壇離我家很近。或者說我家離地壇很近。總之，隻好認為這是緣分。地壇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坐落在那兒了，而自從我的祖母年輕時帶著我父親來到北京，就一直住在離它不遠的地方——五十多年間搬過幾次家，可搬來搬去總是在它周圍，而且是越搬離它越近了。我常常覺得這中間有著宿命的味道：仿佛這古園就是為了等我，而曆盡滄桑在那兒等待了四百多年……”實際上大地的祭壇等待過每一個人，包括你，包括我。有的來了，有的沒來。地壇老而又老了。我不止一次地拜訪過這座都市裏的廢園，每次都會回憶起史鐵生的《我與地壇》。不知道舊時代有多少文人墨客為地壇題過詩詞，可我偏偏隻記住了今人的一篇文字。或許因為它揭示了一個平民化的地壇——一位平民和一座神壇的關係？“我”與地壇，我與地壇——這個題目每每也會喚起我強烈的創作衝動。可我移居北京——如願以償地成為地壇的鄰居，卻無力寫一篇屬於自己的《我與地壇》，頗有點“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的感覺。是離地壇太遠了，還是太近了？
地壇，翻譯成白話，應該叫大地的祭壇。最初是明朝的皇帝為祭禮地神所建，位於北京城安定門外，與城東的日壇、城西的月壇、城南的天壇與先農壇遙相呼應、共成方圓。江山社稷，都是大地對人類的無私奉獻，而人類精心堆砌了一座感激的祭壇，以象征它在自己心目中的位置。形式並不重要，這是一次最徹底的心祭。土有五色，心卻隻有本色。但這種本色的愛會使祭壇裏的五色土呈現人性與神性疊加的光輝。人類在讚美大地的同時也等於讚美了自己在大地上的勞動。地壇裏很安靜，仿佛能聽見人類汗水墜落的聲音——這是從刀耕火種的年代傳來的。
如果說天壇是父性的話，地壇則是母性的。地壇表達了人類對母愛最高形式的回報——而這種特殊的愛是由大地給予的，無微不至。天父、地母、人子——神話是人類童年時代的產物，人類的童年就把自身與自然的關係模擬為家庭的結構。這種對天地萬物的詩意想象伴隨著它整個成長的曆史。直至今天，我們仍然對腳下的土地保持著嬰兒般的依戀。恐怕正是基於這種感情，中國古代的人民在他們的都城裏構築了神聖的地壇，以最默契的方式跟大地進行年複一年的交流與對話。祭祀大地，是人類向諸神致敬的所有禮儀中最樸素、最有親情色彩的一種了——它更多的是出於感激，而不是出於敬畏。大地是人類想象中最擬人化的一位神了。我們的糧食、建築、愛情、生死乃至肉體，都與大地唇齒相依——這是一位與人類同甘共苦、永遠處於哺乳期的女神。
國子監
路過這個叫國子監的地方，便會聯想到封建時代的科舉製度。如果說孔夫子是個教師爺，他推行的僅僅是私塾教育，那麼國子監算得上是最古老的大學了——而且是皇家學院。國子監的領導不叫校長，而叫祭酒（這名稱確實體現了儒家的傳統），別小瞧祭酒，他也執掌著四品官印。至於學生，則叫監生。他們進國子監幹什麼？還不是為了考狀元嘛。這是一項旱澇保豐收的教育——他們可比那些民間的酸秀才強多了，畢業後大多能分配到外省擔任縣級幹部，雖然隻是七品芝麻官，但前途無量；運氣好的還能留在中央直屬機關從事文秘工作。所以能進國子監的都是幸運兒，踏上了一條金光大道。所謂的“國子”，不就等於是皇帝的幹兒子嗎？
北京的國子監，是元代首創的。明清兩朝又將其發揚光大了。元代的遺址，已無任何建築物可尋了，隻留下一棵古柏、一棵老槐——據傳是當時的首任校長許衡親手種植的。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啊！現存的彝倫堂、大成殿以及林立的石碑，基本上都是明清留下來的文物。尤其作為校園中心建築的辟雍殿，建成時係由乾隆皇帝親自給剪的彩，皇帝還坐上講壇，主持了“開學典禮”，並即興演講，無非是要求大家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之類。這無異於聘請皇帝本人擔任客座教授或名譽校長了。皇帝夠給國子監麵子的。辟雍殿相當於大禮堂，彝倫堂則是校長辦公室，另有“四廳六堂”，作教師的科室、學生的課堂。不知圖書館在哪一間房子裏。我在國子監的古舊建築間漫步，逐一猜測它們的用途。國子監，可比劍橋、哈佛古老多了。
國子監是培養大學生的，貢院則是高考的考場。明清兩代，朝廷一般每隔3年舉辦一次會考，地點選在京師。明洪武四年（1371年）是首屆，在南京夫子廟附近的貢院舉行。永樂九年3月，將全國科舉會考地點移至北京。明朝時南京也有國子監，北京的這一座是後成立的，相當於它的分校吧。直至清光緒三十年止，500多年裏兩朝共舉行進士考試201科，取中進士51624人。國子監內最吸引人的就是那塊飽受風雨摧殘的進士題名碑了，鐫刻著所有進士的姓名。人都已不在了，隻留下一個個空洞的名字——但當時那種“金榜題名”的狂喜，仍然是可想而知的。
進國子監，就等於進名牌大學了；鯉魚跳龍門，需要縱身一躍。但聽汪曾祺老人說過，國子監後來也有不權威的時候：“（清朝）每年國子監收入的監照銀約有14萬兩，即每年不經過入學和考試隻花錢向國家買證書而取得大學畢業資格——監生的人就有八十二三萬。原來這是一種比烏鴉還要多的東西！”這等於說，國子監也在賣文憑。誰花錢誰就能成為監生——哪怕他連國子監的校門（集賢門）都未親眼見過。這比當今的函授啊夜大啊還不如。但由此可見：文憑在那時候就很吃香了。
國子監，今已改作首都圖書館的館址——倒也一脈相承，都是為了安慰讀書人的靈魂的。讀書才能成材，這在古今是一樣的道理。但國子監裏出來的人，雖然是科班出身，真正留名青史的也屈指可數。至少我所感興趣的明清文豪，似乎沒有誰是國子監畢業的。國子監：一所像培養士兵一樣來陪養文人的學校——培養出的也盡是些禦用文人。讓他們草擬點機關文件、首長發言稿、工作報告還行，卻絕對寫不出好詩來的——即使能寫，也脫不下宮廷詩人的緊身衣。所以國子監不知是幸運的呢，還是不幸的？500多年的教育，還不如孔夫子在私塾裏講的幾堂課生動、精彩且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