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說北海白塔是北京的小胖子，妙應寺白塔則絕對是大胖子：塔基麵積1422平方米，底部有高9米共三層的方形折角須彌座（由佛祖蓮花寶座演化而來），上承覆缽形塔身，塔身以上是重疊的十三層相輪和垂有流蘇的華蓋，華蓋以上還有高約5米、重達4噸的鎏金寶塔形的塔刹（俗稱金頂）。真稱得上是雍榮華貴，傾國傾城。可惜如今它被一大群灰暗的民居所包圍，被大商場和巨幅廣告牌所包圍，已無當年鶴立雞群的感覺。站在車水馬龍的阜成門內大街，我即使仰酸了脖子，也看不見那曾經脫穎而出的白塔金頂。是北京城長高了，還是白塔變矮了？
位於黃寺西側的清淨化城塔院，同樣以白塔金頂的美景著稱。據說從北三環中路中間往南看，就可以看到那座漢白玉石塔鎏金的塔刹和閃耀的垂帶。它是班禪六世的衣冠塔。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來北京給皇帝祝壽的班禪染病圓寂於黃寺，皇帝很悲痛，下令建造清淨化城塔院以示紀念，塔下安葬著班禪六世的經咒衣履。
西郊玉泉山北峰的妙高塔，創建於乾隆初，則更是占盡了天時地利。塔身潔白，覆缽上鑲嵌著黃色琉璃環帶，再加上藍天白雲掩映的金色塔刹，簡直完美無缺，被稱為“融合了漢、藏和印度諸風格於一體的巧妙建築”。它和玉泉山南峰的玉峰塔遙相呼應，如同雲河間的雙子星座，係頤和園西部風景。
中原地區以及南方流行的佛塔式樣，大多為樓閣式、亭閣式或密簷式。而這種覆缽狀的喇嘛塔，卻遍布北京（僅現存的就有百餘處）。譬如大覺寺的性音和尚塔、潭柘寺的舍利塔，都堪稱其代表。這恐怕跟北方少數民族屢次定都北京有關。元朝把在蒙藏地區廣泛傳播的喇嘛教奉為“國教”，喇嘛塔自然也就很容易在北京地區紮根並且繁衍了。清朝同樣很重視藏傳佛教，東黃寺、西黃寺（合稱黃寺）是清初極有名的喇嘛廟。西黃寺係為迎接西藏黃教領袖達賴五世於1652年進京朝見順治皇帝所建，故又叫達賴廟——從此西藏來京官員和喇嘛都喜歡住在這裏，相當於“西藏駐京辦事處”了。大清二百多年在京都修建的喇嘛塔，一點也不比元朝少。譬如前麵所說的北海白塔，即是順治年間的創舉。北海在清代屬皇家禁苑，順治皇帝特意把喇嘛塔蓋在了自己的後花園。但這種充滿異域情調的宗教建築（中國喇嘛塔的造型係由尼泊爾傳入）出現在北海，一點也不顯得突兀，反而多多少少有某種紀念意味：北海早在元朝時就是忽必烈的宮寢，而忽必烈曾親自下令在遼永安寺遺址建造了大白塔——北海的白塔，是否在模仿前者的王者之氣？還是渴望恢複元大都的輝煌？甚至連北海塔下新建的寺院，也一樣地叫做永安寺。清代的這座白塔，仿佛是元代的那座白塔的另一個化身：不僅是宗教精神方麵的因襲，而且象征著文治武功的重振……
北京的塔，並非隻有喇嘛塔一種。同樣是在元代，也建造過其他式樣的佛塔，今西四南大街丁字路口西南側磚塔胡同的那座“元萬鬆老人塔”，那是七級密簷式青灰色八角形磚塔，可以為證。昌平縣北部銀山的原古延聖寺基址附近，有七座金、元時代的舍利塔，也都是密簷式磚石結構。當地還流傳著“銀山佛塔數不清”的說法，因為除了這五座金塔、兩座元塔外，山巔坡穀還散布著大小數十座佛塔，大都是明塔、清塔——其中有喇嘛塔，也有樓閣式磚塔。可見自元代以後，更非喇嘛塔的一統天下。“銀山鐵壁”是燕京八景之一，其曆朝積累的塔林令遊客嗟歎：時光流逝，而寶塔長存……
東郊通州北城的通惠河畔，有一“燃燈佛舍利塔”，算是塔中的老人了。傳說係南北朝北周宇文氏創建，中經唐尉遲敬德維修。……近年來通過考古鑒定，其實是遼塔。清康熙十八年曾被震圯，隻剩下基座。康熙三十五年在原基座上修複了塔身與頂：磚木結構，密簷實心，八角形，共十三層，高約48米，圍足44米。乾隆皇帝下江南歸來，坐在運河的龍舟上，發現此塔的影子居然能倒映在相隔數百米的運河水麵，無比驚歎，寫下了“郡城塔影落波尖”的詩句。
北京金代以前的白塔，有的倒塌了，有的被拆毀了，所剩無幾。崇文門外原有一座建於金大定年間的彌陀塔，明景泰二年（1451年）更名為法藏寺塔。這座高十丈、共七層的空心塔，可供遊客順著樓梯攀爬——站在頂層，一直能望見香山，即從北京城的東南角望到西北角，視線毫無阻礙。可惜堅守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這座苟延殘喘的古塔還是被拆除了。因其岌岌可危，布滿裂痕，而且像比薩斜塔一樣站不直了。房山雲居寺，令人欽敬之處，不僅在於它珍藏著曆時千餘年的隋唐石刻經，還在於其擁有北塔——在這座八角筍形的唐代舍利塔四角，又各有小唐塔一座，分別建於唐睿宗景雲二年、太極元年（710年、712年），和唐玄宗開元十年、十五年（722年、727年）。我去雲居寺參觀，撫摸著冰涼的磚塔，有夢回唐朝之感。它是有福的，居然像唐詩一樣流傳下來了，戰勝了時間！與北塔相對，原來還有一座南塔，係建於遼代天慶七年（1117年）的壓經塔。北塔尚存，南塔卻不幸毀於劫亂。
建築學家梁思成，是很反對對古塔的破壞的。西長安街上，原有金代慶壽寺雙塔，非常漂亮。可惜解放後擴路時還是將其拆除了。梁思成感到無比痛心：“對北京這個曆史留下來的傑作，我們不能輕舉妄動，它是封建社會的精華，它完整地反映了封建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像龍須溝這樣的地區當然必須改造，但是比如像西長安街上金代慶壽寺雙塔，為什麼一定要把它拆掉？為什麼不能把它保留下來做為一個街心小綠地看一看？”雙塔的消失，在他心中就如同老北京的兩根肋骨被抽掉了。
如今的北京，還剩下多少座古塔呢？還剩下多少根老骨頭呢？
林語堂認為在中國所有的寺廟建築群中，寶塔是至關重要的部分：“事實上，最古老的寺廟惟一保存下來的部分通常就是寶塔。它就像一個花瓶，孤零零矗立在那裏，完全依賴線條與形態的安排來體現其造型之美。在西方城市中，教堂的尖頂為人們提供了陸上標誌；在中國的風景中，寶塔起著與之異曲同工的作用。”也虧他能想得出來——把寶塔比喻為東方的花瓶。隻是這花瓶的存在並不是插花之用，而是為了供奉聖徒的遺骨，抑或收藏佛經（通常壓在塔基的地宮之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與西方教堂的尖頂具有同樣的神聖性與號召力。“塔是中國風景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它是一種高閣式建築，底寬邊窄，但與閣不同的是，它不用於居處，而用於表現佛學。”當然，外來的佛教思想有時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國傳統宗教的影響——因而產生了那種經過變形與修飾的樓閣式佛塔或密簷式佛塔，有著純屬裝飾性的不透光的窗戶，懸掛在翹簷下的風鈴，圓形、六角形或八角形等多種形狀……林語堂覺得這種類型的佛塔有兩個絕好的代表：北京西北角位於郊區的五塔寺和西山附近的碧雲寺。尤其後者（乾隆皇帝於1748年命人修建的佛塔），“是同類建設中最為完美物”，共十三層高，登上塔頂盡可遠眺北京城。
林語堂同樣也很關注北京的一些印度支那風格的舍利塔，把北海白塔列為最突出的代表，它與妙應寺白塔堪稱“絕妙的一對”。他談論妙應寺白塔尤其有趣，偏偏認定它狀如意大利紅地勤酒瓶——這是北京城裏一瓶古老的洋酒？他還感歎：“康熙和乾隆皇帝時期，白塔寺得到了很好的保護和修繕，但如今的白塔已陳舊破敗不堪，寬敞的寺院成了定期廟會的場所，成了廢銅爛鐵、水果蔬菜的交易市場。”民國期間，白塔寺的廟會確實很有名：小商小販們在莊嚴的白塔底下念著生意經。隻是解放後就取締了。不知道白塔，究竟是喜歡熱鬧呢，還是喜歡清靜？
在林語堂眼中，北京的塔要麼像東方的花瓶，要麼像西洋的酒瓶。總之，這種宗教建築帶有器皿的性質。一種被放大了的富於審美趣味的器皿，一種神聖的儀仗。
陶然亭
舊時人去陶然亭，一方麵是看風景，另一方麵則為了訪墓。陶然亭一帶，名士與百姓的墳墓頗多，所以風景也帶有某種感傷的味道。古往今來，總有人喜好尋味這份悲劇之美——如果死亡算得上最大的悲劇的話。陶然亭的風景雖然像是經過低調處理，但那一抹若隱若現的灰色恰恰最能觸動來訪者的衷腸，令其念天地之悠悠。張中行如此點評：“（陶然亭）重點在北麵，幾處滿生蘆葦的池塘，小丘上野草圍著一些荒塚，一派蕭瑟景象。”但陶然亭之魂魄，全集中在這墳頭草青青的既頹廢又動情的畫麵裏了。亡靈們的世界是最富於神秘感的。
去陶然亭，無法繞過石評梅和高君宇這一對烈火情侶之墓。據說廬隱的小說《象牙戒指》，描繪的就是他們的故事。其中有一句“我以矛盾而生，矛盾至死”，最能標誌“五四”時期才女石評梅的典型性格。高君宇烈士安葬時，作為未亡人的石評梅題寫了這樣一段墓誌銘：“我是寶劍，我是火花。我願生如閃電之耀亮，我願死如慧星之迅忽。——這是君宇生前自題像片的幾句話，死後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無力挽住你迅忽如慧星之生命，我隻把剩下的淚流到你的墳頭直到我不能來看你的時候。”這簡直是一首肝腸寸斷的好詩：死者對生者的遺言，生者對死者的懷念，全包容在那銘心刻骨的字字句句裏了。生死兩茫茫，唯有淚千行。等到石評梅的淚水最終流盡的時候，毗鄰而立的她自己的墓碑則極其簡單，除了“國立北京師範大學體育教員，石評梅先生之墓”這一句碑文，留下的則是空白與無言。除了高君宇，還有誰更能了解她、慰藉她呢？跟他們兩位的劍膽琴心相比，梁祝化蝶的傳說，也顯得過於婉約與虛無了。當然，它們都命中注定無法擺脫悲劇的基調。石評梅的同鄉青茵在《陶然亭訪墓記》中有較客觀的評價：“石評梅的愛情的象牙之塔是建築在新舊時代的邊沿上，她的希望寫在水上，她的理想築在沙上，她聰明而又多愁善感，她是一位‘情癡’和唯情主義的女兒，珍重愛情而輕視生命，但是重要的關鍵是在這裏：她珍視愛情卻又不能控製愛情，因之，她不是愛情的主人，而是愛情的奴隸。從某一個場合來說，她像是一股從地獄裏噴出來的火焰，但是這火焰在未燒毀那些舊世界的囚枷之前，卻首先燒毀了自己。”訪墓之餘，能推人及物地對愛情作出如此辯證的判斷，也算是意料之外的收獲。
陶然亭西側小丘坡上叢塚中，較有趣味的還有鸚鵡塚，醉郭墓以及香塚。尤其香塚，是紀念一位杜十娘式的“義妓”的。碑銘寫得頗傳神：“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終，明月缺。鬱鬱佳城，中有碧血。血亦有時盡，碧亦有時滅，一縷香魂無斷絕……”張中行來陶然亭踏青時偶遇此塚，讀銘讀詩，以為黃土之下確有其人，甚至聯想到法國的茶花女之類。後查資料，才知這位所謂的晚清“義妓”——其人其事乃至其墳，全是當時一位姓張的禦史偽造的。為並未存在過的人造墓，且虛構一段才子佳人的淒婉故事迷惑了眾生，香塚堪稱陶然亭一絕也。幸好張中行對此挺寬容：“放眼曆史，這樣來一下好玩的事很不少，西湖有蘇小小墓，虎丘有真娘墓，等等；擴大些說，唐人傳奇式的故事多半可以入此類。”中國漫長的封建時代，理想化的愛情大多隻能埋葬在一塊黃土裏——作為無法再被破壞的完美結局。說得更徹底點，它隻能埋葬在人們的想象中。在這種情況下，這類虛擬的墳墓相當於富有逼真感的露天劇場，為感動觀眾而營建。對那些口耳相傳的可歌可泣的劇情，還是寧信其有吧。
香塚是假的，賽金花的墓倒是真的——她確實安葬在陶然亭。她也是妓女出身，在八國聯軍侵占北京時還出了點風頭：給一位德國將軍當上情婦，後來還去歐洲晉見過維多利亞女皇和威廉皇帝。賽金花這個名字，今天的中國人念起來總有點拗口。或許，這就是恥辱的感覺吧？她在曆史上惹的是是非非我們姑且不議，一切都已交給黃土來評價。但是三尺之下，她會對自己的一生作何感想呢？西方的詩哲說過“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隻是對賽金花這樣的“弱者”，我們在非議的同時卻不敢寄予絲毫的同情。青苗在半個世紀前的《陶然亭訪墓記》中，倒是有勇氣說了些溫和的話：“賽金花的墳墓，就斜對著陶然亭，沒有鬆柏，沒有白楊，一片寂涼的荒野，我相信，那位名媛的孤魂在這荒涼的地方會覺得寂寞的吧。”生前最熱鬧的人，死後常常最冷清。那時候，賽金花的墳塋雖坐落於不毛之地，但至少還能尋找得到半堆黃土和一塊殘碑吧。如今我再去陶然亭，按圖索驥，發現這位著名的交際花的荒塚早已被夷為平地，原址已沒有任何標誌。當初那些曾經“驚豔”的高官巨賈（包括她本人在內），是怎麼也想象不出一代名花會落得個這樣的下場。所以陶然亭雖確有賽金花之墓，但已名存實亡。
陶然亭之側，還有個鬆柏庵，荒塚密布，雜草叢生，辟有六十多畝的梨園義地（公墓）。最初是程長庚大老板，於1871年倡議買下了一塊地營建“安蘇義園”，動機很明確：“我們這些南方的藝人，一旦客死都下，連掩埋七尺之軀的一塊黃土也難得。從皇上到那些權貴大人，隻看台上取樂，不知台下寒苦。多虧我們鄉裏同舟共濟，置辦下這塊塋地，從此藝人們得有長眠之處了。”後來梨園子弟又繼續籌資，使公墓的範圍不斷擴大。民國初年，京劇界三巨頭梅蘭芳、楊小樓、餘叔岩率先登台義演，集資增設了梨園先賢祠堂。後來，楊小樓、金少山等都安葬在這裏。隻是像金少山這樣的一代名角，臨終時連副棺材都買不起，全靠同行捐助才得以安葬。這也是“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的一個例子。生前的榮華富貴，皆是過眼煙雲。陶然亭啊陶然亭，什麼話也不說。
捫心自問的陶然亭。守口如瓶的陶然亭。
東交民巷
東交民巷是作為北京最早的使館區而出名的。明朝時接待各國來京的外交使節及留學生的賓館就設置於皇城正門以南的東江米巷，鄰接著中央各部署衙門集中的辦公區（包括負責處理外交事務的禮部和鴻臚寺）。清朝時縱然奉行閉關鎖國政策，但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國門還是被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英、法、德、俄、美、日、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荷蘭等帝國主義國家爭相在東江米巷一帶開設使館，形成比較集中且初具規模的外國使館區。為追求地名的審美效果，東江米巷也就根據諧言改為東交民巷。但東交民巷被正式劃為使館區，文字記載還是見諸義和團運動失敗後清政府簽訂的屈辱的《辛醜條約》，明文規定“各使館境界，以為專與住用之外，並獨由使館管理，中國民人，概不準在界內居住，亦可自行防守”。於是這一區域的清政府各衙署及土著居民全部拆遷，各國使館還建立了駐紮本國軍隊的兵營，並構築了耀武揚威的炮壘與界牆。這是中國大地上最早出現的“華人與狗不得擅入”的禁區。
據說義和團運動時各國就以保護使館為名，抽調大量兵力入京，在東交民巷各路口張貼“往來居民，切勿過境，如有不遵，槍斃爾命”的布告，並無故槍殺過路百姓。這導致了義和團攻打使館達五十六天的戰鬥。東交民巷也就在《清史》裏留下醒目的一筆。
直至1949年北京解放，東交民巷才真正地收歸國有。新中國成立後，隨著與世界各國陸續建立新的外交關係，新的使館區在建國門附近的雅寶路及三裏屯兩處平地而起。印象中三裏屯的使館區以當時的第三世界國家居多數，而美國、蘇聯等國家使館都駐設在雅寶路。記得中蘇關係緊張時，我還是個外省的學童，卻聽過許多大同小異的反間諜故事。開頭總是說“從夜深人靜的蘇聯使館大鐵門裏，悄悄駛出一輛神秘的伏爾加轎車……”陰森的故事氛圍使作為聽眾的我渾身發冷。成年後來北京了，偶然路過前蘇聯使館，發現並不像想象中那麼神秘。那些道聽途說的克格勃故事帶有那個時代的烙印。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現在最令人注目的是美國使館，據說每天清晨等待辦理簽證的人群能排成長陣了。出國熱愈演愈烈，十幾年來，那麼多人頂風冒雨排隊去美國，此不禁令人想到閉關自守的清朝——恰成鮮明的對比，那時候國門是被撞開的，現在則是主動開放的。這是門的兩種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