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篇：“古今大變局”的開端
近代,是中國文明裂變與再造的時期。西風東漸之下,傳統醫學與傳統文化的其他領域一樣,不可避免地步入了著名中西彙通醫家唐宗海所稱的“古今大變局”中。在這個“變局”裏,人們要麵對的不僅是醫學知識與思維的差異,更有社會整體環境改變下的適應與生存問題。近代,是中國文明裂變與再造的時期。
雖然依通常的劃分,“近代”隻是從1840年起到1949年止的短短110年,在源遠的曆史長河中並不起眼,但其間,中國社會、思想和文化的改變之劇,遠遠超過此前的三四千年。在此,我們且不去細數這110年間的激蕩政治風雲,但我們必須認真審視文明的蛻變,因為它實實在在地影響了中華文化發展的軌跡。
中西醫學文明的彙聚
近代中國文明之變,有的屬大破大立、發聾振聵之舉,像廢科舉興學堂、白話文運動、科學與玄學論戰等等,轟動一時,堪稱近代思想啟蒙的標誌性事件。有的則無聲無息、潛移默化,像火車、輪船、報紙、照相、電影等新事物,開始不過是在“奇技淫巧”的批評聲中零星出現,但一兩代人之後就已成為時尚,甚至成為習慣。物質與技術對文明的影響力,比思想衝擊更為持久,甚至更不可逆。
人類生活中,病痛是一個永恒的問題。各個古老文明都有自己獨特的傳統醫學,造福人類。中國的中醫學在這方麵尤為突出。因為在長達數千年的曆史中,中國的文明沒有發生過大的斷裂,中國人的生活環境沒有發生大的改變,這對於中醫學的發展極其有利——理論框架長期穩定,醫學思想和醫療技術經受反複驗證,有效醫藥經驗可以不間斷地累積增多。
廣東僻處嶺南,與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中原地區相距較遠,在古代更因交通不便,文化開發較晚。中醫藥雖然在漢晉時期已有傳入,但要到宋元之際才開始普及和發展。然而嶺南炎熱多病的環境,恰適合中醫藥大展身手,因而很快在民眾中有了良好的基礎。明清時期廣東作為對外交流的重要口岸,商品流通,經濟繁榮,醫藥商貿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這也促進了醫藥知識的普及。清中晚期的廣東已經成為傳統醫藥業的重鎮。
但是習慣了傳統醫學的中國人,與其他領域一樣,在清末民國也開始麵對一種完全不一樣的醫療文化——近代西醫學。處於對外開放前沿的廣東首當其衝。
言“西醫”,之所以要加以“近代”二字,那是因為西方醫學有古代、近代(20世紀中期以來已發展成現代醫學)之分。古代的西方醫學,指以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為代表的傳統西醫,它在形態上與古代中醫、古代印度醫學等隻有內容上的不同而性質類似,都是以哲理性的醫學理論為基礎,統係著豐富的醫療技術與經驗。而“近代西醫”,指的是歐洲文藝複興以來,在近代科學興起的背景下形成的新式醫學體係,它以觀察和實驗的科學方法為手段,分化出係統細致的基礎與臨床學科,以社會化的公共衛生觀念介入國家行政等。這些對近代中國人來說,無疑是一種新的醫學體驗。
貿易與宗教,是文化傳播的兩大推手。但前者逐利來去,缺乏恒久。例如在1840年之前,以英國東印度公司為代表的外國來華貿易者中不乏西洋醫生,但主要限於為外國人服務,缺乏在中國立足的意願。唯一有影響的是將西方預防天花的牛痘法傳入中國的東印度公司外科醫生皮爾遜(Alexander Pearson,1780-1874),他也主要是通過培訓中國助手邱熹等來開展工作的。實質上，貿易並沒有促進西方醫學在中國廣泛傳播。
而宗教,則具有利他性和大眾性,對文化的傳播更為持久和堅韌。西方的基督教傳教士們,在清代中後期懷著“拯救”中國人的想法,前來傳播“真理與文明”。但是在接觸中他們發現,基督教義與中國的信仰傳統差別極大,要想深入接觸中國人,最有效的方法是利用各種世俗的科學與技術。西方正在蓬勃發展的近代醫學,令一向有關懷病苦傳統的教士們多了一個有力的手段。近代西醫學正式傳入中國,早期正是附宗教之驥尾而來。
圖1彼得·伯駕像“以醫傳教”下的西醫滲透
通過醫學來促進基督教傳播,是謂之“以醫傳教”,廣東正是這一思想的發源地。
1834年,一位擁有醫學博士頭銜的美國傳教士彼得·伯駕(Peter Parker,1804-1888）（見圖1)，受美國教團美部會的派遣來到廣東。在當時,由於來華教士患病常常難以得到合適的治療,伯駕傳教之餘在醫學方麵的使命本來是為其他教士服務。但是伯駕以自身的體會,發覺通過醫療或可更好地接近中國百姓,於是在1935年,他依靠一些外國人及十三行中國商人的捐資,在廣州開設了1間“眼科醫局”,因其位處十三行內的新豆欄街,故又稱“新豆欄醫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