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師，依我看，蔣介石是寧肯丟了山西，也不會放棄上海！上海是他發跡之地，是他的命根子，距離他的老巢又近，他一定會下血本，拚死守衛的！”
阪桓嘿、嘿地笑道：“你的判斷與我不謀而合。你長進了，有出息啦！”
“有道是名師出高徒嘛！強將手下自然無弱兵！”
柳原振雄不失時機地奉承說。
阪桓果然很受用，但又不無遺憾地說：“在國內動身前，我曾向軍部請求調你任我的參謀長，可是杉山陸相沒有同意，說香月君也提出你出任支那派遣軍參謀長，他也沒有同意。還說你另有重用。看來你在北平也呆不長啦。”
“恩師，你說會調我去哪兒呢？”
“唉呀！這可真不好猜！華北戰場不是，西北戰場不是，難道調回國內？這也不可能啊！正是用人之際……”
兩人相視片刻，同時叫喊：“上海！”
1937年7月7日夜，日軍中國駐屯軍在北平西南挑起盧溝橋事變。以此為標誌，籌劃已久的日本全麵侵華戰爭終於爆發了。
蔣介石雖然在廬山上發表了抗日宣言，但是他心裏沒有底，他不知道麵對日本的全國動員，自己有沒有力量打嬴這一場史無前例的戰爭。他與何應欽、陳誠等人仔細、認真地盤點過自已的家底。至1937年8月，全國總兵力為180萬；火炮不足1000門；裝甲兵更是可憐，1928年南京政府向英國購買了“卡登-洛伊德”一噸半小型坦克24輛，隸屬教導第1師；1935年又從英國購買“維克斯”兩棲坦克32輛，編成戰車教導營，附屬於交輜學校進行訓練。1937年初又向德國訂購“Ⅰ號”坦克16輛。到1937年5月中旬，國民政府以戰車營、步兵炮營、摩托車連、裝甲汽車隊、高射炮營合編為陸軍裝甲兵團，調25師副師長杜聿明為團長。空軍比裝甲兵好不到哪兒去，到1936年6月前，國民政府中央所屬的空軍有14個中隊。7月，兩廣事變時，廣東的空軍投奔中央，又增加了9個中隊。同年10月，全國各地及海外華僑共捐獻了470萬元，以捐款購得飛機68架。1937年5月，政府分全國為6個空軍區。實際成立的隻有第一(南京)、第二(南昌)空軍區司令部。到1937年8月，全國空軍總計有飛機約600架，其中作戰飛機隻有305架。
他深知日本軍國主義者之所以敢於發動七七事變，就是欺負中國是一盤散沙。他的國民政府樹敵太多，且不說與他兵戎相向、打了整整10年的共產黨，就是從南到北的大大小小的軍閥們就讓他傷透了腦筋。從1927年直至1937年，南京政權就沒有真正在整個中國統一過，隨著張學良在東北易幟，中國在形式上雖說是達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統一，但是各地軍閥武裝割據、各行其事、中央的政令被視為一紙空文、可有可無。山西的閆老西、華北的宋哲元、綏遠的傅作義、山東的韓複渠、河南的馮玉祥、四川的劉湘、雲南的龍雲、湖南的唐生智、廣西的李白黃、廣東的陳濟棠，那一個也不是省油的燈。
1935年，正當自己全力剿滅已經十分衰弱的紅軍時，桂係軍閥李宗仁、白崇禧卻又在後院挑起戰事，聯絡廣東的陳濟棠、山西的閆老西、河南的馮玉祥，在中原好一番大戰，一時間鬧得他手忙腳亂。
好在李宗仁、白崇禧頗識大體， 1936年9月，以李宗仁、白崇禧為首的桂係軍閥決定以全國抗日大局為重，擬定了“九條和平協議”，終於與南京國民政府和談成功，國民政府自然高官厚祿加以籠絡，下令李宗仁為廣西綏靖主任，白崇禧任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從此結束了自1929年以來，蔣桂之間的軍事對峙局麵。從“九條和平協議”中的“解放抗日救國運動及言論、集會、結社自由；調中央軍北上抗日；恢複各方交通；確定抗日計劃及時期，務求在最短期間實現”……等內容便可以看出，李宗仁、白崇禧對抗日的態度還是很積極的。蔣介石也擯棄前嫌，主動邀請白崇禧入京供職，白崇禧表示隻要中央有抗日的決心，他可以入京效力。
就在這時，張學良與楊虎城兩位愛國將軍於1936年12月12日，發動了“西安事變”，兵諫老蔣抗日，李、白二人則采取了中共代表張雲逸提出的“逼蔣抗日”的方針。
“西安事變” 的和平解決，使蔣介石看清了共產黨是真正要抗日的，他放心了。然而，他對軍閥們還是不放心。這些地頭蛇隻知道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有槍就是草頭王，能聽命於南京中央政府嗎？能擁戴他蔣介石抗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