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馳騁鄂豫皖-十三、國燾的三板斧（1）
1931年5月6日，王明等人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指示，規定中央局的責任，應當是中央在當地的直接代表。他有權否認黨委的決議，甚至有權力解散黨委，領導黨委，幫助黨委工作。中央局應指定鄂豫皖蘇區的革命軍事委員會，統帥此地區的一切武裝力量。根據王明等人這一指示，張國燾經過一個多月的思想、組織準備後，於5月12日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在新集召開會議，宣布了中央的決定：撤銷鄂豫皖特委，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和新的革命軍事委員會；指定張國燾、陳昌浩、曾中生、舒傳賢、徐寶珊、王平章、蔡申熙等為中央分局委員；張國燾任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沈澤民任分局常委兼鄂豫皖省委書記；陳昌浩任分局常委兼分局組織部長；曾中生、曠繼勳為軍委副主席；黃超任軍委秘書長，蔡申熙任參謀長，王培吾任政治部主任。紅軍和地方武裝統歸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同時，張國燾還對紅4軍領導進行了調整，部隊進行了擴編。軍長曠繼勳，政治委員曾中生，政治部主任陳定侯。下轄第10師，師長劉英，政治委員康榮生；第11師，師長周維炯，政治委員餘篤三；第12師，師長許繼慎，政治委員龐永俊；第13師（警衛師改編），師長徐向前，政治委員陳奇。全軍近20000人，每師步槍3000餘支，短槍600餘支，每團重機槍6挺。各地獨立營、團和赤衛軍，總數在20餘萬人。張國燾根據中央指示宣稱：“在這一蘇區與江西中央蘇區打通以前，中央分局完全直屬於中央政治局，其職權係代表中央而高於各省委。”
由張國燾的過去可知，他是一個權勢欲極重，而且野心極大的人，王明的錯誤助長了他的軍閥個人主義。1961年，張國燾在移居加拿大期間，應美國堪薩斯大學的約定，花了4年的時間，撰寫了一部洋洋灑灑百萬言的回憶錄《我的回憶》。他在書中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心跡：“鄂豫皖蘇區則為長江以北的主要核心，我們希望以那裏為起點，向北發展，以期在長江以北掌握更廣泛的地區。”“大好中原，正是便於馳騁的所在，我為之向往。” 張國燾在組織上完成了他實行個人獨裁的軍閥主義統治。現在，他手握著中央全權代表、中央分局書記、鄂豫皖蘇區軍委主席三個大權，生殺予奪，隨心所欲而誰何？
鄂豫皖蘇區在原特委和曾中生領導下，取得了兩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根據地的經濟基本上得到了恢複，紅軍和地方武裝力量也得到了很大發展。對於這一點，張國燾在5月24日給中央的報告中也不得不承認：“這一蘇區是有了相當的基礎，在這一基礎上已產生了強有力的紅軍，”“群眾對紅軍是非常擁護的”；3至5月反“圍剿”的勝利，就是“紅軍、蘇維埃已具備一些基本條件，並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他承認曾中生、曠繼勳和餘篤三到鄂豫皖蘇區後，形勢“有了相當的轉變”，他們“努力對付敵人‘包圍會剿’，獲得一些成績”。但是，張國燾為了達到個人獨裁的目的，順利地排除異己，卻認為曾中生對糾正立三路線錯誤，鞏固發展紅軍和根據地，團結整個幹部而得到了當地同誌的一些信用，“並不能證明特區黨內的路線就已經是正確的了”他“仍然是對立三路線的調和”。張國燾在報告中還說：“這一蘇區活動最力的反動組織是改組派，他們的領導人物，多半是從前武漢時代國民黨省委張國恩等和我們的董必武同誌等，在武漢時代我們黨和國民黨左派共同的活動分子。”張國燾在11月25日給中央的報告中，甚至說鄂豫皖蘇區“長期執行了非布爾什維克的路線，黨內充滿了地主、富農、資產階級、商人、高利貸者，特別是在領導幹部中。”
張國燾三權在握後，積極推行四中全會後的中央與共產國際遠東局於1931年2月商議擬定的《土地法草案》，實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土地政策，實行“一律沒收，重新分配”的做法，使土地分了一次又一次，“鬧了很久，······也沒有得到一個正確的解決，以致弄得大家頭暈不耐煩”。（《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土地革命鬥爭史料選編》第471頁、542頁。）
6月11日，張國燾為了貫徹中央於5月6日通過的關於鄂豫皖省委的決議，他主持召開了中央分局常委會，通過並發出第3號通告《政治形勢與鄂豫皖蘇區黨的任務》，對根據地的形勢作了過“左”的錯誤分析：“我們在反包圍會剿的鬥爭中，已經從反攻轉入大舉進攻的過渡時期”；提出要“根本改造職工會和蘇維埃政府”；實行“對反動家屬可以罰他做苦工，否則驅逐出境，不得分配土地”；主張“把捐稅的負擔移至有財產的剝削階級身上”，對民族工商業施以重稅，實行不適當的提高工人工資和縮短工時的勞動政策。
5月中旬的新集會議以後，張國燾到皖西金家寨會見了省委書記沈澤民。他們對皖西的工作十分不滿意，說皖西的黨政負責人“對領導不熱情”，指責皖西“黨的組織簡直不像共產黨”，“一般同誌不懂得馬列主義是何物”。他特別指責“紅軍將領態度跋扈”。皖西根據地的黨政軍領導同誌對張國燾和沈澤民的不實指責，表示了不能接受的意見。張國燾以不服從領導為由撤換了許多地方幹部。（《不屈的共產黨人》第217頁）舒傳賢對張國燾推行的一係列極左錯誤做法以及對根據地黨政軍工作不切實際的指責表示了不同意，張國燾對此懷恨在心，伺機打擊。不久，張國燾揪住舒傳賢曾被鄂豫皖特委揭下的所謂“妥協改組派”的帽子不放，不準他以中央分局委員身份參加中央分局的工作。同時，張國燾還寫報告給中央，說舒傳賢“對改組派曾有不堅定不敏捷的政治錯誤”；接著，張國燾成立了一個審查委員會，以莫須有的罪名將舒傳賢開除出中央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