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馳騁鄂豫皖-十三、國燾的三板斧（2）
麵對張國燾不切實際地對鄂豫皖蘇區黨政軍各項建設的全盤否定和無理指責，以及對舒傳賢、餘篤三、徐朋人等同誌的不公正處理，以曾中生為首的黨和紅軍幹部，紛紛據理駁斥。曾中生以大無畏的鬥爭精神，用大量事實駁斥了張國燾強加的“鄂豫皖紅軍中沒有真正的黨”等錯誤指責。軍長曠繼勳、軍政治部主任曹大駿、軍政委龐永駿、原軍委總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紅12師師長許繼慎等，對張國燾推行的“左”傾錯誤政策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和堅決的抵製。“許繼慎經常講張國燾是老右傾機會主義。為這件事，張國燾很討厭他。”（徐向前《曆史的回顧》第157頁）對於許繼慎，張國燾說；“我早認識的第11師師長許繼慎是一個才華畢露的軍人，愛談政治”，“對鄂豫邊區軍事上有過很大貢獻”，原特委和紅4軍領導人“處理這個區域內的軍事和政治”都很重視許繼慎的意見，“師長之中又數許繼慎為最能幹。”（注：張國燾《我的回憶》）起初，張國燾是想拉攏許繼慎，但他“批評中央一意鞏固蘇區的政策，認為這帶有保守的色彩”。“他主張紅軍自由發展”，“以期獲得迅速發展”的意見。張國燾根本就不能接受，而且，張國燾“覺得許繼慎充分表現了軍閥主義的傾向，非糾正不可。”（注：1931年11月，張國燾在黃安縣委及軍區黨委聯席擴大會議上所作的結論。）
張國燾十分惱恨紅4軍領導人對他的批評，便利用職權，組織力量對曾中生、許繼慎等進行了兩天圍攻，雙方爭論十分激烈。“在正式會議中，一般同誌均同意中央分局的路線及決議全文，至多在會場上對中央分局有一些次要的批評而已。但在會場上就有許許多多同誌中之議論，表示其對中央分局之不滿，不是說中央分局督促批評太嚴，就是說中央分局使黨員恐慌離心，不敢說話，不敢做事。······此種言論並未遇黨員群眾的反抗，就是中生同誌也經過了中央分局與他的兩天會，批評說服他對中央分局之不滿是正確的。在他完全承認錯誤與允許在中局路線傳達到四軍中去後，中央（分局）才讚成他繼續四軍政治委員之工作。”（《鄂豫皖中央分局國燾報告蘇區發展經過及肅反勝利原因》1931年11月25日。）在這次會議上，“許繼慎成為批評的對象，是這次大會最緊張的一幕”。（注：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
6月29日，張國燾在會議總結中說，黨委之間發生意見分歧，應以書記為準。“工農同誌在工作中犯了錯誤，黨可以原諒三分，倘是知識分子同誌犯了錯誤，就要加重三分，這是很正當的辦法。“（成仿吾《記叛徒張國燾》第9頁。）後來，這些竟成了張國燾實現並加強其軍閥主義獨裁的理論之一。張國燾還把黨和紅軍幹部對他的批評和不滿情緒，說成是“一種反中央分局的暗流”，他強調“富農路線是主要危險，要堅決反對富農。”會議作出了《政治決議案》，強調要“加緊肅反工作”並作為鄂豫皖蘇區“目前最基本最迫切的任務之一。”
這次會議製定了蘇區黨政軍十大任務，其中包括：擴大紅軍和蘇區；武裝農民；執行正確的土地革命政策，糾正土地革命中的“左”傾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改善工人生活；加緊肅反；解決蘇區問題；在國際路線旗幟下，實行黨的改造，淘汰不堅定分子，引進和教育工農幹部，嚴密黨的紀律等。
7月14日，鄂豫皖中央分局發布“反富農問題”的第7號通告。張國燾命令各級黨組織開始了大規模的“重新分配土地”和“反富農”的鬥爭。在實際實行中，一些有輕微剝削行為的富裕中農被化成了富農，一些富農被升格為地主，一些略有耕地、農具和幾畝菜園或果園的佃農，也被作為富裕中農甚至定為富農予以打擊；為地主豪紳抬過轎子的轎工，被當作狗腿子加以處治；把小商人作為富農或剝削分子沒收其財產。這樣一來，張國燾搞亂了根據地的階級陣線，斷絕了富農的經濟出路，斷絕了地主的生活出路，損害了中農的利益，甚至連貧農、雇農也受到一些打擊，削弱了可以團結和能夠中立的力量，樹立了更多的對立力量，使貧農處於孤軍奮戰的不利局麵，因而損害了土地革命的成果，使根據地的經濟日益蕭條，也危及到根據地的安定與鞏固。
張國燾為了達到集鄂豫皖根據地大權於一身的目的，采取了大換班的辦法，並實行愚民政策，撤掉了許多有文化、有實際工作能力的地方幹部。他將省蘇維埃主席王平章調去當黃梅縣委書記，找了一個目不識丁的婦女當省蘇代主席；黃麻地區8個縣委書記被他換掉了7個。（注：成仿吾《記叛徒張國燾》第25頁。）
在統戰政策上，張國燾認為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不可能存在第三勢力或中間營壘，因此，他沒有利用中央軍和西北軍之間日益尖銳的矛盾，壯大抗日反蔣力量，反而拒絕了與吉鴻昌聯合反蔣抗日。張國燾後來回憶說：“不會運用統一戰線的這一事實，不但表現在中央蘇區，在鄂豫皖也曾發生過同樣的現象，吉鴻昌在失敗了的時候，甚至公開說，‘最後無出路的時候，我隻好找共產黨聯合’。但是我們也沒有利用敵人裏麵的消極情緒，而我們提出的正是決不妥協，決不讓步。如果我們當時采取了正確的策略，我們當時的情況也不會這樣。“（注：張國燾《關於民族革命的高潮與黨的策略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