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馳騁鄂豫皖-十五、白雀園肅反（4）
1931年9月19日，鄂豫皖中央分局發出指示：“把知識分子從黨內洗刷出去”。10月，鄂豫皖中央分局機關報《列寧報》發表社論說：“什麼是黨內異己分子？就是那些出身地主、富農、資產階級而沒有正真無產階級化的分子。他們多數是知識分子。”（注：於吉楠《張國燾和<我的回憶>》，第142-143頁。）張國燾在“肅反”中還采取斬盡殺絕的十分殘忍恐怖的血腥政策，究竟殺了多少知識分子，哪個說得清楚？張國燾不斷加緊“肅反“才兩個多月，僅在紅4軍中就“肅清了1000個改逆、AB團、第三黨分子和將近兩千個富農”。在1000個改組派中，“有700多個共產黨”，而當時整個鄂豫皖蘇區的共產黨員總數才12000多人！（注：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係》第124頁。）張國燾在這一罪惡的大肅反中，肅掉和排斥、清洗了部隊中的大批知識分子，以及有戰鬥經驗、勇敢而機智的幹部，使紅軍在軍事理論、作戰指揮能力上大大削弱，整個部隊元氣大傷，戰鬥力日減，造成了部隊和地方上排斥知識分子，反對戴眼鏡的十分惡劣的嚴重傾向。
經過白雀園“肅反”，張國燾認為還沒有達到清洗曾中生這位高級將領的目的。10月上旬，在潑皮河召開的團以上幹部會議上，他滿以為可以順利地處理曾中生、徐向前等所謂南下的軍事行動問題，鬥倒曾中生。但是，許多幹部仍然認為曾中生在軍事行動方針上是正確的，紅4軍南下在軍事上、經濟上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在軍事行動方針上，雖然張國燾承認原定計劃“在決定戰略上是疏忽的，所選擇的目標在戰略上是錯誤的”，但是，他又詭辯說，“軍委會當初並沒有決定‘占領安慶’的計劃”，隻是“進逼安慶，引陳調元的軍隊向這方麵集中，然後去掃六霍”。他不顧事實真相，汙蔑紅4軍南下執行的是“占領武穴，然後沿江岸往安慶的計劃”，是“盲動冒險立三路線的盲動計劃”。（於吉楠《張國燾和<我的回憶>》第129頁。）張國燾在軍事行動方針論爭實質上抓不住曾中生的把柄，陷於孤立，便用狡猾的政客手段，避軍事實質而不談，轉而對曾中生在雞鳴河召開黨的活動分子會議這一事實上進行攻擊。說雞鳴河會議是“動搖黨在紅軍中的威信，這是最危險最有利於敵人的行動”。最後，張國燾給曾中生加上“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確路線”和“縱容反革命分子活動”的罪名，武斷地宣布將曾中生調離部隊，接受“考察”。鄂豫皖中央分局根據張國燾的意見，做出了《鄂豫皖中央分局關於紅4軍的決議——改造紅4軍路線上的錯誤的具體方針》，指責紅4軍犯了“有係統的整個政治路線上的錯誤”，認為中央分局與紅4軍領導人之間的爭論是路線上的爭論。。
張國燾對曾中生等紅4軍領導人進行先斬後奏的宗派主義打擊迫害的事情，竟得到了以秦邦憲為首的臨時中央的承認，“在詳細研究了中央局關於4軍的決議、中央局的報告與4軍的報告及4軍領導幹部致中央分局的信之後，中央完全同意關於反對4軍領導幹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確路線的決議。”（注：於吉楠《張國燾和<我的回憶>》第130—131頁。）從此，張國燾的軍閥主義個人獨裁便在鄂豫皖紅軍中占據了統治地位。
白雀園“肅反”中，張國燾殺害了大批紅軍優秀指揮員，但還嫌不夠。他在黃安縣委及軍區黨委聯席擴大會議的總結中說：“現在4軍中發現大批的改組派、AB團、第三黨等反革命派的活動，就是階級鬥爭到了劇烈程度的表現”。陳昌浩也指出，要“把反改工作，普遍深入到地方、紅軍地方武裝和各種革命組織中去”，“堅決運用這次紅4軍中肅反的經驗與教訓，深入一切武裝的反改工作”，“學習前方肅反經驗，利用到後方來”。（注：馬建離《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的肅反問題》。）
對於鄂豫皖根據地內部反革命改組派、富農情況估計的嚴重化，在當時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從中共中央到鄂豫皖特委，從鄂豫皖早期領導人舒傳賢到曾中生、沈澤民，再到後來的張國燾等都對根據地內的敵情持基本相同的看法，認為反革命的改組派不僅存在，而且還發展有較大的組織、較多的人數。這些反革命分子的構成主要是富農、地主、豪紳、流氓、被黨開除的分子以及受過處分的人，還有一些被“解決“的改組派的親屬等人。認為反革命的改組派已經打入到了黨組織內、蘇維埃政權機關內、工農紅軍內、青年團等革命群眾組織內隨時隨地都在進行著反革命的破壞活動；認為鄂豫皖根據地的肅反工作犯了ybq；機會主義的錯誤，致使反革命的活動愈加嚴重；認為造成根據地肅反工作錯誤的主要原因在於立三路線沒有肅清等等。在這種認識下，張國燾在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擴大會議上強調：為了做好肅反工作，今後要加緊建立政治保衛局的工作、革命法庭的工作，以打擊一切反動派。會議要求：“加緊肅反工作。改組派、第三黨等反革命組織，在蘇區盡力破壞革命黨要在理論上去揭露改組派和其他各種反革命政黨政綱，要針對著國民黨改組派、第三黨、取消派等等反革命的宣傳口號，舉行日常宣傳工作；嚴密戒嚴和政治保衛局的工作，去消滅蘇區境內反革命的組織和他們的活動。”12月1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監委發出通告，指出“當黨內隱藏了許多資產階級、豪紳地主的暗探，利用共產黨的招牌來作為他們反革命的活動，施用其再也殘酷不過的陰謀手段的時候，需要我們以堅決的布爾什維克的精神來發動兩條路線的鬥爭，舉行廣泛的清洗運動”，“這是我們目前最重要的中心工作之一”。“當清洗某一同誌時必須注意他的成分、社會關係、鬥爭曆史、政治傾向以及日常生活的表現中去找到反革命的線索”。（注：於吉楠、《張國燾和<我的回憶>》第140-141頁。）為達此目的，張國燾還發出《鄂豫皖中央分局為肅反致各縣的一封指示信》，令各縣要“嚴重的來注視肅清黨內反動與異己分子的工作”並“當成為目前最中心的任務”來抓。（注：馬建離《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的肅反問題》）。接著，《列寧報》、《列寧兩日刊》等報刊也相繼刊登了反所謂改組派的文章和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