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馳騁鄂豫皖-十五、白雀園肅反（5）
在黃安，張國燾把黨、政機關領導幹部大都清洗出黨，進行打擊迫害。黃安獨立第1師在一個晚上就被政治保衛局殺害200多人。（注：《黨史資料通訊》（1982）第280頁。）
在麻城，從黨、團縣委領導人到縣蘇維埃領導人，從紅軍獨立營營長到班、排長和遊擊隊長，被張國燾誣為“改組派”重要分子而加以迫害的就達50多人。
在彭楊軍事學校，張國燾一次就清洗了49名工作人員和學員。
在黃安清洗知識分子中，張國燾說：‘淘汰異己分子，即黃安一縣在兩條路線鬥爭中已經開除200多異己分子。”(於吉楠《張國燾和<我的回憶>》第142-143頁。）
郭述申回憶說：“白雀園‘肅反’以後，張國燾又把軍隊中的那套‘肅反’搬到地方上，又殺了很多在地方工作的領導幹部。我在陂孝北任縣委書記時，縣蘇維埃主席魏祖聖同誌（大革命時是孝感縣農民協會委員長，是當地的農民領袖，1927年配合黃麻起義，破擊京漢鐵路就是他帶領農民協會會員幹的），是個好同誌，被張國燾用‘肅反’名義殺掉了；我在陂安南工作時，第二任縣蘇維埃主席陳金台同誌（第一任是李先念同誌，帶領陂安南參軍的大隊到紅軍中工作去了），也被張國燾利用‘肅反’殺掉了。張國燾是通過‘肅反’，達到他排除異己的目的。”成仿吾也回憶說：“這次‘肅反’完全由張國燾一手控製的政治保衛局進行，別人無權過問。我當時是紅安中心縣委書記，但根本管不了肅反工作。我的秘書是個很好的革命青年，也在我不知道的情況下被抓走，給‘肅’掉了。當時的省委所在地新集是一個3000多人的鎮子，‘肅反’鬧得晚上沒有行人，白天人們也不敢一個人走路。和我一起到鄂豫皖的六個同誌，有3個被張國燾殺掉了。”（注：成仿吾《記叛徒張國燾》第29-30頁。）
地方“肅反”的結果，張國燾殺害了羅山群眾領袖鄭新民、麻城群眾領袖王宏學、縣委書記雷紹全、孝感縣委委員劉紀雲、原鄂豫邊特委書記徐朋人、黃安農民政府主席曹學楷（注：曹學楷，湖北黃安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農民運動。1927年參加領導黃麻起義，任農民政府主席。1928年後曆任紅31師參謀長、鄂東北特委委員、鄂豫邊革命委員會主席、紅4軍第11師政治部主任、第13師政治委員，後被張國燾調任縣委書記。1931年冬被張國燾殺害。）、鄂東革命軍黨代表戴克敏、紅31師政治部主任陳定侯、黃安黨的發起者王秀鬆（注：王秀鬆，湖北黃安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黃麻起義後，曆任鄂東北特委書記、紅軍團政委、紅4軍政治部秘書長等職。1932年被張國燾殺害。）、戴繼倫，商城縣委書記李悌雲、皖西道委書記方英，陂孝北縣蘇主席魏祖聖、陂安南縣蘇主席陳金台、中央分局委員舒傳賢等創建鄂豫皖根據地的著名領導人，造成了慘痛的巨大損失。
張國燾親自主持的以白雀園為中心的排除異己的大規模血腥屠殺，引起了地方黨政幹部和群眾的懷疑：“反革命有多少？有的從民國16年搞起，革了多少年命，還說是個反革命，如果是反革命，不早就打白旗！”“今天還是領導著群眾鬥爭，指揮部隊打仗的人，明天怎麼會突然變成了反革命？”“地主富農不革命不滿意還可以說，但有些是雇農，掌握了政權有什麼不滿呢？為什麼當反革命？”但是，張國燾卻把群眾的不滿當作“十足的右傾機會主義”加以鬥爭。幾個青年男女在一起，是戀愛委員會，幾個人在一起吃東西，是吃喝委員會，甚至戰士的槍口上沾點土，米袋破了，說幾句怪話，也會被當成改組派、第三黨、AB團加以處決。張國燾殺人真是殺紅了眼，到了嫉極度瘋狂的程度！
張國燾的屠殺政策激起了廣大群眾的強烈反抗。黃安5區的幹部群眾高喊：“擁護蘇維埃，擁護紅軍！”“打倒張國燾帝國主義！”“打倒保衛局”的口號。他們貼出“反對不走群眾路線的肅反！”“反對保衛局亂捉人！”“紅4軍快來搭救工農群眾！”“張國燾是帝國主義，是殺人的劊子手！”等標語。他們把保衛局要捕殺的領導幹部藏入山洞，掩護起來，並拒絕保衛局來捉人。全區數萬群眾在區委領導下，拿起武器，驅趕亂捕幹部的保衛局人員。張國燾對群眾的反抗進行了殘酷鎮壓，僅黃安5區就有60多人被殺。（注：《黨史資料通訊》（1982）第281-282頁。）黃安仙居區的群眾和幹部對張國燾的肅反也極為不滿，集體逃進山裏“避難”。臨走前還派人給區委送來500多擔大米和1000多雙鞋襪，還寫了封信，說是送給紅軍的。（注：徐向前《曆史的回顧》第221頁，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