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實行土地革命中卻頗多偏差。紅軍入川時，把打土豪通俗地叫做“打富人”或“打發財人”。“沒收發財人的土地、糧食、房屋、財產，由窮人分享”一類的石刻標語比比皆是。發財人的標準是什麼，當時卻沒有明確規定，以至把那些有餘錢剩米的人家，往往列入打擊之列。“中農有幾鬥米，喂5頭豬，就被稱為富農並沒收”。（注：《紅四方麵軍在綿陽廣元鬥爭紀實》第136頁至137頁。）由於要“徹底平分一切土地”所以也就必須要平分應該不動的中農的土地。在實際執行中，不是“從教育中、宣傳中、鼓動中說明徹底平分一切土地，是肅清農村封建勢力最好的辦法”使中農“自動”把土地拿出來平分，而是強迫他們把土地交出來平分罷了。同時，張國燾執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中農分中田，貧農分好田，雇農分上田的政策，也明顯地使中農受到了歧視。不按剝削量與剝削時間來劃分富農，把大部分有輕微剝削的中農當作富農加以打擊，使中農在政治上與貧農隔離，甚至對立，引起中農的強烈不滿。另一方麵，中農因生產條件較好，經濟容易上升為地主、富農而遭打擊。這些做法嚴重地侵犯了中農的利益，直接影響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使根據地一些田地荒蕪，使貧雇農在激烈的階級鬥爭中失去了廣大的同盟軍，使“聯合中農”的重要鬥爭策略變成了空話。張國燾認為“富農是一稞韭菜，要長割，”要不斷征發的割韭菜。實行“富農分壞田”，在經濟上消滅富農的政策，迫使富農上山當土匪或流落他鄉當乞丐的事時有發生。因此增加了根據地的不安定因素，也不利於對富農的改造，影響了蘇維埃政權的鞏固。在“減輕蘇區負擔，加重國民黨負擔”的口號下，“這些被沒收土地的原有主，沒有任何權力取得土地。地主豪紳的家屬，如沒有參加反革命的活動，可由蘇維埃編成強迫生產隊，在蘇維埃政權的監督下做苦工”。（注：《平分土地須知》，見於吉楠《張國燾和<我的回憶>》第185頁。）對被殺或外逃地主的家屬，則強令驅逐出境。（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係》第52頁。）“沒收地主階級的一切土地，隻分給貧苦的農民，那就必然發展到從肉體上消滅地主······。這樣對鬥爭是不利的”，（《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82頁。）這就迫使他們上山當土匪為患鄉民，死心塌地勾結國民黨同紅軍頑抗到底。
第四章 赤化川陝省-二十七、建設根據地(2)（2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