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赤化川陝省-三十六、 川陝肅反(1)(1 / 2)

第四章 赤化川陝省-三十六、 川陝肅反(1)

川陝革命根據地建立後,封建軍閥勢力、豪紳地主、土匪惡霸十分驚恐,一方麵加緊軍事圍攻,另一方麵隱匿在根據地內的各種反動武裝也瘋狂打家劫舍,甚至殺害蘇維埃幹部、紅軍戰士和群眾。鎮壓根據地內這些公開或隱蔽的反革命分子,事關蘇維埃政權的鞏固和土地革命的進行,勢在必行。根據川陝省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製定的《川陝省蘇維埃組織法》,根據地設立了政治保衛局和革命法庭。隨後,各級政治保衛機構和革命法庭、裁判機構相繼建立,組成了川陝蘇區鎮反肅反領導和執行機構。張國燾常在根據地報刊上發表鎮反文章和指示,強調隻有在根據地內堅決鎮壓反革命,才能戰勝敵人,工農群眾才能獲得土地,蘇維埃政權才能得到鞏固。

紅軍部隊采取深入偵查、搜山清剿等方法剿滅了根據地部分反動武裝。蘇維埃政府采取開現場會、公審、當場處決的辦法對根據地內公開或隱蔽的反革命分子、惡霸地主給予了極為嚴厲的打擊。

但是,在鎮反工作中也暴露出不少問題,沒有嚴格執行“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的政策,以致殺人過多。甚至有的地方還宣布“是罪魁、是國民黨員、區正、團正、甲長、偵探、坐探要一律斬盡殺絕”;“甚至巫師、妓女也被殺不少”;有的“連反動的親戚朋友、小男幼女都被牽連到反動身份上去而遭殘殺”。(姚金果、蘇杭《張國燾傳》第268頁。)由於當時對各階級的經濟擁有量沒有明確的標準,很容易觸犯到中農和富裕中農的利益,對地主實行肉體消滅,引起富農恐慌,便和地主聯合起來反抗,加上中農又動搖,紅軍的敵對麵就擴大了。由於執行“左”的肅反政策,殺了很多人,使一些人上山為匪,並結合“聖燈會”、“哥老會”、“把把柴”、“大刀會”、“紅槍會”等向蘇維埃進攻,甚至阻斷了巴中到南江的道路。紅軍部隊前往清剿,抓住就殺,越殺越多,以致成為大問題。對此,群眾意見很大。1933年8月,川陝省蘇維埃政府公布了《川陝省蘇維埃政府肅反執行條例》、《川陝省蘇維埃政府關於反革命自首條例》。9月,又公布了《川陝省革命法庭條例(草案)》,並且召集各縣革命法庭主席開會,專門討論糾正鎮反工作中的錯誤,在《川陝省革命法庭聯席會議總結》中提出了一係列比較正確的鎮反政策。

紅四方麵軍建立川陝根據地初期,在發動群眾建黨建政進行土地革命的過程中,對地方情況缺乏深入調查了解,一些地主、豪紳等反革命分子乘機混入蘇維埃政權和黨內進行破壞。1933年長勝縣觀音河發生反動武裝暴亂,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於反革命分子混進了縣蘇維埃政府而造成的。另一方麵,一些經不起考驗的幹部在敵人進攻時叛變了革命。1933年初,混入江口黨內和蘇維埃的反動分子暗中探知紅軍活動情況,乘夜報告民團頭目,致使兩個村蘇維埃遭血洗,村蘇幹部3人、紅軍戰士十餘人被民團殺害。赤江東三區劉團正之子混入蘇維埃機關,進行反革命活動,亂捉亂打群眾。這些觸目驚心的事實,使根據地的領導者們認識到,消滅革命內部和外部的敵人同等重要!

但是,在肅清黨和紅軍內部隱藏的反革命的同時,張國燾卻借機排斥異己。紅四方麵軍解放通南巴後不久,張國燾即以個人名義發表告同誌書,妄稱從鄂豫皖到四川完全是有組織、有計劃的戰略轉移,把取得建立川陝根據地這一勝利看做是自己路線的勝利,把反對他放棄鄂豫皖根據地,無休止逃跑,實行軍閥主義統治的那些幹部都汙蔑為“托陳取消派”,進行報複打擊,瘋狂迫害,以鞏固個人地位。1933年2月7日,川陝省第一次黨代會召開,當時正值紅軍反田頌堯三路圍攻的緊張時候。張國燾在會上發動了所謂“反右派”鬥爭,說“在紅四方麵軍脫離鄂豫皖赤區過鐵路西征的艱苦鬥爭中,右派就開始形成起來。”他汙蔑曾在城固縣小河口會議上批評過他的逃跑主義錯誤的曾中生、餘篤山、朱光等人,“這些同誌就在脫離鄂豫皖赤區的艱苦鬥爭中,驚慌失措起來,結果滾到了右派的懷抱。”“右派就散布一種‘往哪裏去’這種動搖軍心的口號。在緊急關頭,散布‘群眾不滿領導’,‘領導內部不一致’以及種種瓦解紅軍的口號,來助長悲觀失望的心理。······右派又與托陳派、改組派、AB團、第三黨聯合起來,形成小組織的活動。”(成仿吾《記叛徒張國燾》第87—88頁。)“現在是托陳取消派起主要的反革命作用了。”“紅四方麵軍中托陳派的主要領袖,也就是整個反革命的領袖,就是餘篤山、趙箴吾、王振華、徐永華、王振華、楊白等。他們利用紅軍過鐵路西進和此次收緊陣地的機會,大大活動,說什麼‘紅軍要垮台’,並且說:‘看呀,紅軍和蘇維埃快要失敗了,到底托洛茨基對,快快開小差,投降國民黨’。”(於吉楠《張國燾和<我的回憶>》第180—181頁。)陳昌浩在《反對托陳取消派與右派》一文中列舉了這些所謂托陳取消派的13條罪狀,其中第8條說,托陳派和右派“運用托洛茨基組織陰謀鬥爭手腕,以反對個人來掩飾其反對革命,到處活動宣傳黨的領導不正確,所謂‘個人獨裁’、‘軍閥投機’、‘家長製度’,企圖以推翻黨的領導來間接推翻紅軍。”(《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麵軍戰史資料選編》(川陝時期·上)第45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