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赤化川陝省-三十六、 川陝肅反(4)
紅軍一邊同敵人浴血戰鬥，一邊在部隊“肅反”中浴血。總指揮徐向前當時痛心疾首地打電話質問負責“肅反”的陳昌浩：“同誌，你們想幹什麼？我們的部隊從鄂豫皖打到四川，是拚命拚過來的，哪來那麼多‘反革命’嘛！現在弄得人心惶惶，仗還打不打呀？命還要不要呀？”（注：徐向前《曆史的回顧》第297頁。）但陳昌浩唯張國燾之命是從，根本聽不進徐向前的意見，繼續“奉命行事”。當時部隊意見很大，層層抵製張國燾的肅反擴大化。紅30軍政委李先念在紅11師就沒有按照保衛局所列的名單抓人，總是說：“打完了仗再說！”保護了一些幹部。紅262團在嚴家鋪戰鬥中，子彈打光了，石頭也砸光了，打退了敵人數次衝鋒，傷亡很大，可是敵人仍然蜂擁而至。為了保存革命力量，團長陳家柱不得已率部撤出了前沿陣地的一個山寨子。張國燾不問原由，打電話到師部，按當時紅四方麵軍丟失陣地殺主官的規定，要槍斃團長陳家柱。軍政委李先念恰好在師部，他接過電話，要求調查清楚後再做處理。經過深入調查，幾經周折，李先念終於保護了一向英勇善戰的陳家柱。王宏坤在《我的紅軍生涯》中回憶：他向倪誌亮要幹部戰士，倪誌亮竟將在肅反中由被捕幹部組成的“勞改隊”共400餘人交給了他。王宏坤對他們說：“你們不是‘改組派’，對以前的事一概不問，你們都是革命的，都是好同誌！大家的工作，我們將迅速安排。”所有獲救的人都禁不住痛哭起來。原紅33軍秘書長、政治部主任魏傳統曾回憶說，那時由於張國燾的錯誤，我們這些知識分子幹部危險很大，由於我們的副軍長羅南輝保護了我，才沒被殺頭。紅33軍99師師長王波也回憶說：1933年12月底，由於張國燾的錯誤幹部政策，我也幾乎被誣陷為什麼四川“清風派”的領袖而有被逮捕殺害的危險。對此，羅南輝副軍長了解真相，根據事實予以抵製，才使我幸免於難。1933年6月，在木門召開的軍事會議上，雖沒有安排議項討論是否繼續肅反，但是，以徐向前為代表的廣大幹部強烈要求停止部隊內部的肅反。“有個師政治部主任，搞刑訊逼供，殺人不少，在會上挨了批鬥。陳昌浩的頭腦清醒了些。他在講話中雖肯定前一段部隊中‘肅反’的必要性，但承認錯抓了些人，同意停止‘肅反’，將錯抓的人放回。木門會議，在抵製張國燾的罪惡‘肅反’上，取得了勝利，意義非同小可。”（徐向前《曆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298頁。）1934年11月1日，徐向前在通江縣毛浴鎮黨政工作會議上，又一次提出糾正“肅反”中“左”的傾向。會議決定把川陝省保衛局看管的1000多名幹部放回部隊充實營團領導，盡力保護了一批黨的幹部。1935年3月19日，川陝省委召集7縣委書記、保衛局長的聯席會議及3月23日各級政治部政務科長與各縣保衛局長聯席會議上，徹底的檢查了過去工作的缺點，尤其是肅反、征發及沒收工作中的錯誤，一致認定過去錯誤的迅速轉變，是今後改善與群眾聯係的主要前提。作出了川陝省蘇維埃政府肅反四大約法。（《川陝革命根據地史料選輯》，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3——244頁。）
張國燾為了竭力把川陝革命根據地搞成他個人的獨立王國，還對中央和白區地下黨派來的許多幹部加以宗派主義的打擊迫害。1933年10月，川陝省委常委、川陝蘇區工會秘書長、反帝擁蘇大同盟委員長廖承誌和川陝省委常委羅世文，對張國燾先後殺害曠繼勳、餘篤三等一大批黨和軍隊、政府的高級幹部，以及冤殺大批知識分子和無辜殺害大量富農、中農等錯誤做法，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希望張國燾能夠回到黨的正確原則立場上來。但是，張國燾不思改過，反而對他們予以歧視和排斥打擊。1934年，廖承誌任紅四方麵軍政治部秘書長，羅世文任川陝蘇區文化委員會委員長及省委黨校校長。不久，張國燾借口有人提出廖承誌的父親廖仲愷是原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母親何香凝是原國民黨婦女部長，廖承誌又是和羅世文一起來蘇區的，指令保衛局對廖承誌和羅世文進行秘密審查。保衛局負責人餘洪遠經過認真審查，向張國燾如實報告說，廖承誌和羅世文沒有問題。張國燾便遷怒於餘洪遠，將他調出了保衛局。1934年9月，張國燾又派楊立人審問廖承誌和羅世文，給他們羅織了“蔣介石特務”的罪名，不容他們申辯就逮捕入獄，秘密關押於巴中縣東山後一座破廟裏。不久，張國燾同省委書記周純全到廟裏審問了廖、羅二人。濃眉寬臉、個頭高大的張國燾審問廖承誌：“中央為什麼派你來？派你來幹什麼？”廖承誌冷靜地回答：“中央派我來接受川陝蘇區黨組織分配工作的。”張國燾又轉問羅世文：“黨中央是什麼時候叫你來川陝蘇區的？你們四川共來了多少黨員？你們四川黨組織與國民黨有些什麼關係？”羅世文義正詞嚴地說：“我們四川黨組織在黨中央領導下，在十分艱難的環境下進行戰鬥。我們同國民黨特務組織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國民黨想搞垮我們，但是沒能搞垮我們！”（《羅世文傳》第87頁。）張國燾見廖、羅毫不妥協，便下令長期關押他們，派人監視他們起草文件、刻蠟紙，寫材料、做苦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