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印度左翼陣線聯盟放棄接受中國遠征軍移交印度次大陸的核心區域，最終選擇龜縮一隅的原因。後世的史學家們曾站在各自的立場上給出了無數種答案和解釋。在中、美兩國的相關檔案資料還沒有全麵解密之前，各種冠以內幕、黑幕、秘史頭銜的無端揣測和昵想曾一度吸引過無數世人的眼球。這些幾近於推理小說的文字之中，往往將印度次大陸最終出現的如此結局的原因歸咎於以下幾個方麵。
大多數人都願意相信中、美兩大超級大國早已完成了對南亞次大陸的勢力劃分。所謂由印度左翼陣營出麵執政，建立一個富強的印度不過是中國政府掩人耳目的障眼法而已。人們猜測著在印度崩潰的過程之中，中、美、英、巴四國高層曾有過一係列秘密協定，其曆史作為或許類似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的開羅會議、德黑蘭會議以及雅爾塔協定，隻是這場針對印度畢竟還不象曾經的德、日軸心那樣早已淪為了全民公敵，而美、英兩國更要在全世界麵前保持著“局外中立”的形象。因此這些會議的結果最終無法形成象《波茨坦公告》那樣統一的聲音，隻能以密約的形式被參與國封存在保險庫中。
不過還是有好事者竟從中、美、英、巴四國外交部對外公布的一些隻言片語和外事活動之中勾勒出了一張所謂“印度路線圖”的秘密會議日程表。首先在處理印度戰後問題上達成協議的據信是美、印、巴三國，在協助中國解除印度核武裝的問題上。美、英兩國的特使曾在巴基斯坦的拉合爾地區與巴基斯坦軍方當時的主要領導人—基亞尼上將進行過長時間的磋商，這些會談的內容至今都沒有向外界解密。但是人們有理由相信美、英、巴三國在考慮瓦解印度核武庫的同時，也早已商定瓜分印度中西部地區遼闊疆域的問題。
而協調中巴兩國之間步調的會議，則據說是在中國西部重鎮—蘭州召開的。在這次“蘭州會議”之中，來自伊斯蘭堡的巴基斯坦總統特使除了與中國總參謀部的代表協商了中國遠征軍入巴參戰的問題之外，有關印巴邊境的重新分割以及如何處理戰敗後的印度自然也在討論的範圍之內。最終隨著巴基斯坦政局歸於穩定，中、美兩國圍繞伊斯蘭堡倒向問題上的爭奪最終以擁有強大地麵優勢的中國逼退遠渡重洋而來的美國海軍陸戰隊而以全勝告終。塵埃落定的中、美、英、巴四國自然而然的選擇了重開談判。而這一次會議的地點則眾說紛紜。西方學者堅持認為這次最終決定印度命運的會議在美國夏威夷州首府—火奴魯魯（檀香山）展開，因為根據官方的報道當時正有一支由中國國防部副部長—吳輝上將率領的中國人民國防軍高級軍官代表團在當地訪問，而同期抵達的還是英國國防大臣約翰.裏德。因此西方史學家一直堅持這次“檀香山會議”最終決定了四國瓜分印度的協議。
而東方的史學家往往對所謂的“檀香山會議”保持著高度一致的否定和懷疑。中國官方的曆史研究團隊認定在處理戰後印度的問題上，中國政府並沒有與美、英兩國有任何的地下磋商。而一些民間團體在這個問題則顯得相對寬鬆的多，他們認為中、美、英、巴四國在處理戰後印度的問題之上必然有著一係列協商和妥協。但是對於會議的地點，他們大多認為所謂的“檀香山會議”不過是第一輪接觸，真正在南亞次大陸勢力劃分問題上一錘定音的是在“檀香山會議”一周之後在中國東部城市—天津舉行的中、美、英、巴四國會議。根據中國民間研究者收集的信息，在吳輝上將率領的中國人民國防軍高級軍官代表團結束完對夏威夷的訪問一周之後，白宮分管亞太事務的副國務卿斯文頓、英國國防大臣約翰.裏德以及巴基斯坦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塔立克.馬吉德上將均相繼抵達天津，使人們有理由相信在這座中國環渤海灣經濟圈的中心城市曾在決定印度命運的過程中發揮過不可忽視的作用。
這種“密約說”曾流行一時，畢竟在戰後印度的處理問題之上，從結果來看中、美、英、巴四國的確各取所需，表現出了空前的默契，相安無事。不過也有相當一部份西方史學家對“密約說”嗤之以鼻。在他們眼中“貪婪成性”的中國巨龍根本不會在形勢一片大好的情況下遵守所謂的“密約”，印度左翼陣營之所以無法上台執政，重新統一印度，完全是由於其與中國共產黨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理解之上存在著“路線之爭”，這些持所謂“路線說”和“換馬說”的西方學者往往會援引印度左翼陣營的一些政策和文件試圖說明印度左翼陣營所堅持的不過是伯恩斯坦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提出的修正主義的模式，在經過了毛澤東思想洗禮的中國共產黨人的眼中，印度左翼陣營存在著嚴重的“路線問題”，因此中國共產黨人在無法說服對方改弦易章的前提下不得不選擇“換馬”。
和“密約說”一樣，堅持“路線說”和“換馬說”的西方史學家們同樣可以找到充足的證據來支撐自己的觀點。他們往往會旁征博引的用大段大段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來說明“路線之爭”在共產國際中的“悠久”的曆史和巨大的影響。在印度左翼陣營各主要黨派在隨後歲月裏的停滯和沒落，以及印度共產黨（毛派）的迅速崛起似乎更從一個側麵應征他們的分析。
但是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或許永遠將成為一個令人匪夷所思之謎。但無論如何從後來事情的發展中來看，幾乎對新德裏崩潰毫無準備的印度左翼陣營根本不具備接管印度次大陸大部分地區的能力。在西塔拉姆.耶丘的個人回憶錄—《印度的曙光》一書中，這位親曆印度在21世紀的崩潰和重生的老人以無比犀利的筆鋒鞭笞了自己同僚當時的短視和幼稚：“盡管中國共產黨人已經拿出了十萬分的誠意，並向印度左翼陣線的絕大多數領導者展現了他們強大的物資儲備和軍事力量。與曆史上那些血腥而艱辛的革命裏程相比，左翼陣營入主新德裏幾乎不過一次閑庭信步的旅行而已。但是從印度軍政府的監獄裏走來的那些印度左翼政黨的領導者們此刻卻在一些細枝末節的問題上糾纏不清。在北京的日子裏，時間在每天無休止會議逝去。但會議主題往往不是如何構建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如果解決超過8億民眾的吃飯問題或者如果建立各地新的行政單位，而是印度東北部地區諸邦的獨立和巴基斯坦人吞並大旁遮普地區對民眾心理所造成的影響，以及如何在人民心目中避免成為中國共產黨附庸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