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冷戰時代在西方曾有一個相當經典的笑話：據說某次五角大樓進行關於蘇聯方麵先發製人的兵棋推演，結果令美國總統難以接受。於是美國總統很不理解的向美國方麵的高層軍官質疑道：“北約和華約方麵兵力對比的確處於劣勢，但也不至於如此不濟吧！我們的歐洲盟友呢？為什麼他們的部隊仿佛平空消失了一般。”結果美國五角大樓的官員不得不一臉可笑著回答道：“因為這一次我們設定蘇聯人在周末進攻。”
美國政治學家、國際法學中“權力政治學派”締造者—漢斯.摩根索曾經說過：國家安全的前提是提高以軍事力量為主要成分的國力，其它因素—經濟、地理政治、民族資源、科技、人力、意識形態都隻起到加強或削弱軍事力量。根據這種邏輯，軍事力量對比的強弱決定一個國家整體國力的強弱。同樣根據這種理解，一個國家國力的增強必然要導致這個國家對於軍事力量的使用。在人類過往的曆史中，依靠軍事力量的強大而獲取和國力相適應的勢力範圍、土地、能源、特權等等的事件屢見不鮮。在這種情況下，外交和戰爭都是國家的工具。很多通過外交手段無法獲取的利益，可以用戰爭的手段獲取。
而在歐洲，從標誌了法國民族國家勝利的30年戰爭開始（1618—1648），經1652年的英荷戰爭，1689年的英荷反法戰爭，波蘭的王位繼承戰爭（1733）和波蘭的三次被瓜分，一直到拿破侖戰爭和兩次世界大戰，國家交互使用外交和戰爭的工具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被納粹德國和英美盟軍所橫掃的西歐大陸之上，大多數歐洲發達國家都在美國“馬歇爾計劃”的扶植之下，進入了所謂福利社會的時代。事實上雖然同屬於資本主義國家，但是以法德為核心歐洲大陸卻與英美背道而馳。
在英國模式之下—後來通過英國的向外殖民而傳到了美國和澳洲而成為“英美模式”—的社會是一種國有體係，資金來自於國家預算。國家根據立法采取行政措施，雇主和工人雖然可以通過大選來影響立法，但都不是製度和政策的直接決策者。但是歐洲大陸模式實行的是社會共管製度，資金來自於保險費，又從保險基金中反還給繳費人。決策是通過社會夥伴：雇主、工人和政府共同直接地作出，以體現的是一種“社會團結”的精神。
乍看上去社會保障模式與軍事和外交毫不相幹，但在事實上卻對國家利益和性質有著根本性的影響。在英美模式之下，由於國民不直接參與養老金的政策製訂，所以，政府對於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和給付具有很大的決策權。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可以為了資本的利益而盡量地壓低福利支出，例如美國和英國的社會保障養老金替代率（占工資的比例）都低於歐洲大陸。這樣一來，在英美國家裏，政府對於社會生活的幹預就低於歐洲大陸國家，特別是以德國和法國為代表的歐洲核心國家。例如，75歲以上的老人收入來源於公共養老金的比重在瑞典是85%，在德國是75%，而在英國是54%，在美國隻有45%。
與此相關聯，在英美等國裏，人們更多地依賴市場來保障他們的收入安全，例如英國養老的46%和美國的55%來自於各種各樣的補充保險或養老金計劃。根據經合組織不完全的統計，美國私營養老金儲備從1950年的130億美元發展到1989年的1. 836萬億美元。到了20世紀90年代，美國私營養老金的增長速度加速，到了2001年，65歲以上的老人有35%享受社會保障以外的職業福利待遇，並獲得人均12187美元的支付，這還不算各種個人儲蓄計劃。在十幾年前數字就已經如此龐大的養老基金（相當於中國一年的GDP）用於投資的托管基金占到了2/3。 而如此龐大的資本自然要去海外尋找增值的機會，推動著投資和股票市場的發展，把社會上的個人與直接和間接的海內外投資聯係在一起，使資本的擴張成為一種民族的精神。而當資本輸入受到威脅之時，自然而然的轉化成外交乃至軍事的手段。
而與之相比歐洲大陸人的社會生活方式：居住在法國、德國、瑞典等國的國民們，他們向他們的政府交納高於在英美國家的所得稅，向社會保險基金交納較高的各種社會保障費，但是他們參與有關失業、養老、健康等方麵待遇的決策，可以完全地依賴這個“社會團結”的製度來保證他們在收入遇到困難的時候生活水平不至於明顯降低。長期以來，他們中的多數人不需要投資私營的養老基金，或經營自己的個人帳戶。相應地，在歐洲大陸上也沒有向英美那樣發達的股票市場，人生活在一種新的社會、經濟、政治製度合一的政體裏，德國人把他們的製度稱為“社會市場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