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上海展風華-第一節南京
一九三五年，是個多事之年。
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新生》周刊刊登了主編杜重遠的《閑話皇帝》一文，其中有一段提及日本天皇的文字被日本駐上海領事以“悔辱天皇，妨害邦交”為由，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議要求其謝罪，判處作者徒刑，並封閉《新生》周刊。七月九日，江蘇高等法院判杜重遠徒刑一年零二個月，全國的輿論是一片嘩然。
同年六月十日，南京政府發表《敦睦邦交令》，稱日本為友邦。指出：“對於友邦，務敦睦誼，不得有排斥及挑撥惡感之言論行為，尤不得以此為目的組織任何團體，以妨國交------如有違背，定予嚴懲。”
同年六月二十七日，中方代表秦德純於日方代表土肥原簽署了《秦土協定》，迫使二十九軍大部移駐河北，日軍控製了察哈爾省。
同年七月六日，何應欽與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簽署了《何梅協定》，中央軍退出河北，日本河北省和平津二市的大部分主權。
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本唆使漢奸殷汝耕在河北省通縣成立翼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宣布“獨立”，致使翼東二十二個縣淪日入日本之手。
同年十二月三日，北平的燕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國立東北大學、國立北平大學法學院三院、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學、私立北平藝文中學等十五所大中學校學生自治會聯合發表了《北平各校通電》。痛斥國民黨政府一連串喪權辱國的行為，決定於十二月九日，發動一次抗日救國學生運動，這就是中國曆史上著名的席卷全國的《一二 九運動》。
十二月十二日，馬相伯、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樸、王時造、鄭振澤、薛暮橋等二百八十餘人聯合發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
十二月二十一日，上海婦女救國會在四川路青年會成立，史良、何香疑、沈茲九、王孝英等七人為主席團。
十二月二十七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成立，有三百餘人參加，馬相伯、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樸、王時造、史良、周建人等三十五人被選為執行委員。再次分別宣言（《民族解放運動的呼聲》）。
蔣介石這些日子很是鬱悶，從四川到西安、北京、山西，跑了好大一圈，好不容易安撫了這些地方大爺，按照他的意圖把共產黨圍在了陝甘一角。在十一月一日的國民黨六中全會上，一向反對自己的馮玉祥、閻錫山、陳濟棠也來參加了，算是給自己的一些麵子。不料三聲槍響，汪精衛被刺，中了三槍，這下，把蔣介石的好心情給砸得粉碎。
蔣介石窩火的是自己本來也要參加這個拍照儀式，隻是當時突然發覺自己的右眼隻跳，尋思有句話說是左跳財右跳禍就沒有去，結果，汪精衛當了自己的替罪羊。蔣介石想起四月在貴陽那次針對自己的暗殺，這個戴笠最後什麼也沒有查出來，僅僅幾個月，又發生了針對自己的暗殺，不覺火冒三丈，把戴笠找來一頓臭罵，不解氣又狠狠的踢了他一腳，惡狠狠道：“給你三天，把指使者緝獲，否則要你的腦袋。”
這次刺殺行動是華克之、孫鳳鳴、張玉華、賀坡光四人組織策劃的。
孫鳳鳴行刺前就已經服了鴉片煙泡，以明決死之心，在現場被汪精衛衛士擊中要害，送醫院後頻臨死亡。麵對穀正倫等人的追究，沒有留下一句供詞，於第二天死去。
華克之在國民黨的通緝追捕中，於一九三七年進入延安，第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張玉華、賀坡光二人在五天後被捕，經眾多人士呼籲暫緩死刑，直至四五年日本投降後才被釋放。
由於汪精衛受傷，在隨後的國民黨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介石被選為行政院長、國民黨中央常委會副主席，集黨、政、軍於一身的國家領袖，成為這次全會的最大贏家。但蔣介石還沒有高興幾天，偉大的“一二·九運動”爆發了。
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為平息民憤，不得不做出姿態，邀請共產黨代表來南京，磋商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建立和紅軍的改編。
就是在這種抗日運動席卷全國如火如荼的氛圍中，由周恩來、葉劍英、鄧發、董必武率領的共產黨談判團來到了南京，南京方麵安排代表團暫住在南京的中央大飯店裏。
南京政府派出了以宋子文、孫科、鄧文儀、張治中為首的談判團來接待。
關於邊區行政區域的劃分和紅軍的改編等係列問題由周恩來、葉劍英和鄧文儀、張治中磋商，而邊區製定的相關法律法規，由董必武、蕭誠和宋子文、孫科來協商。
宋子文與蕭誠在四月的貴陽已經認識，隻不過當時蕭誠因為捉了蔣介石和宋美齡而被宋子文知曉，現在卻見蕭誠作為談判的代表而與自己相坐在一起，覺得十分的好奇。而孫科見蕭誠隻不過是個毛頭小子，還以為是共產黨一方的普通隨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