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逆襲-第五節 問世間情為何物
調查庭車常，不是鱷魚心血來潮，而是針對去10月8至9日總參1024特別行動組在J國京東全軍覆沒一事的調查至今仍未結案。
全軍覆沒意味著死無對證，除了原“血鳥”幹事賈溪能旁證敵諜佐島正川和我部偵察員周成武兩人死因外，其餘證詞都是組長庭車常的一麵之辭。尤其在極易被多數人忽略的一井由子死因上，庭車常一直諱莫如深，甚至不惜以“藥物發作”、“精神刺激”等方式阻撓詢問。按照組織原則，庭車常應該留在後方休養治療，直至調查結束。原總參三部直七處處長王達明為此立下“軍令狀”，原副總謀長劉清正更罕見地動用了總參情報主管在戰時的特殊權力，以“前線戰事緊急”為由，要求總政保衛係統牽頭的調查組暫停調查，讓庭車常帶“病”上陣。
當時考慮到“寡婦”組織對第八戰區情報工作的推動作用，鱷魚作為調查組主要執行人之一，也在軍委紀委下發的意見征詢書上簽了字。
調查自此擱置，鱷魚也回到本職工作上。
“血鳥”的工作，是秘密戰線上最見不得光、最不願被史書如實記載的。該項工作自上世紀20年代的“中央特科紅隊”代代傳承下來，雖經多次機構改革、重組，仍保留至今。
在國共雙方眾多黃埔將領的晚年回憶中，素有崇高威望與廣泛人緣的“周公”的唯一陰暗麵，正是親手打造並一直實際掌握著這隻“血鳥”。
兵者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為之。
“血鳥”更為凶中利器，傷敵過甚尤傷己。因此“血鳥”在和平時期，除了承坦必須性的海外工作監督職能外，大多時候隻會默默躺在籠裏，任憑歲月侵蝕、塵煙掩蓋也無動於衷。
既使戰爭爆發，“血鳥”仍然有違於普遍性戰爭倫理。政治暗殺與軍事斬首手段相同，甚至連目標人物都可能是同一人，但利益出發點不同，服務對象與行動背景也不同，因此造成的影響大相徑庭。隸屬總政係統的“血鳥”，作為區別於總參係統“紅蜘蛛”、第八戰區十一局行動處等此類軍事斬首工具的政治暗殺工具，雖由鱷魚負責日常管理，但動用大權直接掌握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對敵工作三人組”手裏。
所謂“三人組”，即主持中央和軍委全麵工作、主抓對台工作的“一號”，主持全國政協全麵工作、統管統一戰線工作的“四號”，分管政法、安全、保密、情報工作的“九號”，共三名常委。戰時程序，須由總政治部先向中央軍委提交“製裁名單”，經“一號”慎重考慮後，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三人組”表決，最後再由“一號”代表中央簽署執行。
針對敵298旅旅長王建平少將的“最終製裁”，亦是嚴格按照這一程序，層層上報，集中部署。
如果王建平隻是一個敵軍旅長那麼簡單，不論總參二部“紅蜘蛛”、戰區十一局行動處還是前線部隊將其擊斃，都將視為戰場陣亡。軍人戰死沙場，本無可厚非。然而據中央統戰部敵工部門調查，王建平掌握的暗勢力，隨著越來越多的叛軍部隊投誠、潰敗或自行解散，已漸漸淩駕於當局軍事統率機關之上，儼然成為海外幹涉勢力眼中的地區統治當局代言人。倘若王建平以軍事接管的方式，將已陷入山窮水盡之際的民選當局取而代之，“挾百姓以抗朝廷”，進而謀求海外武裝幹涉集團的更大支持，必將使更多無辜平民陷入戰火。這是十三億中國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殺是必須的，不但要殺，還要趕在他從叛軍旅長升級為“軍人總統”以前，一舉殺掉。
對於此事，相應保密、保障、監督製度經多年實踐改進、完善，已足以保證將製度漏洞造成的泄密可能撲滅於未燃。
在目標人物的行蹤判定上，主要依據總參作戰部及戰區、集團軍、師級作戰指揮機關提供的前線戰報，但分類、分析環節是由“血鳥”內部的專職情報分析單位獨立完成。
條件成熟後，向敵後滲透偵察單位，跟蹤監視。
待時機也成熟，則由另一撥“血鳥”實施執行。行動過程中若需戰區總部或一線友鄰單位協助，隻能以戰區機關相應保密部門的名義進行。
盡管如此，最後行動還是失敗了。
道完各中內幕，鱷魚痛心癡首。
“失敗倒不要緊，敗了還可以再來，畢竟這是戰爭，哪一個將軍不是讓部下鐵桶似圍著自己。最要緊的是他知道誰殺他。如果是林蘭或者王達明，他最多躲得再好點，我們終究還有機會。但有足夠跡象表明，他已察覺到那是我黨中央直接下達的。”
“這就意味著司馬之心，路人皆知，他的兵變可能會提前。”徐風昂心領神會，“否則下次動他的就不是我黨中央，而是敵統治當局，甚至其它對‘軍人幹政’深惡痛絕的有識將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