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相關 兵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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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兵製
中國宋朝(960～1279)重建統一的封建政權,南方經濟發展較快，北和西北地區民族/矛盾轉趨激烈。建立統一的封建政權後，進一步強化中央集權，軍事製度發生巨大變化。北宋時期皇帝直接掌握軍隊的建置、調動和指揮大權。其下軍權由三個機構分任。樞密院為最高軍事領導機關，掌軍權及軍令，三衙，即殿前司、侍衛馬軍司和侍衛步軍司，為中央最高指揮機關，分別統領禁軍和湘軍；率臣，為禁軍出征或鎮戍是臨時委任的將帥，統領地分屬三衙的禁軍，事畢皆撤銷。
兵符出於樞密，而不得統其眾；兵眾隸於三衙，而不得專其製。”樞密院有調兵之權，卻不掌管軍隊；三衙掌管軍隊，卻無調兵之權；遇有戰事，由皇帝任命率臣領兵出征，從而實現了“發兵之權”與“握兵之重”的分離。這種體製對於消除中唐以來綿延200多年藩鎮割據的局麵，確實起到了重大作用。在平定各地割據政權的過程中，各小國軍隊中的精兵被收編入禁軍，編入殿前司1127年後，金兵繼續南下，宋政權偏安江左。北宋和南宋的軍事製度有許多不同之處，但總的是吸取晚唐、五代軍閥割據的教訓，皇帝加強集權，削弱大將兵權，以文臣禦武事；集中大量財力、物力,供養大批招募來的軍隊,募兵製始終居於極其重要的地位。
兵力的配置上，宋朝軍製遵循“強幹弱枝，內外相維”的原則。禁軍中最精銳的殿前軍駐守在京城，侍衛親軍駐紮在各地。京城的人馬最為精強，各方鎮知道兵力不敵，不敢造反。這就是“強幹弱枝”。如果京城有變，在各地駐紮的禁軍聯合地方的兵力，也足夠對付變亂。這樣就“內外相製，無輕重之患”，這就是“內外相維”。北宋軍隊由禁兵、廂兵、鄉兵和蕃兵組成，以禁兵為主體構成一種中央軍和地方軍、正規軍和非正規軍相結合的武裝力量體製。
衙在北宋享有相當可觀的待遇，“其任之也重，則其待之也亦不輕”，[5](續集卷44)是當時北宋朝野上下的共識，如宋太祖朝就是：“封父祖，蔭妻子；榮名崇品，悉以與之”。[6](卷8)神宗亦批曰：“殿前、馬、步軍三帥，朝廷待遇，禮繼二府，事體至重。”[7](卷274)所謂“待之也亦不輕”、“事體至重”，除三衙為北宋“武臣極任”，地位居武將之首外，具體說來還大致有以下各種名目：
俸祿優厚
武臣俸祿之厚本屬北宋俸祿製度的特點，如時人張演有雲：“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祿而薄其禮。”[5](後集卷21)三衙作為“武臣極任”，當然更為突出，像仁宗朝禦史中丞賈昌朝在分析外戚等“恩幸子弟”垂涎三衙職位的原因時就說：“其誌不過利轉遷之速，俸賜之厚耳。”[7](卷138)事實也就是如此。
恩蔭妻子
恩蔭，又稱“任子”、“門蔭”、“世賞”，是指朝廷根據官員職、階高低而授給其子孫或親屬以官銜或差遣的製度。北宋恩蔭之濫是空前的，僅名目就分為郊祀、聖節(皇帝生日)、官員致仕、官員申報遺表和臨時性恩典五大類。從真宗朝開始，北宋恩蔭製度趨向固定化，規定：文官自侍禦史知雜事以上，每年蔭補一人；從帶職員外郎以上，每三年蔭補一人；武臣從橫行以上，每年蔭補一人；自諸司副使以上，每三年蔭補一人[8](P640)三衙除依例享受上述待遇之外，還有所謂“初除管軍恩例”。以位至節度使的殿前都、副指揮使為例，一是加封母、妻，“母封郡太夫人，妻封郡夫人”。[9](卷中)二是補親子或孫一人為閤職。如神宗元豐元年十月四日，以左侍禁賈裕為閤門祗候，“先是，賈逵以經畫鄜”延邊事得子祐閤門祗候，後除殿前副都指揮使，以例乞除裕閤職，詔止遷一官。至是，逵再乞。上批：‘裕元合與閤職，以遣逵經畫邊事，特推恩，今逵所乞，乃除殿帥恩例，可依所奏。’”[4](職官三二之五)又如高宗紹興元年十月二十二日，“樞密院言郭仲荀乞初除官軍恩例，吏部擬申當得閤職”。閤職，乃當時易於升遷的美職，時人至有所謂“寵在閤職”之說。故宋高宗在批準郭氏乞初除三衙恩例後，即有“祖宗待三衙之厚如此”[4](職官三二之九)的慨歎。三衙其他管軍的恩例要略低於殿前都、副指揮使，但亦相當優厚，故真宗朝馮守信為三衙，“其弟嚐欲上其子為守信子，以取高蔭”。[7](卷95)此外，因職在親近，三衙還有時常於皇帝麵前請求親屬恩澤的便利條件，仁宗時不得不下詔，要求“官軍臣僚非乾元節及大禮，不得非次陳乞親屬恩澤”。[7](卷136)
上殿奏事
仁宗朝規定：“詔殿前、馬、步軍，今後所奏本司公事，除係常程依舊例轉奏外，如有非泛擘劃，急速公事，在後殿祗應，便令免杖子，窄衣上殿；若非本司公事，別陳利見，即關報閤門，依例上殿，更不旋取旨。”[7](卷156).
回朝賜宴
自真宗朝開始，三衙回朝朝見皇帝例得賜宴，據《長編》卷84記載：“鎮定路都部署、步軍副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王能來朝。故事，節帥陛見必賜宴，掌兵者則不及。至是，特令用藩臣例。有司言能既赴坐，而殿前、馬軍帥曹璨等皆當侍立，品秩非便。乃詔璨等悉與坐，自是掌兵者率以為例。”
揖見宰相
北宋宰相位高權重，儀製煊赫，三衙見宰相，須執禮甚恭，《文獻通考》卷58《職官十二》引沈括《筆談》曰：“三衙內中見宰執，皆橫杖於文德殿後，立廊階下唱喏；宰相出，立階揖之。外遇從官於通衢，皆避焉。此禮久廢，惟內中橫杖之禮，至今不廢。”但宰相也要以禮相還，如仁宗朝王曾為相，“殿前副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楊崇勳嚐詣中書白事，屬微雨新霽，崇勳穿泥鞹直登階，曾頷之，不以常禮延坐”。[7](卷103)楊崇勳雖不得預坐，但從此事可以看出在“常禮”即通常情況下宰相是要給三衙設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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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兵製
中國明朝(1368～1644)改革元朝軍事製度，創立了獨具特色的衛所製：皇帝獨攬軍事大權，全國要地設立衛所，軍丁世代相繼，給養仰賴屯田。此製在維護明朝君主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軍隊的統轄與衛所製
朱元璋統一全國後，采納劉基建議,立軍衛法，在全國建立衛所,控扼要害。中央設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1380)改為五軍（即中、左、右、前、後軍）都督府，為最高軍事機關，掌管全國衛所軍籍。征討、鎮戍、訓練等則聽命於兵部。遇有戰事，兵部奉皇帝旨意調軍，任命領兵官，發給印信，率領從衛所調發的軍隊出征。戰爭結束，領兵官繳印於朝，官軍各回衛所。這種統軍權與調軍權分離和將不專軍、軍不私將的製度，旨在保證皇帝對全國軍隊的控製。在地方，設都指揮使司（簡稱都司），置指揮使，為地方統兵長官。都司之下，在衝要地區的府(含直轄州)、縣（州）置衛或設所。一般衛由衛指揮使率領,轄5個千戶所，共5600人；千戶所由千戶率領，轄10個百戶所，共1120人，百戶所由百戶帶領，轄2個總旗,共112人；總旗轄5個小旗,共50人；小旗10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全國都司、衛所，共設都司17個、行都司3個、留守司1個、內外衛329個、守禦千戶所65個。兵額最多時達270餘萬人。
明朝軍隊分為京軍（亦稱京營）和地方軍兩大部分。京軍為全國衛軍的精銳，平時宿衛京師，戰時為征戰的主力。洪武初年，京軍有48衛。成祖遷都北京，京師接近前線，京軍多達72衛，並正式成立了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平時，五軍營習營陣，三千營主巡哨，神機營掌火器，戰時扈駕隨征。以後，京軍製度累有更易。此外，尚有拱衛皇帝的侍衛親軍，如錦衣衛和金吾、羽林、虎賁、府軍等12衛軍，以及隸屬禦馬監的武驤、騰驤、左衛和右衛等4衛營。地方軍包括衛軍、邊兵和民兵。衛軍配置於內地各軍事重鎮和東南海防要地。邊兵是防禦北方蒙古騎兵的戍守部隊，配置於東起鴨綠江、西抵嘉峪關的9個軍鎮，史稱“九邊”。民兵是軍籍之外、由官府僉點、用以維持地方治安的武裝，內地稱民壯、義勇或弓兵、機兵、快手,西北邊地稱土兵,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有苗兵、狼兵等土司兵。此外，還有不同行業和階層組建的礦兵、鹽兵、僧兵（少林兵、五台兵）等，遇有戰爭，常被召出征，戰爭結束仍回原址。
衛軍主要是步軍、騎軍，東南沿海也置有水師。官府曾命福建、江浙沿海諸衛造船抗倭，使水師獲得了很大的發展。衛軍的武器裝備，不僅刀牌、弓箭、槍弩等冷兵器製作精良，火器已占很大比例，銅銃、鐵銃、地雷、各類火炮開始裝備部隊。中央還設立兵仗和軍器兩局，負責鑄造火器。各省都司、衛所也遍設雜造局，專管所在衛所的兵器修造。明初，衛軍主要來自隨朱元璋起義的“從征軍”、元朝和割據勢力投降的“歸附軍”、因犯罪而被謫發的“恩軍”以及抑配民戶入伍的“垛集軍”。“垛集”原是軍伍缺額時抑配民戶補充軍伍的一種辦法，朝廷頒行《垛集令》後成為衛軍的主要征集方式。按《垛集令》的規定，民3戶為1單位,其中1戶稱正戶，出軍丁，其餘為貼戶，正軍死，貼戶丁補。永樂以後，正戶與貼戶的壯丁輪流更代為軍。軍民嚴格分籍。當軍之家皆入軍籍，稱軍戶，屬都督府，不受地方行政官吏管束，優免一丁差徭，身份和經濟地位都與民戶不同。軍戶固定承擔兵役，父死子繼，世代為兵，並隨軍屯戍，住在指定衛所。若軍戶全家死絕或逃亡，由官府派員到原籍勾補親族或貼戶頂替，稱為“勾軍”或“清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