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高崗權力欲膨脹，以功臣自居，突出自己，搞獨立王國，並同饒漱石結黨營私，搞地下活動，對抗中央。毛澤東早巳洞察其奸。1954年1月的一天，毛澤東接見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捷沃西安和尤金大使時，有意識地透露了我們黨內的一些重要情況，目的是暗示蘇方要有思想準備。高崗同蘇聯關係密切，毛澤東是很清楚的。客人的這次來訪，主要是高崗陪同。尤金感覺出中共黨內可能有些問題，但由於毛澤東並未點名，使得不知內情的大使還是如墜雲霧。直到1954年2月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召開後，劉少奇、周恩來在中南海召見尤金，通報高饒分裂黨的陰謀活動時，憨厚的大使才恍然大悟。
尤金的大使任期經曆了中蘇關係由親善向不和，又走向破裂的時期。從個人私交來說，尤金同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的關係是親密的，特別與毛澤東，更是親密。然而，作為大使，他的使命，他所處的環境決定了他必須按莫斯科的旨意行事，服從上級的命令。固然，後來赫魯曉夫對中方的種種異常舉動，不但讓中國領導人大為憤怒，而且也使這位大使甚感困惑。到他大使任期的後期，尤金感到的不再是作為中國客人時的那種愉悅、歡心和無憂無慮，而是不盡的煩惱、無奈和不安。這時大使的使命成為單純的蘇中首腦信息的傳遞者。就是這一差使，赫魯曉夫還怨尤金不稱職。
1956年10月，波蘭事件期間，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決定，毛澤東在中南海菊香書屋約見尤金，明確向蘇方宣布中國共產黨堅決反對蘇聯武裝幹涉波蘭內政，尤金非常緊張，滿頭大汗。
1958年7月21日，尤金奉命求見毛主席，轉達蘇聯領導人想在中國建一個長波電台和組建共同艦隊的意圖。毛澤東在中南海遊泳池會見了尤金。畢竟是涉及國家主權，當毛澤東聽完翻譯後，頓時驚愕得說不出一句話。好幾秒鍾後，突然嚴肅地問大使：“你們是什麼意思？為什麼要這麼個搞法？”尤金隻能無奈地搖搖頭。毛澤東遏製怒火：“你講不清，讓赫魯曉夫自己來講！”
第二天，毛澤東召見尤金，闡述問題的嚴重性。他沉重地告訴大使：昨天你們走了以後，我一直睡不著，也沒有吃飯。所以，再請你們來當個醫生，下午就可以睡覺吃飯了。並自嘲地羨慕尤金：你們很幸運，能吃飯、睡覺。老朋友交談，坦蕩無遮，毛澤東誠懇地要尤金把話原原本本地轉給赫魯曉夫：我們之間沒有緊張局勢。我們是十個指頭，九個指頭相同。但是，你們一直不相信中國人，中國人被看成是第二個鐵托。我們名義是兄弟黨，實際上是父子黨。
赫魯曉夫感到事情不好辦，立即秘密飛抵北京。
這位蘇聯領導人來華後，首先埋怨尤金沒有明白蘇聯領導的意思。在同毛澤東的交鋒中，赫魯曉夫把尤金當“替罪羊”，一再責怪這位下屬辦事不行，沒向中方解釋清楚。這次中蘇不愉快的首腦會晤後，尤金在赫魯曉夫眼中已是印象不佳，但為了尊重中國政府的意見，到底還是沒有撤換他。直到1959年，尤金大使任期屆滿，才調回國，繼續當他的科學院院士。
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尤金鬱鬱而歸。應該講，毛澤東並未責難這位大使。《毛澤東選集》第一、二、三卷的出版及俄文版的發行，凝結了這位傑出的哲學家、理論家的心血。他曾經作為中蘇友好關係的使者，為鞏固和發展兩國人民的友誼做出了他個人的突出貢獻。這一點，毛澤東不會忘記。作為政治家，毛澤東更清楚，尤金無須為中蘇友好關係的逆轉負什麼責任。因為，對於中蘇關係的惡化，尤金本人也同毛澤東一樣痛心，作為一個大使，他是無法扭轉乾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