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三農問題
征地黑幕
中國農村最大的腐敗來自征地，中國農村最黑的黑幕莫過於征地黑幕，中國農村最高的機密莫過於征地的地價，中國農村最能魚肉農民的劫掠手段，莫過於低價征地。
每次低價征地，都有一大批一夜暴富者，成為百萬、千萬、億萬富豪，而每次低價征地都會使成千上萬的農民一貧如洗。
我們將這稱作征地致貧。
低價征地對於許多中國農民是比泥石流、地震、大旱大澇更可怕的災難，所有的自然災害都隻能搶走他們一季的收成，可低價征地能永遠地讓他們一無所有。人禍比天災更可怕。
保護農民利益，請從征地始。
誰搶走了他們的土地
1993年，自貢市開始建設高新技術開發區，當時計劃征用土地10平方公裏。
十年過去，自貢市高新區已經完成了50%的土地征用計劃。其中緊鄰自貢城區的紅旗鄉，有上千戶農民因此離開了生養了幾代人的土地。麵對高新區一棟棟拔地而起的高檔住宅，這些農民目前的生活狀況是怎樣的？
在高檔住宅藍鷹花園的建設工地上，黃永農和村裏的幾個人正埋頭揀著垃圾。這樣忙上一整天，他們也隻能掙到五六塊錢。糊口都難，更不要說養家。1995年以前，黃永農是紅旗鄉的農民，而現在他主要靠拾破爛為生。
征地使他們淪為赤貧的貧民。
以白果村八組為例，過去，征地前，全村280人擁有土地303畝，主要種糧食和蔬菜，再加上一些副業，農民的人均年收入能達到兩千元。雖不富裕，但生活還不成問題。
1995年他們的土地被“征用”，按照當時的補償標準：18歲40歲的農民，一次性領取安置費8000元，40歲以上的農民，每月發放生活費54元。54元，平均每天不到2元，他們如何生活8年過去了，很多農民領取的8000元安置費早就用完，他們什麼都沒有了。
從1997年開始，失去土地的村民又要失去祖祖輩輩住了幾代人的房子。
據調查，這15，000畝土地被按每畝地0.8萬元的低價，被有著地方官方背景的彙東股份有限公司強行“征用”後，轉手被按每畝地20～30萬元賣出。也就是說，這些每畝價值20～30萬元的地，是被按每畝地0.8萬元征用的。這些以不到2.5億元買入的15，000畝土地，被以30～45億元的高價賣出，一筆倒賣就賺了好幾十億元！
一夜間造就了多少暴發戶，造就了多少百萬、千萬、億萬富豪，誰能知曉其中的黑幕而一次征地又使多少農民重返赤貧
農民們憤怒地說，他們比強盜還厲害，強盜隻能搶走農民們的浮財，可他們搶走的是土地，是農民的不動產！
這是買賣還是打劫
這是征地還是圈地
地價黑幕有多黑
2000年，登封鐵路有限公司委托河南省登封市政府征用了2300畝農民的地，開始修建鐵路，如今這塊地已經被征了好幾年了，鐵路也快修好了，可是失去土地的農民，至今還搞不清楚，他們的土地補償費到底是多少
這裏還有一件奇怪的事，農民的土地被永久地被占用了，這明明是在買賣土地的使用權，卻為什麼不是“地價”，而被稱作“土地補償費”如此稱謂，是表示僅僅隨便給一點錢，“補償”一下就完事了嗎
登封市東金店鄉村民們大惑不解地說：“俺這是一級保護地，給了咱4300（元）。我覺得這很低，這裏有一定問題。”
盡管村民們有著種種疑問，但登封市政府2000年1月的一份文件，卻明白無誤地寫著，政府給每畝土地的補償就是4300塊錢。
如此之好的良田，居然會便宜如此嗎
4300元，如果你給你的父母在遠郊買一座陵墓，那隻是1平方米的地價哪。可這竟然是登封市政府征地一畝地的地價。
失去土地的農民始終不信這份政府文件，他們終於找到了另一份文件。
庫莊村的一位村民通過關係，真的拿出了一份每畝土地補償8500元的合同。這份合同的內容顯示，登封市政府早在1998年，就與登封鐵路的建設方――登封鐵路有限公司，簽訂了征地協議，所征的就是這2300畝土地。隻不過，登封鐵路有限公司給政府的土地補償是每畝8500元，而政府給農民的補償是4300元。
這份協議上蓋有登封市政府的公章，簽字人是劉安傑。當時劉安傑是登封市主管土地的副市長，現在是登封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
按照土地法的有關規定，農村土地屬於農村集體所有，其使用權和收益權也都應該屬於農村集體。可登封市政府從每畝8500元的土地補償中，截留了4200元，2300畝土地，一次截留的資金就高達1000萬元！
每畝8500元的土地補償本身就是低得讓人憤怒的低價，這點錢在一座陵園，僅僅隻是兩個平方米的地價，可居然用這個價“買”走了農民2300畝的良田，這且不說，還被當地政府攔腰一刀，切走一半！
對於登封市政府和庫莊村的村民，這都是天大的秘密。
我們想發問的是：登封市政府真的對窮苦無助的農民，失去生存依靠的農民，就全無體恤之心嗎
於是，不甘受騙的農民開始千方百計尋求破解地價之謎。
終於，2000年下半年，登封市東金店鄉庫莊村一位叫王東嶽的農民，從鐵路公司那裏拿到了這份登封市政府和鐵路部門簽訂的，每畝8500元的土地補償協議。於是，他決定和另兩位村民劉河川、劉學仁，一起拿著這份證據，到登封市政府去“討個說法”。
但是，2002年9月，登封市檢察院以涉嫌貪汙為由，對這位三位農民實施了逮捕，和他們同時遭到逮捕的還有庫莊村村支書馮西賓，罪名也是涉嫌貪汙。如今這四個人都被關押在登封市看守所。
從檢察機關的材料來看：2000年10月，以上4人貪汙了20萬元公款。
事情是這樣的：2000年的下半年，王東嶽等人拿著這份“絕秘文件”找到了登封市副市長的劉安傑。
劉安傑副市長對這件事提出了如下的妥協：
你們把協議交了，登封市政府給你補點錢，不要對任何人說是每畝地是按8500元征用的，這是保密費。
這是一筆肮髒的交易。
對於登封市政府來說，他在收買這幾位掌握了證據的農民，要他們為這件價值1000多萬元的超機機密保密，而這幾位農民則出賣了全體村民的利益。
可登封市檢察院以涉嫌貪汙為由，對這位三位農民實施了逮捕就有點荒唐了，“貪汙置”是一種“瀆職罪”，是一種“職務犯罪”，對於這位三位無職無權的農民，這個罪名顯然不適用，有點兒牛頭不對馬嘴。
可登封市政府要把這筆保密費交給這幾位村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總不能寫個“保密費”從財務上走賬吧真如此赤裸裸地劃賬，審計上能不發現嗎監察上能不發現嗎能不出問題嗎在這件事上，登封市政府很動了些腦筋。
從檢察機關的材料來看，王東嶽等人所分的款是應該用於開墾耕地的“造地費”。
2000年10月，登封市政府通過登封市土地局撥了20萬元專款給庫莊村造地。這樣看來，登封市土地局也參予了對這筆交易黑幕的“保密”工作。而後來事件的進展表明，參予了對這筆交易黑幕的“保密”工作的，還不隻登封市土地局這麼一級政府機關。因為登封市土地局是不能直接把這筆錢劃給這四個人的。
10月10日，庫莊村當時的村支書馮西賓從東金店鄉政府領到了這筆錢，隨後，就與王東嶽、劉河川、劉學仁進行了瓜分。其中王東嶽分錢最多，達10萬元；作為村支書的馮西賓分得4萬5千元。
這是由於8500元《土地補償的協議》是王東嶽搞到手的，貢獻最大，因此錢分的最多。東金店鄉的負責人裏要求馮西賓對此事嚴格保密，因此，庫莊村的其他村幹部和村民都對此事毫不知情。
也就是說，東金店鄉政府也參予了對這筆交易黑幕的“保密”工作。
為此，這幾位村民在拿到這筆“造地費”後，還出具了《保證書》，保證再也不向上麵各級領導反映這件事了。此事到此為止。
可這是畢竟是一筆肮髒的交易，於是便難保不出問題。
2002年，登封市檢察院在接到舉報後，決定對四人進行立案偵查，9月，以貪汙罪為由，對馮西賓、王東嶽、劉河川、劉學仁四人提起公訴。
事情終於因此而東窗事發。
王東嶽等人拿到20萬元之後，就把作為證據的8500塊錢的《土地補償的協議》交給了登封市政府，但是王東嶽多了一個心眼兒，留下了一份協議的複印件。
當王東嶽等人被逮捕之後，其家屬拿出這份複印件廣為傳發，四處反映。登封市政府截留農民土地補償款的事情，終於引起了上級部門的高度重視。河南省省長李成玉批示“不得輕易傷害群眾利益”，要求有關部門妥善解決此事。登封市政府已做出決定：將截留的鐵路征地補償款，全部退還給群眾。
2002年9月，登封市檢察院以構成貪汙罪為由，對馮西賓、王東嶽、劉河川、劉學仁四人提起公訴。
2003年4月3日，登封市人民法院做出刑事判決，認為檢察院指控四人貪汙罪不能成立，但被告人馮西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夥同王東嶽、劉學仁、劉河川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將政府撥付給本村的20萬元“造地補助款”私分，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均已構成職務侵占罪。判處馮西賓有期徒刑五年零六個月，王東嶽有期徒刑五年，劉河川有期徒刑兩年零六個月，劉學仁有期徒刑一年零六個月。四人均不服，已上訴至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正等待二審判決。
此案僅僅是一個孤立的個案嗎
這件事到此似乎該畫上句號，可我們不能不問的是：每畝8500元的征地費，對於這2300畝土地真是一筆公平的交易嗎
據土地部門所公布的數字，近幾年來，由於低價征地，農民所蒙受的損失超過了兩萬億元！兩萬億元，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數字嗬。中國250萬海陸空大軍一年的軍費開支也不過1500億元，這筆損失足夠中國250萬大軍吃十幾年哪。
低價征地使本來就使最貧窮的農民階層更加貧窮，可就是低價征地的征地款還在被層層盤剝，層層克扣，到農民手裏還能剩下幾多
不要以為登封市東金店鄉庫莊村土地案僅僅是一個孤立的個案，筆者曾接待過許多農民的投訴，也就曾經就此作過調查，幾乎所有的遭遇征地的農民，被征地的農民都不知道原始的征地價到底是多少錢，而縣鄉村三級政府到底截留了多少錢，這也是農村征地的最高機密。這種交易黑暗的程度難以想像。農民的憤怒和農民的無助讓人悲哀，讓人無法保持沉默。
誰是土地的主人
這個問題在征地的過程中表現得特別尖銳。
在2003年的本屆人大會上，來自黑龍江的人大代表楊信提出的一份建議，很快獲得了53名代表的聯合附議。在這份建議中，代表們提出，農村土地產權需要進一步明晰。
那麼，這裏就產生了一個問題：農村的土地產權到底明晰不明晰
說不明晰，不對。關於農村的土地產權歸屬，法律中規定的十分明確，一點都不含糊。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條中說：
“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有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於集體所有。”
規定得如此明確，怎麼說不明確呢
可人大代表們又的確沒說錯，農村的土地產權又的確不明確。
那是因為“集體所有”本身就是一個定義含糊的詞。集體所有到底歸誰所有誰都是，又誰都不是。對“集體所有”，代表們、經濟學家們認為，是農民，即土地承包人所有，可實際上的情況是村委會、鄉委會所有。到底歸誰有，理論與現實是兩張皮。而且胳膊扭不過大腿。
關於“集體所有”，還是讓我們聽聽人大代表們是怎麼評論的：
在這份建議中，代表們認為，應該把現有的土地根據統一的規劃，明確地劃分為國家、集體和個人三種產權性質。（這裏第一次地提出了“個人所有”的產權性質，而我國的現行法律隻承認國家、集體兩種產權性質。——筆者注）並建立統一的土地交易大市場，允許不同性質的土地，在自願的前提下，進行流轉。
請注意這段話：“建立統一的土地交易大市場”，可在這段話的結尾處使用了“流轉”一詞，而非“交易”一詞。
這個建議非常重要，它說到了中國“三農”問題的病根兒上，在城市，在工業、商業上都己作到了在產權製度上的多元化，出現了公有製經濟與非公有製經濟並重的局麵，可農業上仍是單一的公有製經濟模式。在此種單一的公有製經濟模式下，農業如何能強大起來
人大代表、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市長楊信認為：“我考慮，長期以來解決“三農”問題僅在生產力範疇是不夠了，應該研究生產關係。這麼大一個國家，生產力千差萬別，用單一的集體承包所有經營一種模式，從理論到實踐上，是行不通的，改變以後，簡單說，就要實行農村土地產權多元化、產權明晰化。”
這段話出自一位高級官員之口，說得十分精辟。他在進一步解釋代表們的建議。
針對楊信等代表的建議，原國家土地管理局副局長，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劉文甲認為：即使劃分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的產權，依然不能解決產權不到位的問題。
劉文甲說：“‘農民集體所有製’這個詞本身就是模糊的，到底哪些人是農民，多大範圍，哪個農民有多大權利，不知道。結果這個權利就被村民委員會、鄉政府他們當上所有者了，但是法律規定，村民委員會和村民小組是經營管理者不是所有者。”
他的話可說是對土地問題的真知灼見，一語中的，而且說到了中國土地問題的徹骨之痛。
他到底是當過國家土地管理局副局長的人，對中國的土地問題了解得如數家珍的人，他真的說到了中國的土地問題的病根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