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先生笑了一笑。這一笑裏，蘊藏著他的飽滿的世故閱曆，同他的人生哲學。他說：“你究竟年紀輕，還不知道世上的艱苦。什麼外國人占高麗，占這占那，這和我們有什麼相幹？我勸你最好還是置幾頃地，有上三頃五頃的，再好也沒有了。說什麼也是地好。古話說，有地能治百病，你是良友的朋友，我要把老實話告訴你。你千萬不要上人家的當。”
“要是我們的國家亡了，有地也是無用的了。”
“為什麼無用？誰來做皇帝，就給誰納糧好了。”
我當時再也沒法往下說。後來我想到，這位老先生的話，很可以代表中國一般老百姓的意識和觀念。這種意識觀念的形成，一方麵是由於專製政治，使人民覺得國家隻是一姓的私產，和自己毫不相幹；一方麵也是由於在私有製製度之下，他們深深地感到土地分配不均的痛苦。因為人民的生活所需，完全仰給於土地。 有了土地不但生活有保障，而且門第也隨之而高，可以睥睨於鄉裏；沒有土地的人，勞苦終年，難得飽暖，就隻好受苦一世了。 因此人民深知土地的可貴，企求獲得土地的心也就更加迫切了。
這次在曹州府，我順便去見陸朗齋將軍，談了些關於軍事方麵的問題。臨別，他送了我一本彭剛直公的奏稿。他說這本書，很有意思，叫我拿回去仔細讀一讀。
同家兄在一塊盤旋了六七天，把要談的話都談完，便從那兒和穀良友兄動身，騎馬到了開封，會晤一位和我同時入伍的朋友李健亭先生。健亭那時在河南混成協第二標當執事官，多年故舊，一旦聚晤，促膝長談，個中自有一番樂趣。在這裏不曾久停，又乘車到鄭州，由鄭州轉北京，再回新民府。火車中所見的情形，也很使我憂悶。旅客之中，我們自己的同胞，一路上不是亂吃東西，就是躺著歪著呼呼大睡，好像他們隻有對於吃和睡發生興趣。外國旅客就不然，或是看書，或是看報，女子則一邊編織衣服，一邊教小孩子認字看畫，至少也是談談話，看看窗外景物，消磨時間，沒有濫吃濫睡的。車上查票者都耀武揚威，開口就是叱罵， 對於旅客，儼如審判官，十分地令我憎厭。那時從北京到新民府這段路還沒有直達通車，途中須在山海關換一次車。換車的時候，意外地碰見了一位朋友張君，他的大名恕我不在這裏說出來。他原是第三鎮的軍官，剛從陸軍大學畢業，正要回營去服務。因為過去我們曾在一個隊子裏當兵，所以見了麵，彼此分外地親熱，談的話也很多。我最不能忘記的，是有一次出旅館去散步，他同我談了一番“麻將做官論”。這段話很使我驚訝，所以我至今還記得很清楚。
“煥哥，”他說，“現在你會打麻將了嗎？”
“我不會。”
“你怎麼不學呢？”
“國家快要亡了，好多地方都被人家占去了，我們都是青年軍官，身上的責任重大，我們不應該沾染這些不正當的惡習。”
“你太傻了! 我原先也是不會打麻將的，可現在學會了。這玩意兒很容易聯絡人，如今馮國璋的親戚，段祺瑞的子侄，都同我感情很好，都是打麻將的時候聯絡認識的。我們借著這個機會，什麼話都可以說，什麼人都能聯絡得上。你如果不會打麻將，你憑什麼和人家聯絡？你不會聯絡，憑什麼能做官？我勸你不要老是死心眼兒，也活動活動吧？”
他滔滔不絕地發揮這樣一番妙論，我聽著，怎麼也不能入耳。待了半晌，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想不到他在陸軍大學畢了業，就變成這樣的一個人。 國家設辦高等軍事教育機關，每年不知花費人民多少血汗錢，結果卻造就出這樣的捍衛國家、造福人民的人才來，豈不令人痛心!這些話在我心內直打轉兒，我勉強地忍住，不曾說出來。當時點頭而別，各自住到旅館裏去。
那晚上本來和他約定的第二天乘火車同出關。可是第二天我在車站上等他，怎麼等也等他不到，看看離開車隻有一個鍾頭了，我隻有趕忙到旅館裏去找他。到了那裏，門口站有勤務兵，不許我進去。我一定要進去，到他房間裏一看，還是昨天見麵的一批人在那裏，卻單單不見這位麻將做官論的仁兄。我探詢他到哪裏去了，大家都半吞半吐，想說又不好意思說出口。我料想其中必有蹊蹺，跑去問勤務兵，才知道他昨晚上打牌，同另外一位陸軍大學畢業生鬧翻臉，結果打起架來，彼此都被刀子把臉劈傷，住到醫院裏去了。我覺得又好氣，又好笑，心裏想，這一下，他的 “麻將做官論”可要破產了! 後來我回到新民府，打聽各方麵的朋友，知道這位仁兄那天的確鬧了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