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全聽營務處主張。”
“若是這樣地亂搶一陣，大家就能發財，那我早就領著大家去搶了。我比你們年紀大些，見的比你們多些。依我的主意，咱們暫時不要動手，等會兒，看著能搶的時候，咱們再大夥兒動手。 那時我們搶到的都集在一起，大家保管，大家花用。但要緊的是不要讓他們搶過了界，不然搶光了，就沒咱們的份兒了。現在大家快到西交民巷口去防堵，若是那邊有變兵往這邊衝，你們就告訴他們，就說西城留著咱們自己搶，不要讓他們闖過來! ”
那時事變蔓延，人心浮動，有限的一點紀律，顯有不能維係之虞。京中無論哪個部隊，都變得不穩。其情勢如瘟疫傳播，如大火之燎原，誰也沒能力遏止。這樣的時候，陸將軍卻能不慌不忙，從容應變，實在是難能可貴的。當時他講這番話時，我就在旁邊，他那種鎮靜自然的神情，使我非常地欽佩。這就是那次北京兵變，全城都焚劫一空，獨西城沒有遭難的緣故。
十二點鍾左右，槍聲漸漸響到前門外，這時陸將軍帶了二三十匹馬隊，坐了一輛馬車，從西單牌樓經西四牌樓繞過後門北新橋，轉而南行，到了總統府。那時袁世凱同他的少爺袁克定正在瞠目相向，毫無辦法。府中門窗什物，七零八落，地上縱橫狼籍地堆滿了殘斷的文件。袁看見陸將軍來了，喜出望外，哭喪著臉對陸將軍說道:
“到了這樣時候，什麼人都躲光了，你怎麼反倒來了？”
陸將軍說：“平常時候我可以不來，現在我卻不能不來。說話我不大會，趕到做實事的時候，我也許可以湊付的。”
袁就問陸將軍這事該怎麼辦？陸將軍說：“這事情總統不要管，無非一些土匪搗亂。交給我和薑桂題去辦好了。”
袁沉思一下，窘苦地說道：“好吧，這事就交把你們去辦吧。”
陸將軍退出來，已是天光破曉的時候了。
第三鎮殘餘的部隊，當晚即開城外，分駐南苑和長辛店等地。刁壞的分子鬧了這一場，善良的官兵自覺肉臭同味，走過街頭，低頭藏臉，羞憤得不得了。街上家家鋪子都關著門，門上貼出“搶劫一空”的字條，滿街上冷清清的，地上散亂著變兵們扔下的財物。一些窮人們瑟縮著身子到處搜尋拾著。
第二天絕早，各城口上和街衢上便貼遍了陸將軍同薑桂題會銜搜拿土匪嚴禁造謠的布告，於是滿街上捉土匪，抓嫌疑犯。一場巨大的兵變，硬被偷天換日，飾為土匪的騷亂了。
“草寇逃了民遭殃”，這話一點不錯的。搶掠財物的明明是那些官僚軍閥們製造出來的變兵，可是等到搜拿的時候，他們早已在天亮以前就四散竄逃得無影無蹤了。街頭巷尾狼藉著的布匹財物，都是變兵老爺們扔下的殘餘，無知的窮人們看了，不由得眼熱心迷，視為發財的大好機會。這一下就把他們坑了! 早上搜拿匪徒的布告張貼出來，窮人們卻不明白那是怎麼回事。於是揭開了最慘痛的場麵：滿街上不少的小販和車夫們，背負著被窩，挾帶著布匹衣服，被搜拿匪徒的軍警們追著亂跑。有的慌了手腳，往胡同裏躲藏，軍警在兩頭一堵截，一個又一個，都被拴上了繩索。“人家牽牛他拔橛”，這就是罪狀。那些可憐無告的窮人們，都被當做了昨夜鬧事的匪徒，牽到天橋去砍下頭來，把東單、西單和四牌樓的牌樓上各掛兩個，示眾了案。
一場大禍完結了，惶惶的人心也漸漸安定下來了。不料秩序還未恢複，第二天晚上，薑桂題的隊伍—毅軍—又在西城嘩變起來。接著十四、十五兩日，天津、保定，都繼續發生兵變的事，一發不可收拾！兵變的範圍所以擴大到如此地步，一來是由於那些軍隊本身平素毫無訓練，毫無教育；二來也因為當局的處理，掩耳盜鈴，自欺欺人，他們看著人家鬧了事，發了財，並未蒙罪，於是不由得眼紅心動，從而效尤。這在當時人人都不及料，都不明白何由致此的。袁世凱看著舊有的軍隊，都是靠不住的了，於是另編練部隊，便有備補軍。待後邊再慢慢地說到。
在這裏，我要鄭重地說明一件事。那就是關於一九一二年正月十二日的北京兵變，許多文獻中都眾口一辭，說那是袁世凱預定的陰謀，故意製作出來，以為他不能到南京去的借口。我覺得這未免太恭維了袁世凱，當時老袁對於部隊哪有這樣擒縱的能力？ 我是一個實地的親身經曆者，據我所知，事實決不是那樣的。至於上麵陸將軍說過的段芝貴減餉的事，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其實這不過是一個表麵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在哪裏呢？第一，滿清政府雖已推倒，中華民國的金字招牌雖已掛了出來，可是整個社會的實質和政治方麵機構，卻並沒有什麼改變。一般人民的腦筋裏，依舊牢固地存著一個皇帝的偶像。尤其是軍隊中，士兵們平素受的政治教育，隻是忠於皇家，以革命為反叛。袁世凱以及他的左右，剛不久還是如此教育士兵，並且到處鎮壓革命，捕殺革命黨。忽然一天抖身一變，自己做起大總統，成為革命國家的首領了。士兵們的頭腦是簡單而固執的，在這一變換的中間，官長們又並未給他們以些微的新的政治意識。這樣，如何維係軍心？當時老
袁做了大總統，我就常常親見親聞許多官長目兵在背後切齒咒罵他，說他是個篡位的奸賊，憤激達於極點。第二，第三鎮的隊伍自在長春駐紮，軍紀就極敗壞。開到北京以後，墮落更甚。 官長目兵，公開聚賭，縱飲狂嫖，無所不為，訓練教育的事，完全廢弛了。唐天熹一團，甚至在總統府大賭大嫖，肆無忌憚。第三鎮這樣，其餘京畿一帶的駐軍無不如此。帶兵的荒唐，目兵從而效尤，統帥者聽任不問。好像他們以為皇帝倒了，世界變了，一切都可以胡作非為，用不著受拘束的了。第三，一方麵是如此任其荒唐敗壞，一方麵對於精明幹練、前進有為的青年官佐，則百般嫉忌，視如眼中釘，總要借些口實，把他們迫逐了才安心。比如劉一清、孫嶽等許多熱血赤心，有誌有為的官佐，多被逐走。於是庸懦無能者一一升官，各個軍隊都變成廢物集團。可是這種清除，事實上並不能做得徹底，留下來的官佐目兵之稍有誌氣者，把這些不平的事看在眼裏，想在心裏，不由得不憤鬱怨恨。結果一遇機會，自然就會潰決流膿的。這就是當年北京兵變的真正原因。編著曆史的人，說那是老袁有意指使的，固與事實相去十萬八千裏，就是減餉的事，也不過是一個導火線罷了。
說到編史的事，我在這裏想起一段題外的話來。一九三一年，我在上海遇某部次長，他拿他編著的一部中山全集給我看。這部書分上中下三冊，足有三寸多厚。我隨手翻閱了一下，無意中發現許多錯誤的記載，甚至把馮玉祥和馮國璋當成一個人。我把這種種錯誤一連找出十幾處，指給他看，他也覺得很不安。又比如一九三六年我在南京，有一天偶然翻閱高初中的曆史教科書，發現其中現代史各章，把十三年的打倒曹吳等役，都一律名之曰“軍閥混戰”，置革命的真義於不顧。我找了些當時的報紙請其參考，於是又改了回來。編寫曆史，如此顛倒黑白，輕率任意，實在是不應該的。我覺得寫曆史的人，不獨需要深思遠見與豐富的資料， 同時更需要無偏無倚的客觀態度和力求翔實的科學精神。這是極重要的。